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既要顾好内部发展，也要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它对于“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有哪些意义？今年的十四五规划会有哪些新的内容？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能够坚持十四个“五年规划”的秘诀是什么？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接受了观察者网的专访，解读中国的“五年规划”。
观察者网：从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的十四五规划，贯穿了新中国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的整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中也走过弯路。您怎么评价五年规划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
张维为：一部中国五年计划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新中国的成长和发展史。1952年2月我们开始编撰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毛主席指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确立国家独立地位的迫切需要，没有钢铁就被人欺负。当时中国没有编撰发展规划的经验，需要借助苏联的帮助。周恩来总理曾亲自率领庞大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征求苏联专家对我们一五规划初稿的意见。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规划能力最强的国家，这种能力已经成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五年计划制定和执行中也经历过挫折，例如大跃进时期指标定的太高，后来又有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失衡等，但总体上一系列五年计划的成功制定和执行，对中国全面崛起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中国人相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对许多问题，超前地进行思考和规划，非常之重要。比方说，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总量到2000年要翻两番，然后他就考虑中国的电力发展要超前，我们就开始了电力大发展的规划，包括如何通过一系列五年计划来实现电力发展。今天中国的用电量如此之大，但没有闹电荒，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一切都离不开当年的规划和落实。用中国标准看世界，有没有规划能力，有没有规划执行能力，检验的都是一个国家的治国理政水平。
观察者网：我们的计划与当年苏联的计划最大差别在哪里？
张维为：五年计划就是我们向苏联借鉴的，列宁时期就有了思路，斯大林时期开始执行，但我们后来也发现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缺陷，就开始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随后中国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把传统的指令性计划改革为指导性计划和战略性规划，既发挥市场的作用，也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中间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把许多应该交给市场和企业的东西，交给了市场和企业。
回头看，中国在自己的崛起过程中，学习和借鉴了大量其它国家的经验，然后结合中国的国情，推陈出新。相比之下，到90年代初，苏联转而全盘否定自己，拥抱全面私有化的休克疗法，结果是灾难性的，至今很多俄罗斯人还后悔不已。
观察者网：这是否也体现在“五年计划”在2006年的时候改成了“五年规划”，一字之差反映了我们治国理政思路的转变？
张维为：是这样的。一个词的变化，背后是中国对经济建设认识规律的深刻变化。2006年，也就是“十一五”开始之际，我们正式把“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我们是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我们的计划理念，已经完成了从宏观与微观并重向宏观的转变,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规划的覆盖面更具有战略性、宏观性，它关注产业、区域、城乡、社会、环境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等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规划”与“计划”两个概念的差别，我们从编撰一五计划时大量借鉴苏联经验，到形成自己独特的规划模式，这包括一整套相关的制度安排，如每年的两会、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还有像目前正在召开的专门讨论五年规划的中央全会，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制定五年规划举行的一系列座谈会等等，中国整个规划制定和宏观经济调控的制度安排已经相当成熟，在今天的世界上独树一帜。最近不少西方的学者都在建议本国政府借鉴中国制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的经验。
观察者网：关于十四五规划，今年面临的大环境有个特殊因素就是新冠疫情，可以说改变了国内外发展格局。您认为今年的十四五规划会有哪些针对性的安排？特别是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智能化方面，会有哪些推进？
张维为：毫无疑问，疫情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不确定。估计除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今年、甚至明年的增长都可能是负数。鉴于这个背景，我想如何推动内需，搞活“内循环”，同时保持开放，畅通“外循环”，将是今年关注的重点。十四五规划无疑将体现党中央最近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战略思路。
今年这场疫情袭来，应该说，我们的应对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但即使这样，我们也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们公共卫生管理的碎片化、资源比较分散化等问题还比较突出，“重医轻卫”“重医轻防”的问题也还比较严重，需要深化公共卫生体系改革，补齐短板，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一定是十四五的重点之一。
此外，以数字与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也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新动力之一。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带来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巨变，中国今天处在这场新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我国已经把“数据”列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战略性资源之一，充分肯定数字革命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也会在十四五中得到体现。我们新基建建设规划中已经包含了许多与此相关的内容。
我想十四五规划会有很多看点，上上下下都十分关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的规划制定过程也是一种“供给创造需求”的过程，整个社会都会从这个规划中看到许多新的增长点，这本身就会创造大量新的需求，这也是一条重要的中国经验和智慧。
观察者网：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体现了国家政策的延续性，以及超强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这一点和西方的选举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如特朗普在上台之后迅速废止了前任奥巴马的医保改革方案。为什么中国能够延续十四个五年规划，而西方很难做到这一点？
张维为：西方制度下难以做出长久规划，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多党竞争导致的短视政治，即使一个政党制定了计划，另一个党上台可能就会把它推翻；二是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种理论认为理性的个人基于自己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带来社会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否定规划的作用。
我前几天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教授有个对话，我们讨论了他的新著People，Power and Profits，中文书名叫《美国真相》，这本书严厉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给美国带来的巨大贫富差距、深刻社会危机以及特朗普上台等现象，他认为美国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否则很难走出危机，这也是我长期坚持的观点。
英文中有个单词，叫short-termism（短期主义），专门形容今天西方普遍存在的只顾眼前、不顾未来，没有规划的状况，这样的制度不走衰也难。最近美国疫情形势日益严峻，新冠感染人数已经接近900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3万，但整个国家连一个全国统一的防控疫情计划都没有。美国好几位传染病专家都在说：美国可能会经历一个“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冬天”。
观察者网：中国制定规划和执行规划的能力，在国际比较中十分突出，如何解释中国这种独特的能力？
张维为：我想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党的领导，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不是西方模式下的“部分利益党”；她是一个“使命担当党“，不是西方模式下的“选举型政党”；她代表一个在内忧外患下跌入低谷后又发奋重新崛起的伟大民族，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谁”的政党。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主席就提出要“追赶”和“超越”美国，否则中国要被开除球籍；理解小平同志主政后就提出的中国的现代化要分三步走，要让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发达国家；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百年”长远目标，而十四五规划是实现这个长远目标的重要一环。
总体上看，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定过程，从过去的只涉及经济的一元，到兼顾经济与社会的二元，再到今天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许多内容的多元。十四五规划的内容将包括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民生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还有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等很多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