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权合法性叙述的核心理念就是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理解了这一点，对于提升西方国家的治理水平非常有帮助。

西方人总喜欢用“民主还是专制”的分析范式，并借其推动颜色革命；但我主张用“良政还是劣政”来代替。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善治、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

中国通过政治制度创新，产生了一种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和“下下策”的结合，既能选出久经考验的优秀领导人，也有下下策的退出机制，两者结合在一起。

在9月9日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34期节目中，主讲嘉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延续上期节目，阐述了另外三个可能影响世界的理念：民心向背、良政善治和选贤任能。现整理节目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上次和大家探讨了三个中国理念：实事求是、民本主义、整体思维，今天想再和大家探讨三个中国理念，首先是民心向背，继续上次的顺序，这应该是第四个中国理念。

记得几年前我去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参加一个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一位欧洲学者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政府的产生过程，不是通过多党竞争，不是通过普选，怎么具有合法性？

我笑了，我问他，如果你这种话语也能够成立的话，那是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没有合法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普选，就自称代表美国人民。实际上美国现在最不受公众信任的政治人物就是他们的国会议员，但他们是选出来的。所有西方国家都是在基本完成现代化之后才开始实行普选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推论，在实现现代化以前，西方各国政府都不具备合法性？

像泰国这样的国家，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但选来选去，选出来的人的威望从来不可能超过泰国国王。泰国国王的合法性从哪里来的呢？对不对？我问他类似这样的问题，他没法回答。

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特别是涉及到所谓政权合法性的叙述。如果没有自己的话语，那连你执政的前提它都可以给你抽走。我对欧洲学者说，中国政权合法性理念形成的时候，美国还不存在，英国也不存在。中国政权合法性叙述的核心理念就是民心向背，或者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理解了这一点，对于提升西方国家今天的治理水平都非常有帮助，他们还不懂这个概念。

民心向背是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哲学概念，非常重要。民意和民心是两个既有联系但有一定差别的观念。一般来讲，民意大致指的是公众舆论，英文我们可以用“Public Opinion”，但民心是指宏观意义上的人心向背，英文我一直没有找到最好的表述方法，有一个比较接近的，叫做“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还不够准确，但一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译文。

实际上我们的先哲孟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得其心，斯得民矣”。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民心大如天，也就是说民意很重要，但民心是更重要的。民意它有时候可以反映民心，有时候不能反映民心。以我们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为例，民意可能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就发生变化，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每天都有舆情事件。但我们发现很多人都认为要让子弹飞一会儿，因为舆情很快就会反转。

但民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民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如果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来表述的话，我想它指的就是广大人民发自内心的理解和支持，背后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种跨长度的历史眼光和整体思维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正因为我们有这种跟西方不同的合法性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地位。

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国古代先哲的智慧，一流的治国理政应该是民心治国，而非简单的民意治国。民意治国往往就是美国资深媒体人加德尔森说的“即时新闻的暴政”，也是西方今天政治制度下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像是短视政治、民粹主义出现的主要原因。从过去数十年情况来看，以中国为例，即使受到互联网民粹主义的压力，但总体上，中国执政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实行民心治国。这是中国得以进行中、长期规划，甚至为下一代的发展进行规划，从而避免像西方很多国家那样，只能规划一百天甚至更短的时间，或者最多规划到下一次选战。

得民心者得天下中的“天下”概念是与民心相连的，也是与“为公”相连的，这也是对我称之为中国古代朴素社会主义的思想传承。中国古代先哲几乎都怀有“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日本有位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者沟口雄三，他这样说，中国人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是在东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天下为公对中国皇帝和朝廷是一种制约，也是一种激励。这种传统一以贯之，甚至延续至今。此外，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文化，背后也是天下为公理想。一旦一个朝廷被广泛地认为它在谋私，而不是在为公，那么它就失去了天命。一个朝代的动荡，甚至更替就可能开始了。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经常是一个暴力的过程，而中央政权的每次更替，往往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所以一般老百姓不太希望看到频繁的政权更替，人们普遍憎恨动乱，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国运长盛不衰。政权更替一般是发生在中央政府彻底失去民心之际，否则多数人都期盼国家长治久安，渐进改良往往是民心的主流。至于我讲的文明型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和它形成的文化传承有关。我也认为这是我们今天全面超越西方模式的一种核心竞争力之一。

有人认为只有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长久治安，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200到300年的朝廷是常见的政权延续时间。而西方文明，坦白说，近代文明也就是过去两三百年，这当中经历多少跌宕起伏。从无数次的殖民战争，到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到灭绝印第安人，从法国大革命到宪章运动，到美国南北战争，到几乎使西方文明毁于一旦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我们还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理念，这是对统治者的警示，唯有勤政敬德，才能保持统治的合法性。我想，这就是中国的社会契约论，比法国哲学家卢梭的理念要早2000多年。中国民心向背的理念，对于西方推动所谓民主化模式是一个巨大挑战。因为中国的这个理念对治国理政水平的要求远远高于西方政治模式对治国理政水平的要求。

这就涉及到我想讲的第五个中国理念“良政善治”，也可以简称为良政，英文可以表述为Good Governance。对于良政善治，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普遍接受的定义。一些西方国家想垄断这个概念的定义，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远在西方现代国家形成之前，在西方现代政治学形成之前，中国古代先哲关于良政善治的论述和实践已经非常丰富了。这种追求良政善治的传统源于中国古代先哲一直怀有追求完美社会的这种理想。比如，《尚书》中写道“德为善政，政在养民”，《论语》中也有“政者，正也”，《道德经》中的“正善治”，《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我想都体现这种追求完美社会的理想。

从世界政治历史的比较来看，有位历史学家叫许倬云，他就认为中国文化代表了追求完美社会的一端，印度文化代表着寻求解脱的一端。西方历史上的主流也主要是寻求超越现实世界的救恩与解脱，一直到西方经历所谓启蒙运动、人本主义思想开始抬头以后，才转而追求现实世界建立完美的社会。

换言之，无论从文化传承来看，还是从源远流长的治国理政的实践来看，中国人对治国理政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我们要当仁不让。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良政另外一个表述就是叫善政。我们古人在《尚书》里面就使用过“德惟善政”，但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现代汉语中使用的良政或者良政善治，而不一定使用善政，为什么？因为随着汉语本身语言的演变，“善”字在现代汉语中的首要含义已经是“善良”。今天我们如果使用善政，可能会被误解成善良的政治，甚至是老好人的政治。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无法实现真正的良好治理或者良政的目的的。所以完全作为我的一家之言，今天汉语中良政更准确地表达了古代讲的善政的意思。另外良政这个概念在英文表述中也和Good Governance非常吻合，所以便于国际交流。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就是中国人理解的良政。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听得懂这种概念，外国人理解也不困难。基本的含义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出一切努力，为了人民的利益，把一个地方治理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

我在不少场合讲过一个观点，很多西方人总喜欢强调所谓“民主还是专制”的这种分析范式。一些中国人也习惯套用这一西方范式来分析中国政治，所以老是读不懂中国政治。在西方范式下，你发觉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两类，它们是互相对立的，不是民主就专制，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民主的概念只有西方一家可以界定，别人是不能界定的。结果这个范式现在变成了我们已经看到的，西方惯用的推动颜色革命的意识形态工具。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干脆使用一个更为中性的、更有解释力的新范式，所以我一直主张用“良政还是劣政”来代替所谓“民主还是专制”。

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善治才行，落实到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但目前来看总体上它们的治国理政能力在普遍下降。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经得起国际比较。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

既然说到良政善治，我们就要探讨第六个中国理念“选贤任能”。实现良政善治要有人才。中国古人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从思想传承来看，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从普通百姓到干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认为治国必须靠人才。

像西方那样能说会道就可以竞选担任总统，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是格格不入的。过去西方创造了一个神话，是“只要制度好，选个傻瓜也没有关系”。但随着中国模式，特别是选贤任能模式的崛起，今天还相信这个神话的人，估计自己也是傻瓜了。小布什八年治国无方，美国国力直线下降；希腊和冰岛领导人治国无方，国家就走向破产。

从制度传承来看，中国选贤任能制度也源远流长，包括持续上千年的科举选拔制度，在当时这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竞相模仿。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科举制度后来走向了僵化，直至被废除。但治国理政需要靠人才、人才要有治国理政的经验和资质，我觉得是中国人不可动摇的信念。

1985年，邓小平会见加纳元首罗林斯。后排左边是张维为教授，担任邓小平的翻译。

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两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一个是邓小平的一次谈话，那是1985年9月18日上午，他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我当时担任翻译。这是非常特殊的一天，因为那天中国共产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是在两届党代会即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举行的一次会议，所以有些不寻常；用当时总书记胡耀邦的话说，有一些重大的问题要解决。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中共领导班子做了重大调整，实现新老交替，我记得当时是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等十位老一辈革命家离开中央政治局，随后李鹏、乔石、姚依林等六位领导人进入政治局，并决定一百三十一位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同时增加一大批新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用当时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三个委员会的成员进退做得很好，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非常好。邓小平称，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今天回头再看，1985年开始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对中国长治久安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那天邓小平在主持完会议开幕式后，就从会场步行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会见罗林斯总统。他当时还沉浸在党代会的气氛中，所以一上来就主动对罗林斯介绍党代会称，我刚从会场过来，这个会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然后他谈到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他说我们建设中国遇到的问题，一个是经验不足，还有就是人才不够，这是我们的弱点，可能也是你们的弱点。接着，邓小平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在人才包括领导人有序接班问题上的一些做法，比如培养人才，以及如何利用好现有人才。邓小平还谈到要从50岁左右和40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有大学学历和实践经验的人群中发现人才。回望过去，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一大批领导人，就在那个时间段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当时甚至还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拔和培养大批30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将他们放到各种岗位上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各种考验磨练，其中的佼佼者就组成了中国今天的最高执政团队。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就是十八大召开前夕，美国《纽约时报》一位编辑给我来了个邮件，问我能不能就十八大写一篇评论，所以我就熬夜写了一篇。标题是《中国选贤任能制度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超越》，今天再来读这篇文章，一个字都不用改。

我当时写了这么一些话：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在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这种巧合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一个不透明的共产党国家与一个透明的大众民主国家的鲜明对比；我认为这种对比非常肤浅，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是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另一种是迷信选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

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在中国，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的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

以即将接班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例，他曾在经济充满活力的福建省担任省长，后又担任过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省的省委书记，后来又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中国金融和商业中心，还有众多强大的国有企业。换言之，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过的地区就人口来算超过1.2亿，就经济规模而言超过印度；其后又有5年时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熟悉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领域的工作。

美国政治家林肯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现实中这一理想并非轻易可及。美国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还相当遥远，否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不会批评美国的制度是1%的有、1%的治、1%的享。当然1%的说法也可能过于严厉了一点。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实验室。中国这种“选拔加选举”的模式，已经可以和美国选举民主模式进行竞争。温斯顿·丘吉尔有过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经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很多中国人把丘吉尔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如果用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的话说就叫“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领导人应该在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离开。

然而，在中国儒家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最卓越的领导人。要做到当然很难，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和“下下策”的结合，也就是说它能够选出久经考验的优秀领导人，同时也有下下策的退出机制，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选贤任能理念和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的一种超越。好，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些，谢谢大家。

互动环节

QA：主持人好，张教授好。如何能够让不同国家的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能够理解中华文化历来讲究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张维为：中国是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从秦始皇统一之后就是一个大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人口一多，就会产生人均资源相对较少的情况。相对人均资源少，竞争比较激烈，美国人或者西方人相对来说，人均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经过战争、殖民主义等等。所以他们经常谈自由，谈权利。我们谈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这是不同的文化传承。人均资源相对紧缺产生的文化特点就是求同存异，否则国家没法治理。

我前面讲到，退一步海阔天空，寻求共识，然后解决问题，最后大家利益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和照顾。这是中国智慧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可以理解西方的文化传承或者西方的智慧，也学习了一些，但西方现在还没有充分理解我们的，但我们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我经常说，我们真的可以潇洒一点，解释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现在产生强大的需求，他们要来理解我们，他不理解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吃亏了。到产生这个需求的时候，就会真的来理解你，这时候再讲，效果会非常好。而且这个时间会很快到来。

许钦铎：这个确实理解不容易，不要说外国人，就包括咱们台湾省还以为我们吃不起茶叶蛋，现在正在吃榨菜。理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也不容易，原来讲“一带一路”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给外国人解释，但西方却将其描述成一种扩张主义，认为你在全球投资，是不是要搞军事扩张？但他们不理解中国人的理念，达则兼济天下，天下为公，这都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观念。我们有时候跟非洲的朋友交往时就会说，“苟富贵，勿相忘”，我们以前都很贫穷，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愿意帮助这些非洲国家。只有了解中国文化了，才知道这个角色从哪里来的。

QB：对于中国理念中的先攒钱后买房以及国外的先享受后还贷，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张维为：首先我认为中国人买房子、热爱房产是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我用文明型国家来解释，不知道你发现没有，中国人到哪里，包括在国外，第一代肯定是有钱就买房子。第二代几乎还是这样，第三代开始改变了，我不是说好还是坏，就是客观评价。中国人买房不是简单地学点西方经济学的什么收入比例，然后就买房子，没这么简单，他有文化因素在里面。有钱首先想到要买房子，背后是文化传承，想改变都非常难。

第二个就是储蓄，也是中国人的习惯，可能不适合现在在座的90后，经常有文章说都是月光族。但我相信深层次的文化基因改变是非常难的。可能你现在没有开始储蓄，过一定时间就会开始储蓄了。中国人觉得欠着很难受，而且认为无债一身轻，觉得这个房贷还没有还完，这房子还不是我的，首先要把房贷还完。

我可以讲我比较熟悉的瑞士的例子，如果还完房贷的话，在瑞士属于富裕阶层，会征一个税叫财富税。所以我碰到的瑞士人，好像没有把房贷还完的。这就是文化差别。最极端的是美国人，美国人是能够借债就借债，信用卡是借债，甚至恨不得办十张信用卡，算好怎么个借再还。

千万不要以为借债很潇洒，实际上对个人来讲生活压力很大，从国家来讲也是如此。所谓借贷消费，包括政府层面的借贷和个人的借贷，背后都是信誉说明你能还得起；一旦还不起，像希腊国家破产，公务员工资、养老金都发不出。

总体来讲，我肯定我们的文化，储蓄多一点是对的，但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适当的消费完全是可以的，何况现在政府也鼓励消费。

QC：张教授好，主持人好，前两年在网上有一个说法，中国是基建狂魔，大力发展基建，包括“一带一路”其实也是属于基建项目。我想到中国古代修坎儿井、京杭大运河，也是属于基建项目，所以中国人喜欢搞基建是不是跟中国人的文化和性格有关系？

张维为：首先我觉得绝对是有文化关系的，古代修大运河跟我们今天建设的大项目，南水北调、高铁网都是有联系的。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地域非常广阔，需要一些大工程来解决民生，使民生更加便利，这是一以贯之的。特别是向国外介绍中国的这种超级工程时，本身已经非常震撼了，好多国外网站把中国伟大工程的照片或视频一放，底下全是惊讶，说我们怎么才能做到？我觉得可以把中国基建背后的故事说出来，说明这个对民生有多好，这种有战略眼光的投资暂时可能没有收益，但是中长期收益非常大。这就把我们的故事讲得非常完满了。

主持人：对，而且我觉得除了一种文化思维之外，还有一种能力，你想做基建狂魔也得有能力做基建狂魔，从古到今那么多项目，如果没有一个高度的有能力的中央政府，做不了。所以刚才张老师也说，如果西方想学，那也要把政府的整个治理效率提高，大家要把这个劲儿往一处使，所有的民意能够全部体现为实际的举措，最后才能够建出来，要不然像美国修西海岸的那条铁路，要这么吵的话好几十年也修不出，对吧？

马泽晨：我觉得中国人在做一项事情之前，需要有一个基础保障，再谈每一步怎么做。也就是说希望先把一个基本盘确定之后，再看资源怎么调配。中国的这些大工程都需要有一定惠及人民的基础作用，再同时调集社会资源去做，前提是这片土地上生活着足够多的居民，一有需求，二有能力，然后在一个统一的政权领导下能够把大工程做完。

QD：特朗普执政这几年来，已经换了很多任国防部长，阁僚也一直在换，他在本国国内也因为内阁成员频繁更换、没有统一的外交政策而广受批评。特朗普自行任命某些官员的合法性在哪？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张教授：特朗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知大家发觉没有，现在研究政治，突然发觉每天都有精彩的故事。当然其中一个就是特朗普，他每天的推特你不用全跟踪，但总有一两个很出彩。所以现在西方的说法是，不敢预测美国，不敢预测特朗普，谁都不知道会出什么招。这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制度设计的一个巨大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卢梭之问，即在选举那一天你是民主的，之后他做什么你根本控制不了。想弹劾他非常非常之难。特朗普确实是政治素人，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是你本身的机制产生，没有办法，能怎么办呢？在中国，哪怕当过一个小科长，都知道有些事情该怎么处理。上次《纽约时报》登消息说，特朗普总统泄露国家机密。后来我去查是怎么回事儿，是说特朗普会见俄罗斯外长时，把恐怖主义组织IS的一个情况通报给他，呼吁一起反恐，但他把这个信息来源也告诉人家了。

只要在政府当过小科长都知道，什么信息只能讲结果，或者只能事实陈述，什么信息可以讲到什么地步，这个信息源是不能透露的，因为这是打到IS内部的人员，但据说特朗普已经讲出去了。所以《纽约时报》说这是泄露国家机密。但也没有任何制度来惩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