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下午，拉脱维亚哲学家、拉脱维亚大学亚洲研究系主任卡斯帕斯·克拉文斯（Kaspars Kļaviņš）教授到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并发表题为“中国现代辩证法如何重塑今日科学思维”的演讲。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副院长吴新文教授与克拉文斯教授就中西哲学比较、中国现代辩证法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克拉文斯教授在演讲中首先感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邀请，并对复旦大学深厚的学术底蕴和中国研究院广泛的国际影响力表示钦佩。他指出，辩证法在中国是一个“活的传统”；而在欧洲，辩证法走衰，哲学趋于僵化。他强调，中国现代辩证法不仅是一种哲学遗产，更是一种活的、充满生命力的方法论。

克拉文斯教授发表演讲

克拉文斯教授回顾了辩证法的思想源流与全球传播历程。他表示，辩证法源自古希腊，经德国古典哲学完成重要发展，却最终在欧洲走向衰落。他认为，思想遗产从不属于任何单一国家与地区，它会在不同地域间流转、演变、实现新的综合。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辩证法之所以保持生命力，在于中国辩证思维的传统源远流长，辩证法从未固化为封闭的体系，而是始终与历史实践保持互动。

克拉文斯教授还对当下西方科学研究中的非辩证思维方式提出看法。他指出，当代科学研究出现了将关系、信息等局部要素绝对化的倾向，陷入了片面、抽象的形而上学，这种方法论偏差也映射到社会领域，造成了平台资本主义将数据、信息等同于价值，却无视劳动与物质生产的认知误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思想传统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以中国在平衡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高铁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创新为例，阐释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体现。

在对话环节，张维为教授对克拉文斯教授的观点表示认同，并肯定其“辩证法在中国是活的方法论、活的哲学”这一核心判断。他指出，今天使用的中文是古代汉语的延续，因此中文本身包含了许多充满辩证思维的成语，如“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因祸得福”等，其中蕴含了“活的方法论”和“活的哲学”。他还指出，中文是寻求共性的语言，它高度凝练，以大约3500个核心字为基础，便能表述各个领域的知识。

张维为教授与克拉文斯教授对话

张维为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中文的语言逻辑具有独特的优势，有利于以较小的算力实现更为迅捷的结果生成。中国现代辩证法，既传承了本土哲学思想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相互转化的逻辑，也深化发展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传统，实现了本土思想与外来理论的辩证融合。欧洲传统中的形式逻辑虽然对科学学科发展至关重要，但从整体趋势看，科学问题越来越需要整体性思维和辩证逻辑。

吴新文教授对克拉文斯教授跨越人文与科学边界、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关怀的哲学思考表示赞赏，并就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中国有无本体论传统、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现代辩证法的贡献等问题与克拉文斯教授展开深入探讨。克拉文斯教授认为，中国哲学从源头就拥有适配科学发现的方法论，道家的思想体系本身就为探索世界提供了完整的方法论，只是需要等待合适的发展时机；而所谓“科学源自西方”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是自然本身的呈现，将知识遗产私有化本身就不符合辩证逻辑，欧洲的诸多科学发现，恰恰是因为与中国哲学的相遇才成为可能，二者本就不可分割。

吴新文教授与克拉文斯教授对话

针对“中国有方法论、无本体论”的观点，克拉文斯教授以16世纪中西方思想交流的史实为例指出，中国自古就有不逊于欧洲的哲学思辨与本体论探索，只是相关文本长期被西方传教士隐匿，未能被欧洲学界充分认知。他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是对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内的欧洲辩证法思想的“扬弃”，同时继承并发扬了中国的辩证法传统。他高度评价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矛盾持续存在的论述，认为其与熵增加原理高度契合，深刻把握了辩证法的核心本质，而这也与拉脱维亚诗人莱尼斯的思想惊人相似。

在问答环节，克拉文斯教授就中国发展战略中的辩证法运用、语言与民族思维方式的关系、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思想差异、唯物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等问题回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

活动结束后，双方互赠书籍并合影留念。

合影留念

张维为教授与参加思想者对话的同学们合影

卡斯帕斯·克拉文斯系拉脱维亚大学人文学院亚洲研究系主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亚欧跨文化互动、东亚哲学现代化及全球思想传统中的哲学与历史等跨学科研究，曾在欧洲、亚洲、澳大利亚多所高校任教并从事研究工作，发表大量论文，为历史学、宗教学与文化哲学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作出了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