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通过原创性的研究，才能提供有思想力量的产品，才能真正颠覆西方话语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事。”
“平实、平静、平视的基础上，用客观、真诚、立体的态度去讲好我们中国故事。”
“我想和西方世界讲中国制度的优势，该用什么样的故事去讲？”
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100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共同就如何讲好中国政治故事展开了演讲与讨论。以下为根据节目内容整理的文字稿。
张维为：
今天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日子，因为这是我们《这就是中国》的第100期节目。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对“百”字是情有独钟的，我们讲百年老店、百花齐放、百炼成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等等。回望我们这100期的节目，它横跨了不长不短整整两年半的时间——从2019年1月至今。
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惊心动魄的两年半时间，发生了很多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大事件。我们感到比较自豪的是，我们对这些事件几乎都做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甚至是比较准确的前景预测。
我们这个节目始于加拿大与美国勾结非法拘留华为高管孟晚舟女士，我们在第一时间就指出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不讲规矩的流氓国家，我们对此必须心中有数。中美贸易战爆发后，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指出美国将输掉这场愚蠢的贸易战。香港修例风波爆发后，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提出香港需要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香港将一路走衰。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西方媒体宣布这将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我们则在第一时间提出这不会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我们认为这更可能是西方自己的切尔诺贝利；我们还明确地提出，这场疫情将改变世界格局，整个世界将以更快的速度向东方倾斜，向中国倾斜，向社会主义倾斜。
我们还提出好多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机遇，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出手。
这百期节目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工业革命到文明型国家，从言论自由到中西方民主制度比较，从中国发展模式到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等等。我们还谈了美国疫情为什么失控、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等等。
但我们这个目标实际上是比较简单，而且始终如一的，也就是用中国人的眼光、中国人的话语把中国的事情、世界的事情说清楚。这中间一个主要的主题一直没有改变，就是要确立我们中国自己的政治叙事，或者叫讲好中国政治故事乃至世界政治故事。
那么我们也借这次第100期节目之际，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的思考和体会。
首先，原创性的研究比什么都重要。
唯有通过原创性的研究，我们才能提供有思想力量的产品，才能真正颠覆西方话语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事。
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的主流政治叙事总是基于一个非常浅薄又充满偏见的范式，或者叫话语范式，也就是民主还是专制这么一个范式。那么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西方一家界定的。
他们把西方实行的那种多党制、普选制界定为民主制度的唯一标准，认为这是普世价值，认为只有采用这样一种模式，中国才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才能被西方为首的所谓国际社会所接受。在这种模式、这种话语指导下，中国政治制度被描绘成专制的，然后西方可以不停地质疑中国什么时候进行政治改革，只要你不接受西方这种政治逻辑，那你就是支持专制。
我们不一样，我们通过原创性的研究，对西方政治学的这种主流范式进行了釜底抽薪的颠覆。我们认为如果世界上的政治制度只能分为两类的话，那只能是“良政还是劣政”。我们认为应该用“良政还是劣政”这个范式来替代“民主还是专制”这个范式，否则你既读不懂中国，也读不懂西方，读不懂这个世界。
我们还聚焦美国政治模式，认为美国人引以自豪的所谓三权分立，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美国自己政治制度的一个主要桎梏。
我们分析现代国家的时候，关键要看的不是所谓的政治领域内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而是要在一个更广的范围内，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关系，看这种关系是否有利于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今天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这三种力量的关系中，资本力量独大，几乎可以完全控制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所以这也是美国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对外穷兵黩武等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这次新冠疫情爆发，美国防控整体的失败，再一次印证了我们这个判断。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美国资本力量主导的政治制度把资本和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结果自然是天壤之别。
第二，我们要聚焦国际比较。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政治故事往往只有在国际比较中才能讲清楚，才能看清楚，才能说清楚，所以我们把重点一直放在“制度绩效”的比较上。
我经常用的方法，就是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几类，一类是发展中国家，一类是转型经济国家，一类是西方国家。我把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制度绩效”与这三类国家的“制度绩效”进行比较，得出一些我希望是经得起检验的、非常慎重的结论。
在这个过程中，我又把重点放在中国和美国的比较，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心气普遍都比较高，与一般的国家比，他兴趣不大，要比就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比，所以我们经常单挑美国，进行全方位的对比，在国际比较中，在和美国的比较中，确立中国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比方说我经常比较纽约和上海，这是公平的，因为这两个城市都是各自国家的发达板块。你论名义GDP，纽约比上海高4倍甚至还多一点；但你再比较其它指标，上海家庭的中位净资产——也就是老百姓究竟有多少家底、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基础设施等等，上海都明显好于纽约。
其中，人均寿命，上海是83岁，纽约是79岁，上海整整高4岁，这不是一般的高。上海的社会治安比纽约好十倍都不止，基础设施方面我认为上海领先纽约至少20年。实际上这些都是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指标，我们做得比纽约好很多。
当然，我认为这本身反映了名义GDP的指标——也是我们用得比较多的——实际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所以我一直提出一个主张，就是每当我们公布一个所谓按照与国际接轨的这种指标的时候，我们最好同时也公布一个更能反映中国人最关心的事宜的、更接地气的指标，这也是一种资政建言。
第三，要注重文化叙事。
中国政治故事通过文化传统的叙述来进行，往往更具有说服力。把中国政治选择和制度安排背后比较深厚的文化底蕴揭示、呈现出来，是一种中国政治叙事比较好的方法。这也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过的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我自己提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实际上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我尝试从中国古老文明与超大型现代国家结合这个视角，来介绍中国崛起、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这一方面是客观事实的陈述，同时也是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文化叙事提供了新的视角。
比方说我多次讲过这个观点，就是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它不需要别人认可，它可以独立地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过去就和别人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还是自成体系。
我曾经打过比方，讲汉语扩大自己的影响，不需要英语的认可，就像《孙子兵法》不需要克劳塞维茨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就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而更可能发生的，倒是前者逐步影响后者的问题，汉语可能会逐步地影响英语的发展，《孙子兵法》已经并将继续影响西方的军事思想的发展，孔夫子、柏拉图都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中国宏观调控和疫情防控等等，美国可以从中借鉴很多东西。
对于西方诟病最多的所谓“中国一党制”，我们也可以从中国政治文化传承来介绍。
中国是个超大型的文明型国家，是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是成百千个国家在历史上慢慢整合起来的国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我们的政治文化就形成了统一执政集团的传统，否则这个国家就可能四分五裂。
反对国家分裂几乎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最重要的传统，或者传统之一。辛亥革命后，中国曾经尝试过西方的多党制，但国家很快就陷入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局面。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执政集团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政治叙事也可以从中国民本主义这个政治文化传统来阐发。政治机器空转是今天西方政治模式一个最大弊病或者最大弊病之一，而中国人认为政治必须落实到改善民生，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民生的改善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改善。我想这条道路现今被证明越走越宽广，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
第四，从现代的视角出发来谈很多问题。
中国的崛起可以说是21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大事，尽管西方主流媒体出于意识形态还有其他原因，拼命地要诋毁中国，但纸毕竟包不住火，无论你走到世界哪个地方，今天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存在、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商品、中国的游客、中国的投资、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等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巨大的存在感。
我老说一出国就爱国，这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出国后许多国人发现中国在现代化的许多方面都走在西方的前面。那么把中国领先西方的现代化成就，以及背后的制度原因、制度安排都说清楚，我想能够使中国的政治叙事更具说服力、传播力、感染力。
以中国互联网发展模式为例，西方国家自互联网发明以后就把互联网变成一种政治工具，以信息自由、言论自由的名义对别国进行“政权更迭”，制造颜色革命，结果却创造了“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以及后来的欧洲难民危机。这样危机又加深了欧洲内部的各种矛盾和民粹主义，最终西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某种意义上，新社交媒体已经开始颠覆西方自己的政治生态，英国脱欧公投也好，美国特朗普总统当选也好，实际上都是很好的例子。
与此相反，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总的指导方针是民本主义的导向，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互联网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的获得感。
在这种民本主义模式指导下，中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国家。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也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人民的获得感前所未有，中国已经走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
第五，要打好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组合拳。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方话语，这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对于我们坚持中国道路是一种定海神针。
但是在今天，仅仅靠官方话语是不足以应对西方话语挑战的，因为西方话语对中国今天的围剿，它是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这三种话语的组合拳。所以，我们的反击也要打好这三种话语的组合拳。实践证明，这样做也有利于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话语僵化的问题。
第六，要把中国话语的建构和传播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事业。
像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有深厚文明底蕴的大国，它一定要有一个经得起国际比较的思想类的节目，用原创的中国话语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把世界的事情说清楚，为整个社会，为世界提供一种有品质的、有温度的、有品位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思想和理论产品。
我们的节目面向海内外广大受众群体，从机关干部到普通百姓，从社会中产阶层到海外华人，从90后、00后到耄耋老人，我们都力求使他们能够看得懂、听得懂，这也反映了我们为人民做学术的理念。
我们下了工夫在话语内容和节目形式上都进行一些探索和创新，比方说我们坚持真实的观众、真实的问题，直面百姓特别年轻人关心的问题，不回避任何尖锐的问题。在形式上，我们也坚持有一些创新，比方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出灯光要温馨，嘉宾与观众的距离要近到一两米，舞台设计要朴实、朴实再朴实，最后总体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100期节目的实践证明，我们能够赢得中西方的话语之争，能够赢得国内外的华人，能够赢得中国年轻一代对中国道路和制度发自内心的认同；《这就是中国》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在国外也受到了许多观众的高度认可和支持，我看 YouTube上的点赞率一直比较高。我这里要提一下，中国年轻人非常青睐的B站观众给我们这个节目打分一直比较高，始终保持在9.1分以上。
最后向大家通报一个消息，本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精神，我们准备从101期开始做一些创新，也是一种新的努力，我们想邀请更多的学者、专家来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形式也将更加丰富。比方说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我们整个节目组准备走进大学校园，与我们的青年学子共襄盛举。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冷凇：
特别荣幸在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跟大家来分享如何用好全媒体影视渠道和媒体资源，来讲好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我认为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必须要认清接受的渠道，善用传播闭环。
今天无可置疑的是，现在电视的开机率有些低了，但是传统的电视，比如央视、东方卫视，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它起到一个超级宣推的作用——因为电视是直播态的播出，另外还有精品创作的作用。
第二个渠道就是网络。从B站、观视频到其他的视频平台，网络其实在今天起到一个内容书架和前沿探索的作用。
第三个渠道就是我们的朋友圈和微博，它们在今天变成了舆论战场，短视频又成为了我们的精准到达。
我们看《这就是中国》，它作为一个媒介综合体，在整整100期节目中做到的一个传播闭环，也是一个传播链条。所以讲好中国故事，一定要善用我们今天的传播闭环。
其次，讲好中国故事，要影视艺术的跨界创新。
过去我们策划一档节目，往往就是圈内的专家学者们一起；现在开会，我们要请政治学的教授、社会学的教授，更要请戏剧导演，甚至要请电影导演、高科技的技术导演，将各个艺术门类综合在一起，才叫综艺节目。
去年《极限挑战》的宝藏行，用真人秀的形态将西部和边疆的风土人情，以一种劳动任务的体验和直播带货结合的方式呈现。综艺节目中这些主要的策划任务——让他们直接参与三区三州的脱贫攻坚——已变成一个非常典型的创新案例。这种纪实体验的真人秀的方式，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去传播，来达到我们主流价值观和综艺娱乐内容的一个直接嫁接。
另一档特别要提出的，就是纪录片《一级响应》。
这个节目让基层的贡献者来现身说法，不仅仅有医生的贡献，还有陪护员、驾驶员、快递员，他们每个人都冒着生命危险在坚守，他们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这部纪录片大获成功就在于它给人一种安静的震撼，好故事是不需要煽情的。它告诉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很多时候在于平实、平静、平视的基础上，选准角度，聚焦幕后英雄，用客观、真诚、立体的态度去做我们的纪录片。
第三点我想讲的是，讲好中国故事，要话语方式与时俱进。
媒体融合时代，我们经历了从传统的宣教语态，到民生语态，再到揭秘语态的一个过程。过去我们讲究宏大叙事，今天我们需要用绣花针的精神来挖掘细节。
对于传播而言，我们既需要新闻联播的义正辞严、权威公信，也需要网络短视频中的提炼浓缩、细节放大和情感共振做补充。有了这些细节之后，我们会发现中国故事的讲述就更加生动了。
第四点，讲好中国故事，要塑造人格化和圈层化的IP。
在全世界和中国有那么多的优秀学者，有政治学的，有历史学的，有社会学的，有传播学的，这些浩如烟海的理论就摆在我们面前，有那么多生动鲜活的理论，就像我们的张教授在《这就是中国》中的各种表述。
我觉得善于发掘和挖掘我们核心价值观积极正向的知名学者的观点，善于培养观点创见独特的青年学者，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传播上不能贪大求全。中国14亿的人口，海外有那么多热爱中华文化的观众，大家各自有爱好，各自按照圈层化的方式在生活，所以我们迎来了一个知识下山、学者登台的时代。
我们鼓励形象好、口才好、研究精深的学者，以MCN的矩阵为依托，借助短视频和个人的网络影响力，用直播、弹幕互动的形式，让每一位细分圈层的受众最快速度地了解我们的中国故事；通过了解中国诗词，通过了解中国政治制度，了解中国的美食、功夫、美景、家庭，通过了解中国人的人情味和烟火气而爱上中国。
中国故事的最大特点，其实就是“变化”两个字。这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普通人命运改变的故事，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脱贫攻坚和扶贫，我们看到十八洞村的故事，我们看到美丽乡村安吉的故事，我们看到上海周边脱贫的故事。
我想到我小时候刚来北京的时候是11岁，我问我的妈妈，什么时候我们家可以也推一个车，在超市里边随意地选购。回头想想，当年我们羡慕的一切，今天都实现了。这就是中国人在共产党领导下，靠勤劳和智慧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故事。
另外，在对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我觉得要区分西方政府与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于西方一些政府诋毁我们中国的不当言论，要坚决回击；但是也要注意，西方国家的大部分人民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是友好的。
民间的交往和文化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我们张开胸怀，团结西方的各国人民，抵制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府和政客的攻击，讲好中国团结世界的故事，讲好中国老百姓普通人通过奋斗与智慧改变命运的故事。
我衷心地希望中国故事和《这就是中国》成为我们对外传播的硬通货。谢谢大家！
讨论环节
主持人：说到《这就是中国》100期，最初在节目里面，张老师当时很多涉及到的议题，对观众来说还有那么一点点敏感。比如那时候讲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很多观众说，“哎，这个问题还挺敏感的”，但是一段时间过来，大家发现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性、理解性，包括讨论能够触及的深度，跟那个时候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张维为：实际上我们做的原创性研究，好多年的积累，完成了对西方政治话语的解构和中国自己政治话语的初步建构。这样一来，做节目我们是很有底气的，而且一切在于国际比较，特别是跟西方的比较。
美国的问题出在资本力量太大，我十来年前就讲过这个观点，2019年在这个节目上也讲过，结果证明是这么一点。我们做的预测后来证明是对的，在美国言论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讲中国好是不行的，后来证明就是如此。我们整体的观众群体起来是在2020年，大家一下子觉得这节目讲的是有道理的，背后就是你做扎扎实实的研究，然后真的一个解构、一个建构。
特别像我这样，因为在西方生活过，西方所有国家我都实地考察过，所以我们对中国“公知”的打击是降维打击，我们的知识比他多十倍都不止。我们相信实事求是，你有你的长处、你的短处，甚至致命的短处，而且总体一定是走下坡的，因为资本力量影响太大、太大。我很高兴现在认同我们观点的人越来越多，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主持人：所以有一些看似敏感的议题，并非不能触及，有的时候恰恰就是要勇敢地去触及、去讨论，才可以打开大家观察这个问题的视野。
冷凇：对，实际上观众现在的接受度也大了，因为我们的格局、视野在中国自信以后整体是开放的。举个例子，中美谈判中，我们看到一个短视频出来，后来是整期谈判的视频出来，一些谣言一下子就不攻自破了。王毅外长、国务委员杨洁篪先生怎么跟外方交流的，一个片段出来就够了。中印之间的冲突，也披露了一个短视频，谣言不攻自破。敏感的内容可以讨论，因为事实就摆在面前。实际上，我们也自信了，胆子也大了。
张维为：我补充一句，中国人自信从移动端开始的，因为一下子信息垄断没有了，谁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进行中外的比较，导致“公知”的谎话一下子就被人家给揭破了。这个很关键，对受众来说他们的要求已经很高了，不能简单地灌输，就是要直面任何尖锐的问题，所以在第一期节目我们就说了，请大家提问题，越尖锐越好。
主持人：还有一个变化，我们的视野确实也是越来越宽。从一开始我们是叫定位中国，要读懂中国，后来我们还加入“要读懂世界”，我们要敢于做中西方的一个对比，而且越对比，你越能够发现中国制度的价值和它的优势所在。
张维为：我们节目努力来推动的，就是在国际比较中建立中国自信。就跟这次疫情防控一样，一比较，发觉某种意义上我们做的鹤立鸡群。用中国人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中国人以自己的话语来解读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一出现什么事都是西方话语在解释，我们说NO，我们要解释，你这个出问题，这下去危险很大，你这个没有战略眼光，你将一路走衰。我们在这个节目过程中做了很多很多预测，绝大部分现在看来都还是准确的。
但是实事求地说，有时候我们做些判断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信息不完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了，你很快就要做出判断，这个是蛮考验我们的，我们有时候内部也做一些讨论。
比方说2020年2月份疫情爆发，美国人就说这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我们说NO，不会的，这将是美国的切尔诺贝利。这个判断不太容易的，信息不完全。但我当时为什么做这个判断呢？因为我在西方国家生活过，我发现一个基本事实——
在西方，像这样一种传染性非常大的疾病一旦在基层社区传染——英文叫community spread——它没有办法控制。西方的社区没有我们这样的基层组织，没有像我们这样的街道、居委会，物业也不会干预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物业里边有党的领导，你现在得出来，我们的公安也一起参与进去。它们没有这样一整套的安排、机制，所以我直觉判断就是这个在西方可能会变成切尔诺贝利。
主持人：这个100期节目，我有一个很大的体会，《这就是中国》所有的观众们，他们在这里头其实也构建了自己的中国话语，也贡献了中国话语的一种表达。我记得比较早的时候，来参加节目的观众都还有很多困惑，他们甚至可能也不是很相信这些观点，但是慢慢地、慢慢地，我们会看到他们有更多的自信的表达，他们会更加主动地参与到问题的讨论，这个变化也非常大。
张维为：对，实际上它跟整个社会的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2020年是一个新的思想解放，随着我们中国人自信心越来越上升，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前不久习主席讲“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杨洁篪一番言论，我叫“平视外交”的开始。这个时代真的非常精彩，虽然有很多矛盾、很多风险，但是中国不一样了。
冷凇：刚才何老师讲到年轻人的问题，特别有这个感受。就传播链，电视是超级宣推，网络是内容书架，朋友圈和微博是舆论战场，短视频是精准到达。如果说今天是《这就是中国》100期录制，网络上传的短视频实际上不低于1000期——每一期张教授的演讲和下面研究员的互动都可以拆成至少不低于10条的短视频，而且都有一个标题。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触及大众的一种最好的手段。大家看多了以后，也武装了自己的头脑。这就是传播的社群化和圈层化。在一个圈层中，一个短视频转起来之后，大家就都看到了，都会分享。
问答环节
提问一：出国四年特别能感受到张老师说的“一出国就爱国”。西方是承认实力的，所以今天我想问，如果我想和西方朋友们讲中国制度的优势，用张老师教的话语体系与老外们辩论，该用什么样的故事去讲？
张维为：跟西方讲制度优势，就我经常讲的观点，你刚才也引用了，西方是承认实力的，而且你不要回避，就讲你这个制度存在什么问题。就我跟美国人经常讲的，你们叫选举，我们叫选拔加选举，哪个制度更好？我这个制度似乎更好一些——我讲的客气一点；如果那个人比较傲慢，我就说比你们的好很多。
你可以具体比较，你说你看我们领导人的历练，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治理过1亿人，你们这些领导人治理过什么？有没有治理过一个县？像特朗普是一天的政府工作都没有做过。
再比如这次疫情防控，澳大利亚在西方国家中已经算是做得比较好的了，但跟我们中国比比，你看你差很多，对不对？我看数据统计，澳大利亚人口跟上海差不多，两千五百万上下，但它的感染患者是3万人，疫情死亡将近1000人；而我们上海疫情感染是2000人不到，死亡7人。
但他们又说了，我们是跟你们整个国家比。这就是我的“文明型国家”理论了，我说我们是“百国之和”，湖北武汉是特殊情况，是闭卷考试，其他任何一个省拿出来都比你澳大利亚做得好，且好很多。背后有制度原因，我给他分析一二三。
所以我觉得结合这些实际，都能够说清楚。如果他们比较友好，你就跟他坦率友好地讲，他也会理解的；如果他比较傲慢，你就比他还要傲慢，没有关系的。
冷凇：我个人觉得其实可以善用大数据。在这100期节目中，张教授经常会用到数据，这些数据的公信力都非常强。实际上，大量的比如皮尤中心的这些数据，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公信力的，在和对方辩论时，这些数据可以用来有力地回击。比如说老外非常关心你一个国家的发达文明程度，涉及孕妇的病死率、婴儿出生的成活率，等等。
张教授经常谈中位净资产，我们比一比家底到底有多殷实，而不是让一个富翁和一万个穷人加起来简单平均，这些数据一出来，其实马上就生动了。
第二，我觉得可以多讲一些我们中国命运改变的故事。我讲个普通人的故事，有一个重庆的“棒棒”（注：可理解为“挑夫”），他十年前做“棒棒”的时候，要带着自己的孩子扛包；十年后一家三口靠自己的奋斗搬离棚户区的租房，在重庆最核心的解放碑首付买起60平米的房子。
张维为：当时Quora出现过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还不爆发颜色革命？上海一个留学生就放了一张浦东1990年和2010年的对比照片，她说这解释了一切。这很厉害的，一句话就可以说明问题。
提问二：我是一个国际高中的老师，我们学校以培养准留学生为目标。一批批孩子出去了，我们心里也有担心，近些年西方社会歧视亚裔的问题愈发凸显，西方社会内部因治理失败造成混乱动荡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站在老师的角度，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准备充分了再出国。请教一下，哪些素质和能力是中国准留学生必备的？或者说，作为老师，我们应该偏重培养他们哪些方面的能力？
张维为：我个人非常赞成留学，特别是到比较好的国外大学，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会让你终身受益。但现在确实出现了仇恨亚裔的问题，这就是我讲的西方社会开始劣质化，政客劣质化、媒体劣质化，方方面面，所以导致了各种问题，如过去相对少一点的民粹主义、经济恶化，疫情也带来问题等等。
我直觉觉得恐怕疫情之后，西方的留学、移民产业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中国人突然觉得西方就这么回事，很多地方不如中国，这也是实事求是。他去读书就不完全一样了，有些学科确实比较好，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要提什么建议的话，给学生教育的时候，把一个真实的西方教给他们，使他们到那没有过多的文化冲突，了解这社会就是有很多问题的，一到那全靠你自己了，多加强点安全教育。如果安全形势继续恶化，特别美国现在恶化得蛮厉害的，也要密切跟踪，实在不行就等一等，推迟一年。
冷凇：我是留过学的，但我那个时候不是现在这个形势。我自己的感觉是，自立能力特别重要。因为中国特有的这种家庭结构，家长给我们做太多的事情了，不会自立的人出去要经过几个月的磨合期，还是比较痛苦的。
第二个是沟通能力。传播学中有一个观点，越熟悉，误解越少，而熟悉一定是个建立的过程。他一开始可能看你不顺眼，或者觉得你是一个异类，但我觉得还是要交流、沟通，你不一定完全套用政治的理论，但你可以用民间的、文化的方式跟他建立起一种共性。
提问三：我看到一位西方人士曾说过，“我不知道怎样讲好中国故事，但我知道怎样讲坏中国故事，很简单，就是只需要用一个调子、一个声音去讲，这就把中国故事讲坏了。”我想知道在面对暂且迷茫的中美关系的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又该以怎样的心态去讲好中国政治故事，展现我们的大国魅力呢？
张维为：我觉得随着中国人普遍开始越来越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们有时候有些内部培训，我发现到90后这代，这几乎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他们站起来就是一个中国故事，真的，他们真的发自内心地自信。
我们观察者网曾做过这么一篇文章，当时中国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国没有听美国的，带头加入了。我们主张打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组合拳，我们有学术文章、官方的文章、大众的文章。然后起标题，90后他们起的标题很有创意，是“国运来了，挡也挡不住”，配图是功夫熊猫。
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人根本不用担心，我们也许还要多向民间学习，向年轻人学习。他们太有创意太有才华了，他们可以把中国故事讲得非常精彩、非常生动。所以我觉得官媒也好，有关部门也好，可以考虑研究为什么年轻人发自内心地自信，有自信之后，同样的问题，他讲的别人也会感受到。
冷凇：我的感受是，中国人讲故事，你选的这个人物要特别典型才行，别人才能听得进去。
第二是要有冲突和挑战，没有冲突和挑战的故事，大家也不爱听。其实我们脱贫攻坚的故事，就是充满着矛盾和挑战的。我们通过搬迁、教育、医疗、农副产品的营销等各种方式的努力，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这就是个极限挑战，这个故事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挑战。
第三，悬念和铺垫要充分，这就是技巧了。你的演讲能力好的话，你可以不断地勾着他往下走。
第四，实际上就是要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有寓意的结局，往往比如美国梦可能是叫良善者好运，中国梦是有志者事竟成。
掌握了讲述中国故事的技巧，如果再有很好的口才，我们在海外，碰撞也好，辩论也好，就会取得很好的胜利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