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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提到，一次演讲后互动，有人说，张老师，你老讲中国人要自信，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已经很自信了，是不是可以少讲一些自信了。我说，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国人的自信心确实比过去提高了很多，但我也有一种感觉，这种自信有时候还不那么深厚，甚至还比较浅显。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发自内心的中国自信，一遇到风浪，我们就会失去定力。

我自己的中国自信源于自己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而且是通过广泛国际比较的研究，中国模式虽然还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地方，但它经得起国际比较，它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甚至胜出很多。

我是比较早讲中国模式的学者之一。我查了一下，我最早公开发表文章，提出美国模式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是2006年，也就是16年前。我那年完成了我一个长期的愿望，实地走访100个国家。到2006年，我实地考察了106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我自己对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一些整体思考，然后开始写我的《中国震撼三部曲》，大致从肯定中国模式，到研究中国模式背后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文化，然后形成比较完整地关于“文明型国家”的理论构思，并先后发表了三本专著，其中两本我自己翻译成英文出版，发行后还挺受欢迎。

从时间跨度上看，从2006年走完百国后开始写，于2008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触动全球》，我大致完成了关于中国模式的整体思考，基本结论是，通过实地考察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经得起国际比较，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当时我在撰写我中文著作的同时，也用英文撰文一些文章，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发表。

2006年11月2日我在《纽约时报》国际版发表“中国模式的魅力”（the Allure of the Chinese Model）一文，论述了为什么非西方国家采用美国模式大都失败，以及中国模式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

当时正值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参加这个论坛的非洲领导人人数超过参加非盟首脑会议的领导人。我说，他们来中国参加这个论坛，不仅是为了推动贸易、投资和援助，也是为了了解中国发展模式。

我指出，我走访百国后，发现美国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总体上非常失败。我做了一个预测，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的吸引力会超过美国模式。当时《纽约时报》还有一点制度自信，发表我这种小众观点的文章无伤大雅，还能显示自己开明，但今天它大概不敢发表这样的文章了。换言之，到2006年，我得出了基本结论：对于整个非西方世界来说，对于整个南方世界来说，中国模式应该比美国模式更有竞争力。

200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中国触动全球》，我是这样开始我走访百国后的政治叙事的：我是个幸运的人。1983年4月15日上午9点30分，我由北京首都机场搭乘中国民航973号班机经广州飞往泰国，这是我第一次出国。23年后的2006年7月17日清晨8点50分，我乘乌克兰航空公司218号班机由保加利亚的索菲亚起飞，经贝尔格莱德飞往乌克兰，走进了我的第100个国家。如果加上曾去过的香港、澳门、台湾等特殊地区，那么迄今为止，我已走访了106个国家和地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又有幸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担任过英文翻译，亲身感受了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才略和气度，以及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趣和性格；随后我又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感受到他的智慧对于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挑战所具有的意义。

我把自己的百国之行称为“世界大串联”，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国事访问”。我80年代做翻译的时候，有机会陪同不少中国领导人走访了亚、非、欧、美许多国家。回想起来，常会感慨万千。第二类是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我后来去国际组织工作，做翻译，搞研究，参加世界各地举行的国际会议，可以说是一种知识会餐，受益匪浅。第三类是学术访问。中国的崛起触动了世界，引起了各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各国同行探讨、交流，甚至辩论各种与中国崛起有关的问题，丰富了自己的学识和思想。最后一类就是纯粹的旅游，让心情自由飞翔，感受不同文明的风采和魅力。

细细想来，这样分类也无必要，因为“国事访问”并不都是“国事”，放松的时候就是游客。学术访问也并非总是学术，会议之后便是旅人。一路走来，最终的一切都化为自己的感受、回忆和思考，当然还有那挥之不去的中国情，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所见所闻，都会联想到自己的国家，并因此而获得某种感悟和认知。

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理念不知影响了古今多少人士，我今天也大胆地充当其中一员，做学问的同时，也走遍天涯海角，自然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思。作为一个中国人，通过旅行，思考，读书，写作，并与整个世界进行对话和交流，既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又是一种心智的挑战。这种难得的心路历程，值得与大家分享。

我有时也想，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人不出国似乎也可以了解天下事，我对外国的知识难道就一定比那些出国少的人多一些吗？不一定，我生活中也确实碰到过像邓小平这样智商极高的人物，他们出国不能算多，但对外部世界的把握之准令人叹服；不过我也相信这种情况只限于少数智商悟性极高的人，像我这等凡人之辈，还是比较相信自己亲眼见过的东西。

一路走来，自己真是有很多的感受可以与读者分享，但万事总有个开头、有个切入点。我反复考虑后，决定把自己对中国崛起的感受和思考作为切入点，来写自己百国归来的第一本书。中国的迅速崛起触动了世界，触动了这个世界的许多敏感的神经。我力求从一个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出发，结合自己对政治学的研究，力求用平铺直叙的中国话语来谈谈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热点问题，再尖锐的问题，也不回避。我相信随着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世界也将进入“后美国话语时代”，请大家注意，我是2008年就反复地讲：世界已经进入了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后美国话语时代。

遗憾的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界迄今还有一大批“精神美国人”，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不自信，想都不敢想这样的话题，好在我们年轻一代已经自信起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我接着这样写道：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发展，对于国际问题的认知，应该在汲取世界智慧的同时，也用自己的价值观加以检验，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论述。一个只会使用别人话语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没有分量的，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而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也确实需要中国人的智慧。

国家的命运，有点像人生。人要活得有意义，就最好对自己一生有某种总体的把握，这样才能活得自信、充实和幸福。同在一些涉及中国崛起的关键问题上，自己走的国家越多，形成的比较和感悟也越多，自己竟以为这样的比较和感悟也可以算是对事物发展的某种总体认知和把握，故不揣肤浅，信笔直书，以求与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共同探讨这些环绕在心的问题。但愿自己所写的内容对大家有所裨益。

这本书的出版，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该看的人都看到了，其中一位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总裁陈昕先生，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出版人，识人识货，他后来对我说，理论读物可以这样写，太好了，你的下一本书一定让我们来出，我们一定可以比新华出版社做的好很多。我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后来就是由陈昕负责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出版就成为学术畅销书，现在成了常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