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出版的第3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国内理论界、实务界又掀起了一场关于金融强国的讨论，今天我想就这个话题向大家汇报我的学习和思考。下面我讲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金融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当前国内主流的金融理论都源于西方，金融的本质被定义为资金的跨时空调配，但我认为，金融的本质是生产关系。让我们回顾生产关系的三个核心要素：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成果如何分配。在封建社会，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大都归地主阶级所有。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缴纳地租，受地主的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
农民丧失土地成为工人，在工厂为资本家打工。工人仅能获得维持生计的工资，受资本家的剥削。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有了货币资金就可以随时购买相应的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货币成为现代社会生产资料的主要表现形式。金融机构事实上掌握了社会资金，也就是生产资料的管理、分配和使用权，以及收益的分配权。正是因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掌握着生产资料，也就是资金，进而决定了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很多企业家都说他们是在“给银行打工”。
至于劳动成果如何分配，那就更明显了。前些年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是其他行业的12倍。即便现在在降薪，也依然高于大部分行业。可见金融体系的设置，决定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同时也决定了劳动成果如何分配。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掌握在国家手里，为全体人民服务，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而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则掌握在大资本家手里，利益为大资本家独享。
既然金融体系就是生产关系，那么实体经济就是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匹配问题，就转化为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匹配问题。一个健全高效的金融体系，能促进企业的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反之，如果金融体系存在缺陷，就会阻碍企业的发展，制约生产力的提升。我们读书的时候其实都学过，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周期性的金融危机。
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正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主要是由国家代表人民掌控，可以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有能力“烫平”经济的波动，抵抗内外部的各种冲击。所以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道路，从一个被剥削被压迫的半殖民地社会，成长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
第二个观点是，普惠金融是社会主义金融的重要特征。现代西方金融资本出现了严重的异化，从服务实体经济蜕变为金融寡头对内剥削老百姓，对外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要建设金融强国，我们不能再唯西方马首是瞻，走西方的老路。我们需要在多年金融实践基础上，总结出社会主义的金融理论。
二者最核心的区别是，西方的金融理论和实践，是实体经济为金融资本服务，劳动为资本服务；而社会主义的金融理论和实践，应当是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服务，资本为劳动服务。资本主义是以“资”为本、以“人”为用的社会；而我们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以“资”为用的社会。
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一方面要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另一方面还要确保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实现共同富裕。一要靠党的领导，二要靠普惠金融。普惠金融，一方面要量大面广，惠及更多的中小企业和老百姓；另一方面成本还要低，让中小企业和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关键是要提高人民在生产资料使用权方面，也就是获得金融资源、金融服务方面的比重。
资本主义是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制造出无产阶级，我们要将人才和生产资料有机结合，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国家通过普惠金融将生产资料，也就是资金分配给广大劳动者，让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才会享有劳动成果，才会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实现共同富裕。
西方的金融机构是资本家私人所有，只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只算小账，所以才会产生风险收益匹配原理，中小企业风险高，所以贷款利率也必须高。而在中国，金融机构要提升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福祉，国家通过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扶持，利率不但不高，反而比大企业更低。虽然可能会让金融机构损失部分收益，但是却为社会创造了更大的价值。社会主义的金融，不是算自己的小账，而是要算社会的大账。
第三个观点，国家通过“资本政策”来驾驭资本。水既能滋润万物，满足人们的生活和农业灌溉需求，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带来巨大的破坏。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规划建设水利系统，使其为我所用，而不是受其所害。在经济领域来说，货币资本就是水，金融体系就是水利系统。
我们应该更好地构建和完善我们的金融体系，才能像大禹治水一样，更好地培育资本、驾驭资本、利用资本，使其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所以我建议国家应该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再推出“资本政策”。“资本政策”就是治水方略，是指国家通过各种手段，调控各类资本的产生、形成、分配、使用的宏观调控政策。只有做到了财政、货币、资本三策协同，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才算完整，调控才能更加有效。
西方国家是没有“资本政策”的，因为其金融机构大都掌握在大资本家手里，这一职能被资本家掌控。而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大都是国有金融机构，国家完全可以掌控金融机构，并推行“资本政策”来驾驭资本，让资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如果要将货币比作一个个的人，资本就是组织起来的货币，是形成了发展战斗力的力量，是可以直接创造价值的资本。
“资本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将分散的资金，组建成能够创造价值的各类资本，促进资本尤其是创新资本的形成。其本质在于将资本从市场自发配置，升格为国家政策引导，通过重构资本的形成机制、流动机制以及收益分配机制，来促进经济的增长。总结一下，认清金融的本质是生产关系，普惠金融是社会主义金融的重要特征，国家推出“资本政策”来驾驭资本，才能更好地建设金融强国。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何婕：刚才可亮老师用一段演讲，从学理上为大家讲解了他对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认知。讲得比较快，里面有很多专业名词，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圆桌对话部分，可以用大量案例来解释这些体系，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想先请问可亮老师一个问题：您刚才演讲当中也提到，中国的金融体系用几十年时间，帮助我们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您可不可以给大家举一些案例，说明我们的金融在不同阶段，是如何帮助实现这个目标的？
张可亮：其实我们中国的金融体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1993年为界。中国在1993年之前，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金融其实是财政的附庸，是财政的“出纳员”。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一穷二白，没有资本，当时国内的财富大多被蒋介石集团带到台湾去了。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把手里仅有的资金汇聚起来，投入到重工业建设中去，为我们的工业基础打下骨架。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施“156项工程”，156个重大项目，包括长春一汽、鞍钢等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企业，都是通过金融机构把老百姓的资金汇聚起来，按照国家统一调配予以支持。20世纪60年代，我们面临美国的核讹诈，开展三线建设时，金融机构把资金投入西南地区，一是保障了国家安全，二是调整了产业结构。如果当时没有三线建设，现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的差距可能会更大。
何婕：也就是说，您刚才举的这些案例，都有社会主义金融在发挥作用。尽管那个时候，大家不是特别强调“金融”这个概念。
张维为：远的不说，我们就从民国时期开始说。民国的问题是打仗不行，金融也不行，金融体系崩溃，钞票大幅贬值。同样，当时中国受西方霸权欺凌，如鸦片战争，英国打败中国后，要求战争赔款。战争赔款期间，我们的海关由英国人赫德控制，他的做法很简单：先把要支付的战争赔款等全部扣掉，之后再把余下的资金交给中国政府。
换句话说，英国打败中国，一是军事手段，二是金融手段。从击败到控制，西方列强都是这么做的，美国今天还在这么做。新中国成立后，军事和金融开始“站起来”。我们的成就要充分肯定，但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在探索如何运用“金融”，就像你讲的，当时只有财政，金融只是“出纳员”。
何婕：刚才张老师补充的这一点，也让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在恃强凌弱时，会抽干一个国家的血液，破坏、瓦解其金融体系。
张可亮：1993年之后，我们进行了改革。之前中国的银行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之后我们设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我们把“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的政策性功能剥离，这就是市场化改革。实施市场化改革之后，金融体制进入了市场化配置的阶段。这个阶段，它对我们经济的贡献是什么？
首先，支持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铁建设成效显著，洋山港、舟山港等港口以及5G通信网络都建设起来了。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额资金，比如说京沪高铁总投资需要2000多亿元，我们能够建成，是因为我们的银行体系通过银团贷款形式，为其提供了大量资金，把基建建设好。基建建好之后，能让我们所有的企业受益。
第二，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在全球化进程中，加入WTO之后，我们很多企业走出去，包括收购海外矿产、海外知名品牌，通过“一带一路”帮助亚非拉国家修建基础设施。亚非拉国家往往资金短缺，这些资金来自我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从而把我们的产能、机械设备输出到亚非拉地区。
第三，支持我们的科技创新，这一点主要依靠资本市场。
还有一点，我刚才讲到“烫平”经济波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西方会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国家都依靠金融体系度过这些危机。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时推出的4万亿贷款支持，把影响降到最低。这些都是金融对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张维为：我补充一点。我们经常讲，中国制度优势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底层逻辑首先就是金融，资金能够集中起来。
何婕：要集中力量，集中的是什么力量？首先得是资金的力量，就是金融在发挥作用。
张维为：不管我们现在的金融体制还有多少不足之处，但我们的金融体制能带领我们避免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爆发，这个成就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2008年金融危机我亲身经历过，当时我人在欧洲，瑞士几家大银行濒临破产，和美国一样沉迷金融游戏，大量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最后幸亏瑞士政府有资金储备，为银行注资，渡过了这场危机，但很多国家因此破产，大量国家都经历过。美国老百姓的财富缩水四分之一。
何婕：刚才您在演讲当中也说，金融体系归根到底是决定生产资料的归属。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掌握在人民手中；资本主义社会则不同，生产资料掌握在大资本家、大资本财团手中。对他们来说，金融就是资金的运作。
张可亮：不说别的，我们就说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发达的美国。美国的高铁建设里程很少，公路也都是早年修建的。美国的国家电网老旧，现在发展AI，电网已经无法支撑。还有通信网络，去过美国的人很多都说，很多地方没有信号，不少地方无法刷信用卡、无法使用手机支付。我们的手机支付，依赖于5G网络建设。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第一，政府没有能力动员资金，资金全部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为什么美国不建高铁？因为建高铁会冲击其航空业。美国航空业非常发达，这些资本家不会自我革命。美国的银行体系、信用卡体系非常发达，因此不愿采用支付宝这类支付手段。所以只有金融体系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才会出于人民利益考虑，推进自我革命与自我迭代。如果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他们永远不会自我革新。即使他们知道需要追赶，没有利益也不会去做。
张维为：这个道理很简单，私人控制的银行不愿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往往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收益。所以他们不愿投资。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基础设施为例，由国有企业和政府负责建设，5G基站实现所有村庄全覆盖。反过来说，我们不能只依靠国家，我们能做到“一部手机全部搞定”，民营经济的功劳非常大。
何婕：现在对于科创企业，我们一直有个口号，叫“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它的很多资本来源就是多元的，很多是社会资本。您演讲当中说到的第二点，社会主义金融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叫普惠金融。它对我们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
张可亮：普惠金融这个概念，其实是党中央一直坚持金融发展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之前我们学金融理论都知道，风险跟收益要匹配。中小企业风险就是高，我可能不愿意去做这个事。如果我要去做，一定要收益足够高，能覆盖风险我才做。所以你看，西方国家中小企业融资的利率成本特别高，或者说基本上是得不到资金的。
当年我们国家其实也存在这个情况，每年国家其实都在做这个工作，都在推进这个工作。但我认为之前的思路是错误的，至少没有对症下药。十八大之后这个事情就改观了。国家说给中小企业贷款利率要低，它们还不起，要扶持它们。但做这个事情，很多银行其实是抵制的，因为跟我们学的金融理论是违背的，而且成本高。
我给一个大企业贷款贷10个亿，它一定能还得起，利率哪怕低一点，我是无风险的，我可以获得这些利益。但是我这10个亿要给中小企业贷下去，我可能要服务1万家甚至10万家中小企业，我这10个亿可能都贷不出去，而且贷出去之后可能一部分还不回来，所以成本很高。银行其实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
何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非常明确地一直在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坚定地在推普惠金融这个概念，对很多金融机构来说也是一种理念再塑造。
张维为：我自己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普惠金融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手机支付，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普惠金融。你现在手机上可以操作很多业务，包括贷款，几分钟就可以批下来，看你的条件、贷款类型、征信记录。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做到“一部手机全部搞定”。一个是数字基础设施等硬件，因为你到任何地方，都有网络，都可以支付，其他很多国家都做不到。
何婕：所以现在像各大银行，包括其他银行机构做普惠金融，也已经成为它们的“肌肉记忆”了。
张可亮：一开始可能有抵制，大家不愿做，但是后来党中央就提出，金融要讲政治性、讲人民性，不能光讲盈利。然后在对银行体系的考核上，普惠金融排到了第一位。我之前跟银行交流，我说你们现在是不是一个月一调度？他说我们一个星期一调度，都要看指标。总行要求省行上报，省行要求市行上报，市行要求支行上报，一个星期把普惠金融贷款额上报。
它就管两个事情。一是量要上来，对中小企业普惠金融的贷款比例，在总比例里必须上升。二是利息一定要下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2018年到2023年，我们的普惠贷款从8万亿到了30万亿，年均增速30%左右。贷款利率成本从将近8%降到了四点几，现在还在下降。
只有我们中国，现在做了一个“违背”金融理论的事情。但这个事情是不是就不好？其实不是的。它算的是大账。它把中小企业都养活了，中小企业又养活了背后那么多员工、那么多家庭，社会成本就降低了很多。
何婕：国家算的是一笔大账，不是算银行的小账。所以可能银行从业人员说，我们很不好做，但是要考虑到，你为这个社会做的是贡献。
张维为：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活到90多岁。他去世前见到的最后一批中国学者，就是我和陈平老师。我们到他家里去，他还是很健谈，我们聊了40分钟。谈到金融化时，他说所有西方大国走上金融化之后就一路走衰。某个银行觉得一项业务是赚钱的，但是宏观来说，这笔账可能是亏的。沉迷于钱生钱的游戏之后，就不做实体经济了。
当年荷兰就是这样，高度金融化，没有实体经济，最终就崩掉了。英国也这样，美国今天也一模一样，也走在这条老路上。所以从反面来证明，可能个别具体单位、银行获益，但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是受损的。
何婕：中国要构建自己的金融和经济知识体系，真的要看我们的实践能生长出什么样的理论。您刚才说的第三点我印象特别深，是“资本政策”，是吧？这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站在建言的角度，您觉得咱们国家还可以执行怎样的“资本政策”？
张可亮：刚才讲到了，货币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资本是组织起来的货币，它是军队。当时说我们打不过八国联军，是因为中国当时没有组织。共产党把我们组织起来了，虽然我们穷，武器也落后，但是我们照样能战胜对手。资本其实就是组织起来的货币。我们个人银行存款3000块、5000块，这是用于消费的，没法带来资本升值。但只有把它聚集起来之后，才能去购买厂房设备变成资本。
我们国家之前通过货币政策来调控，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们投放了4万亿。但这个钱从央行到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去争取优质企业，贷了款之后去做投资。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企业是愿意贷款的。但是如果经济形势不太好，企业就说我不想贷款了，甚至有的想收缩，把银行贷款还掉，减轻财务压力。这时候人民银行再去放水，货币政策再宽松，也可能没用。货币政策像绳子，只能拉，拉着往前走，推，不行。
首先，支持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铁建设成效显著，洋山港、舟山港等港口以及5G通信网络都建设起来了。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额资金，比如说京沪高铁总投资需要2000多亿元，我们能够建成，是因为我们的银行体系通过银团贷款形式，为其提供了大量资金，把基建建设好。基建建好之后，能让我们所有的企业受益。
第二，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在全球化进程中，加入WTO之后，我们很多企业走出去，包括收购海外矿产、海外知名品牌，通过“一带一路”帮助亚非拉国家修建基础设施。亚非拉国家往往资金短缺，这些资金来自我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从而把我们的产能、机械设备输出到亚非拉地区。
第三，支持我们的科技创新，这一点主要依靠资本市场。
还有一点，我刚才讲到“烫平”经济波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西方会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国家都依靠金融体系度过这些危机。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时推出的4万亿贷款支持，把影响降到最低。这些都是金融对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张维为：我补充一点。我们经常讲，中国制度优势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底层逻辑首先就是金融，资金能够集中起来。
何婕：要集中力量，集中的是什么力量？首先得是资金的力量，就是金融在发挥作用。
张维为：不管我们现在的金融体制还有多少不足之处，但我们的金融体制能带领我们避免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爆发，这个成就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2008年金融危机我亲身经历过，当时我人在欧洲，瑞士几家大银行濒临破产，和美国一样沉迷金融游戏，大量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最后幸亏瑞士政府有资金储备，为银行注资，渡过了这场危机，但很多国家因此破产，大量国家都经历过。美国老百姓的财富缩水四分之一。
何婕：刚才您在演讲当中也说，金融体系归根到底是决定生产资料的归属。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掌握在人民手中；资本主义社会则不同，生产资料掌握在大资本家、大资本财团手中。对他们来说，金融就是资金的运作。
张可亮：不说别的，我们就说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发达的美国。美国的高铁建设里程很少，公路也都是早年修建的。美国的国家电网老旧，现在发展AI，电网已经无法支撑。还有通信网络，去过美国的人很多都说，很多地方没有信号，不少地方无法刷信用卡、无法使用手机支付。我们的手机支付，依赖于5G网络建设。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第一，政府没有能力动员资金，资金全部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为什么美国不建高铁？因为建高铁会冲击其航空业。美国航空业非常发达，这些资本家不会自我革命。美国的银行体系、信用卡体系非常发达，因此不愿采用支付宝这类支付手段。所以只有金融体系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才会出于人民利益考虑，推进自我革命与自我迭代。如果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他们永远不会自我革新。即使他们知道需要追赶，没有利益也不会去做。
张维为：这个道理很简单，私人控制的银行不愿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往往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收益。所以他们不愿投资。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基础设施为例，由国有企业和政府负责建设，5G基站实现所有村庄全覆盖。反过来说，我们不能只依靠国家，我们能做到“一部手机全部搞定”，民营经济的功劳非常大。
何婕：现在对于科创企业，我们一直有个口号，叫“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它的很多资本来源就是多元的，很多是社会资本。您演讲当中说到的第二点，社会主义金融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叫普惠金融。它对我们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
张可亮：普惠金融这个概念，其实是党中央一直坚持金融发展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之前我们学金融理论都知道，风险跟收益要匹配。中小企业风险就是高，我可能不愿意去做这个事。如果我要去做，一定要收益足够高，能覆盖风险我才做。所以你看，西方国家中小企业融资的利率成本特别高，或者说基本上是得不到资金的。
当年我们国家其实也存在这个情况，每年国家其实都在做这个工作，都在推进这个工作。但我认为之前的思路是错误的，至少没有对症下药。十八大之后这个事情就改观了。国家说给中小企业贷款利率要低，它们还不起，要扶持它们。但做这个事情，很多银行其实是抵制的，因为跟我们学的金融理论是违背的，而且成本高。
我给一个大企业贷款贷10个亿，它一定能还得起，利率哪怕低一点，我是无风险的，我可以获得这些利益。但是我这10个亿要给中小企业贷下去，我可能要服务1万家甚至10万家中小企业，我这10个亿可能都贷不出去，而且贷出去之后可能一部分还不回来，所以成本很高。银行其实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
何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非常明确地一直在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坚定地在推普惠金融这个概念，对很多金融机构来说也是一种理念再塑造。
张维为：我自己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普惠金融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手机支付，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普惠金融。你现在手机上可以操作很多业务，包括贷款，几分钟就可以批下来，看你的条件、贷款类型、征信记录。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做到“一部手机全部搞定”。一个是数字基础设施等硬件，因为你到任何地方，都有网络，都可以支付，其他很多国家都做不到。
何婕：所以现在像各大银行，包括其他银行机构做普惠金融，也已经成为它们的“肌肉记忆”了。
张可亮：一开始可能有抵制，大家不愿做，但是后来党中央就提出，金融要讲政治性、讲人民性，不能光讲盈利。然后在对银行体系的考核上，普惠金融排到了第一位。我之前跟银行交流，我说你们现在是不是一个月一调度？他说我们一个星期一调度，都要看指标。总行要求省行上报，省行要求市行上报，市行要求支行上报，一个星期把普惠金融贷款额上报。
它就管两个事情。一是量要上来，对中小企业普惠金融的贷款比例，在总比例里必须上升。二是利息一定要下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2018年到2023年，我们的普惠贷款从8万亿到了30万亿，年均增速30%左右。贷款利率成本从将近8%降到了四点几，现在还在下降。
只有我们中国，现在做了一个“违背”金融理论的事情。但这个事情是不是就不好？其实不是的。它算的是大账。它把中小企业都养活了，中小企业又养活了背后那么多员工、那么多家庭，社会成本就降低了很多。
何婕：国家算的是一笔大账，不是算银行的小账。所以可能银行从业人员说，我们很不好做，但是要考虑到，你为这个社会做的是贡献。
张维为：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活到90多岁。他去世前见到的最后一批中国学者，就是我和陈平老师。我们到他家里去，他还是很健谈，我们聊了40分钟。谈到金融化时，他说所有西方大国走上金融化之后就一路走衰。某个银行觉得一项业务是赚钱的，但是宏观来说，这笔账可能是亏的。沉迷于钱生钱的游戏之后，就不做实体经济了。
当年荷兰就是这样，高度金融化，没有实体经济，最终就崩掉了。英国也这样，美国今天也一模一样，也走在这条老路上。所以从反面来证明，可能个别具体单位、银行获益，但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是受损的。
何婕：中国要构建自己的金融和经济知识体系，真的要看我们的实践能生长出什么样的理论。您刚才说的第三点我印象特别深，是“资本政策”，是吧？这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站在建言的角度，您觉得咱们国家还可以执行怎样的“资本政策”？
张可亮：刚才讲到了，货币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资本是组织起来的货币，它是军队。当时说我们打不过八国联军，是因为中国当时没有组织。共产党把我们组织起来了，虽然我们穷，武器也落后，但是我们照样能战胜对手。资本其实就是组织起来的货币。我们个人银行存款3000块、5000块，这是用于消费的，没法带来资本升值。但只有把它聚集起来之后，才能去购买厂房设备变成资本。
我们国家之前通过货币政策来调控，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们投放了4万亿。但这个钱从央行到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去争取优质企业，贷了款之后去做投资。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企业是愿意贷款的。但是如果经济形势不太好，企业就说我不想贷款了，甚至有的想收缩，把银行贷款还掉，减轻财务压力。这时候人民银行再去放水，货币政策再宽松，也可能没用。货币政策像绳子，只能拉，拉着往前走，推，不行。
潘行长说，人民银行要支持资本市场，我们可以提供贷款，上市公司如果要回购股票，我们可以用贷款支持你们回购股票。同时，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你们可以把手里的股票资产抵押给我们，我们给你资金让你继续去投资本市场。先提供5000亿，5000亿如果效果好的话后续还可以追加。也就是说国家、央行下场了，“国家队”进去给市场托底了。
有了“国家队”的托底，所谓资本大鳄就不敢通过做空去赚钱。但是我们老百姓只能通过做多赚钱，以前买股票希望它涨了之后去赚钱，但实际上机构是可以通过做空赚钱的，涨也赚钱，跌也赚钱。所以在跌的过程当中散户在赔钱，但是很多机构其实是在赚钱的。这个问题必须改变。
证监会手里其实没有筹码，光出政策其实很难奏效。现在央行就表明态度，你敢把股票、把筹码卖了，你卖多少我买多少，低价筹码让“国家队”买进来，它到时候想再买回去就买不回去了。以前它会把股价砸下来，
砸下来之后，它把散户手里的股票买下来，然后再拉上去，拉高了之后再让散户追高，再卖给散户，来回通过这种波动赚钱。散户亏个10%还能接受，跌破10%可能就要割肉。现在国家说要平抑股市的波动性，不让这些机构把股市搞得上蹿下跳，下边有底，上边有顶。市场如果太疯狂了，通过“国家队”往下卖股票打压一下；太低了，就出手接一下。让市场保持稳健向上的走势。
何婕：股票这个案例当中，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包括股市在内，应该有人民立场。
张可亮：以前说股市，国家不能干预，这是西方的做法，一干预就不是自由市场，就变成计划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逻辑。西方华尔街大资本说，国家不能管我，我就在这里面这样赚钱。其实逻辑不是这样的，社会主义金融一定要管。我的建议是“资本政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成立平准基金。
我们有储备粮、有储备油，粮食歉收的时候，要开仓放粮平抑粮价；石油如果价格涨了，我们也有储备。有了储备才能调控，才能保持价格稳定。但是我们资本市场没有储备，没有筹码，光喊口号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央行说，下场，用“国家队”来平抑市场。我们就可以对资本市场有信心了。
何婕：对于我们现场和看节目的年轻观众，也是一个鼓励。从股票市场这个案例来看我们的金融属性，大家也听得很明白。我们现在开启现场对话，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交流。
【观众互动】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平准基金是一项重要的“资本政策”，这让我有所启发。因为我平时也会参与一些理财投资，最担心的就是股市波动太大。平准基金未来在资本市场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否能改变中国目前股市的生态？
张可亮：平准基金，西方国家也有，但是它们用来做什么？在股市暴跌的时候，国家出手托住股市。但股市好起来之后，就慢慢退出了，它是个临时救火的工具。在跌破3000点的“3000点保卫战”中，其实很多专家也提了建议，要抓紧时间成立平准基金。但他们说的平准基金，还是像国外一样，临时把股市救起来，跟我说的平准基金的概念不一样。
我说的平准基金就是“国家队”，长期存在。长期存在就是为了平抑市场波动。中央汇金其实在发挥着类平准基金的作用，现在还不是标准的平准基金，后续我觉得肯定会推出来。
张维为：你建言中这一点特别宝贵，就是央行出手。因为中国中央政府的信誉是非常好的。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么多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发行任何债券，老百姓都是会买的。
观众：老师您好，我是从事服装零售行业的。我们国家目前的金融体量其实蛮大了，但在老百姓认知当中，离金融强国还有一定的距离。理财渠道相对较少，投资风险还是比较大。怎么能够实实在在地让老百姓感受到金融强国的好处？
张可亮：其实我们已经在享受金融强国所带来的好处了。金融是服务支持实体经济的，它其实有时候不直接作用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而是对整个国家的宏观发展有好处。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都没有影响到我们，经济一直在不断快速增长，包括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保持着4.5%到5%的经济增长率。其他国家比如日本都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现在比较好的生活，都是金融机构支持的结果。
当时郭树清行长就讲过，收益率超过8%，可能就有丧失本金的风险。高息理财，那不都是金融诈骗吗？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摆在那里。如果银行给你的无风险收益很高，你存银行都能拿到很高的利息，物价肯定每年涨得非常高。
所以对老百姓来讲，无风险收益，大部分存在银行里边，能够跑赢通货膨胀率就好了。这中间，有一部分人可能说，我要获得高于银行利率的收益，怎么办？我们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后续就是把我们资本市场做起来，让老百姓可以买公募基金或者指数产品，
观众：两位老师好。我自己也是从事金融行业的从业者。之前一直在美国工作和学习。美国往往依靠军事霸权维护金融霸权，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我们建设金融强国，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在鼓吹“中国威胁论”。我们国家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这种潜在的风险？
张维为：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说，现在中国金融产品、金融支付渠道的崛起，美国已经很担心。美国到现在还在使用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动不动就把其他国家踢出这个系统。中国自主搭建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国际资金清算系统就像老旧破损、效率低下的高速公路，手续费高、到账慢，还在用最传统的方式，甚至用传真机交换信息，确实很落后。而中国的CIPS系统技术先进、高效便捷，资金可以快速到账。
中国是全球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如果美国要把中国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那么从这一天开始，美元的国际地位将受到巨大冲击，各国都会更多使用人民币购买中国产品，包括美国。我曾向有关方面建言，明确推动部分商品使用人民币结算，不使用美元结算，态度鲜明、主动作为。我们倒要看看究竟谁更离不开谁。
张可亮：货币，有货才有币。现在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各国都愿意有资金来购买中国商品。过去是石油美元体系，各国购买石油主要使用美元。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曾尝试脱离美元体系，比如用本币结算，但被美国用霸权手段打压下去。但是现在对中国来讲，美国的军事霸权无法对我们构成实质威胁。所以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完全可行的，但是我们要稳步推进。
何婕：从科技战到贸易战、关税战，最后可能迎来的是金融战。打赢金融战，关键靠我们自己，把社会主义金融强国建设好，把市场体系完善好。资本具有流动性，会主动流向更优质的市场。非常感谢可亮老师做客节目，对社会主义金融体系既进行了理论阐述，又举了很多案例，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体系、金融强国建设的理念、道路和实践。刚才您讲到，社会主义金融是要有效治理的。这也帮助大家理解，我们的金融要规范管理，要服务好人民，同时也要管好风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也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再见。
责任编辑：唐晓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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