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研究员接受巴西媒体《真实巴西》（Brasil de Fato）采访，围绕清明节谈中国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和缅怀先烈的革命传统，解读这一节日如何融合传统思想、革命记忆与民族认同。

《真实巴西》网站刊登采访范勇鹏副院长的报道

采访中，范勇鹏从中国历史起源谈起，指出清明节源自中国先民的农业生产和天文观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纪念逝去亲人的节日，也与中华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在商周之际，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其中关于神的观念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正如孔子所说，“商人重神”。商人的“帝”是一个人格化、全能的神，人可以通过占卜来探询帝的意见。商王自称是帝的后裔，但不能直接与帝沟通。商人同时存在祖先崇拜，要通过“祖”来“宾于帝”，担任人和帝的媒介。

周人的观念就不同了。周以“小邦”革了“大邑”的命，心中战战兢兢，常怀警惧，故强调以德配天，“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周人虽也讲“帝”，但是更多使用“天”，天比帝有更强的普遍性、超越性和道德性，不根据血缘亲疏来赐福，而是依据统治者的德来予取天命。周人也重“祖”，延续了祖先崇拜，但将祖先的地位降格为配享者。从“宾”到“配”，一字之差，反映了祖先地位的降格。人和祖先的沟通方式也从“占卜”发展到更重视“祭祀”。相应也发生了祭祀的伦理化：周代祭祀不完全是为了讨好神，而是更多为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通过祭祀培养孝道和宗法伦理等。

由于天变得更高更超然，已经不能像商人那样沟通，所以天意难测，“天何言哉”，那怎么样才能了解天意呢？只能通过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听自我民听”“民为神主”。中国成为人本文明，神本身反而就没那么重要了，形成了“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等观念。因而，周以降的统治者注重以德配天，同时注重敬天、法祖、保民。祭祀活动也被纳入一套礼乐制度中，靠礼乐制度而非宗教来维系。这里就和一神教传统发生了重大区别。

其实商、周的宗教观念和一神教各有异同，特别是周人的神与基督教的神相比，既有相似性，又存在根本分歧。就相似性而言，周人的神与基督教的神在功能上都是道德至上神。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1.基督教强调唯一性，周人的神是至尊而不唯一；2.基督教是人格化，周是非人格化，或者说“天”是半人格化的，已经呈现出自然法则化的倾向；3.基督教强调启示，周人强调体察，基督教形成了权威性的经典体系和先知-祭司-教会的制度化权威，周人的观念则催生了史官传统（以史为鉴）和士人阶层（以德修身）；4.神人关系上，基督教强调立约，周人侧重镜鉴，周人和神的关系不是契约，而是因果。

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各自的宗教观，西方文明走向了信仰与理性的张力，教会与国家长期博弈；中华文明走向了伦理与政治的合一，宗教始终被纳入政治秩序之中。

从这个大传统出发，就更容易理解中国的清明节。

中西对逝去亲人的观念、追悼方式和传承是不同的。首先，观念上，中国认为亲人未离开，仍然同处一个世界（当然佛道等观念各有不同）；西方人则认为人死了就到上帝那里。其次，方法上，中国人和死去的人维持仪式化的持续联接，例如头七、三七、五七、百日、周年、清明、中元；西方人更多是一次性告别，个体性哀悼。最后，传承上，中国更重视血脉的继承，后来扩展到立言立功立德、名垂青史；西方人更侧重记忆。2017年的电影《寻梦环游记》（Coco）就很有意思，当然它反映的是墨西哥亡灵节（Day of the Dead），是基督教和美洲原住民文化的混合。电影中的死亡观是人会死三次，第一次是生物学死亡，第二次是社会性死亡（葬礼后，社会角色消失），第三次是“终极死亡”——当活人世界中最后一个记得的人将死者遗忘。这和中国人的“香火不断”“兴灭继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相映成趣。

商周文化变革的另一个重要遗产就是“革命观”。周人的宗教观和革命观都与今天中国的清明文化关系密切。宗教观影响了活人与逝者的关系，一方面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另一方面好人可以变为神；革命观则影响了什么是“好人”的评判标准。这反映在二郎神、妈祖、城隍等传统中。最近的例子之一，就是福建泉州的解放军庙，反映了最普通的老百姓对那些为人民作出贡献和牺牲者最真诚最朴素的纪念。

中国共产党对以清明为代表的纪念文化进行了继承发展。

首先，使之发挥强化中华民族认同的功能。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合祭黄帝，毛泽东亲撰《祭黄帝文》，气贯长虹。

其次，使之成为中华文明作为“时间共同体”的重要载体。例如，中国宪法开篇就是：“中国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强调了中国的时间性。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国家级大型纪念碑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再次，基于人民史观重塑了纪念的形式。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很多中国人都能背诵。这篇文章就是纪念一位在为人民服务的平凡工作中牺牲的年轻战士张思德。毛泽东这样写道：“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最后，通过纪念，建构起一种强大的民族和革命精神力量。中国有三个主要的国家公祭日或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纪念的是苦难；9月30日烈士纪念日，纪念的是英雄；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纪念的是胜利。铭记苦难、致敬牺牲、庆祝胜利，三者共同构成一段叙事：一个民族唯有铭记苦难、勇于牺牲、坚持不懈，才能最终走向胜利。中华民族是一个永远抗争的民族。数千年来，中国人民从不屈服，抵抗一切强权和暴政，没有人可以征服中国，也没有人可以永远压迫中国人民。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说没有人可以两次打败罗马人，但罗马虽然“震烁于一时”却没有能够像中华文明一样“辉映于千古”。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可以长期、多次对中国人取得胜利。即使遭遇失败，中国人一定可以重新取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的生死观：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中国的清明节对全球南方国家或许有一个重要启示：当今世界，国际霸权和资本主义仍是两大压迫者，中国是世界上抵抗、制约霸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强大力量。南方国家和全世界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要争取公平正义，要追求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就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团结起来、不怕牺牲，才能取得生存的权利和正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