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信息：

《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道路》，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

书籍作者：

史正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书评作者：

唐毅南，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伟大的经济学理论自然都是来源于深刻的哲学思考，更基本的是， “深刻”只能产自人类历史中那些最重大的实践活动和最深远的制度变革。古典经济学兴起于人类生产力的重大突破，也就是资本主义向机器大工厂过渡的时代；凯恩斯经济学超越同侪，是在大萧条中开创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工具；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为争霸中不堪重负的美国经济“滞胀”开出了相反的药方，配套了新的工具箱。凯恩斯和新古典分别构建一般理论（所谓“通论”）的尝试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们能以自己那个时代的宏观背景作为参考系，也是如特殊相对论（所谓“狭义相对论”）一般的成就。

当今世界，又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重大转折期，对我们来说，最责无旁贷的就是清楚地认识和阐述中国道路，若还能为万世太平再开新路，则可谓“善矣哉”。然而，就算把视线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国道路的宏大，也已经超出了上面这些特殊理论的视野。所谓时移世易，中国道路与咆哮的二十年代、大萧条、帝国争霸或者是滞胀并没有什么交集。

强调中国道路的与众不同，进而针对性构建一个新的特殊理论当然也是不错的出路，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技术修正是切实可行的。这虽然也能开一时之研究新风气，但技止于此又总令人感觉对不住这个百年未有的大时代。有没有更好的出路呢？史正富的新书《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道路》就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可行性：书中呈现了一个一般理论的粗略但完整的框架，把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道路即“中国道路”和“美国道路”的成败得失，都作为特例收纳进来了。只盯着自己的成功道路是见不着泰山的，原来如此！说到底世界上的这些背道而驰都是共同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这似乎毫无疑问，但如果思想偏于一隅，这又是绝难观察到的。

本书是作者三十多年来文章的选集，体例多样，包含了学术论文、会议演讲、媒体专访，以及大众报刊文章等。本书面对的读者群体非常之广泛，从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非经济领域工作者，到商界人士；从实际负有经济发展和管理职责的政府公务员和官员，到书斋内研究经济学理论的学者，都能对号入座，读出自己的感悟。这些文章写得行云流水，文采斐然，一般读者读来会饶有兴趣，沉浸其中；专业的经济学家则会更乐于探究其中的学理，有三个主要的维度在短短的十余万字里令人信服的呈现在读者面前。按我本人的理解，这本书的三个维度是一个里外三层的完整结构：

最外层的维度，是在学科划分的技术性层面的完整性。本书共有15篇文章，依次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纲领性质的前言，这是书中相对近期的文章，意味着在此之前，作者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构建。其次是第一辑，收录了作为微观基础的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和市场理论，等，共有5篇。之后是制度创新的一辑，当然，这是中国道路意义上的制度创新，对应于正向积极的自主制度创新，不在主流经济学视野内。这一辑共四篇。第三辑则是主要的宏观经济学框架，有意思的是，美国道路作为负向消极的制度“创新”的例证再次出现，它也是自主的，与中国道路的差异仅是现代经济统一的新规律下方向选择的不同。自然的，中国道路成为前景光明的方向毫不令人意外。基于对“功能货币时代”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概括，这一辑提出了新一揽子政策工具，并且令人信服的证明了它们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期前景和可行性。

由此，这本书的框架从一开始的微观基础就是与主流的凯恩斯或新古典理论的微观基石，即个人的心理规律，完全分道扬镳的。这样的高度创新。需要读者进入更深的专业阅读，笔者水平有限，只能从个人角度出发，管窥本书更为内核的两个维度，望能略见一斑。

深入阅读的第一步，我认为是探寻书中的创新之处。本书15篇，每一篇都是创新，这些重大创新不但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本文的目的不是做一个完全的专业文献评论，逐个点评，毋宁再写一本专著，应该将分析的乐趣留给读者，这里笔者更愿意与读者分享的是作者的一些学术和实践经历，记录一些他的夫子自道，这能提供一些关于作者创新源泉的有趣线索。不妨把这些创新和其源泉作为阅读本书的第二个维度，是向内深入的一层。

以第一辑为例，本部分5篇文章包含三个重要的创新领域，围绕的理论核心是把企业和市场而非个人心理作为真实经济的微观基础。第一个领域是市场理论：市场为企业提供生产要素供给和产品销售对象，这两端的市场从物理到规律都不是同一个，而是有明确结构的“双层市场”，国家和市场的力量都是市场形成的基本制度要素；其二是企业本身的所有权，企业产权的安排超越科斯理论的降低交易成本，是企业具体的组织和运营模式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关系的演化发展。由此带来的实际问题之一，是坊间所谓的“国进“还是”国退“缺乏现实相关性，不是国企改革的焦点问题；其三是企业价值创造的现代拓展，企业生产不是一般均衡条件下的产量或价格的决策，可按技术经济特征把不同要素对价值形成的贡献在价值公式中分别表达出来，这也超越了适用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简单轻工业的单一劳动时间维度。

如果没有一般均衡的框架，很难说上述几个领域在主流经济学里面有什么瓜葛，新古典理论在这方面大概有点像物理学尝试建立“统一场论”过程中的一个分支，即弦论。其中，数学的公理化操作居于显要地位，而公理化系统又总是有很多的。这就使得数学之“美”取代了现实相关性，成为了理论的主流意识。2008年次贷危机后，克鲁格曼就对此提出了质疑，英国女王也专门请经济学家探讨了经济学理论失灵的问题。

数理逻辑框架的自洽性，当然是深刻的思辨维度，但它也当然不能直接用于比较不同学派的短长。反过来，现实相关性才是科学理论是否成立的判据，更进一步，最终划定学术框架是否具有一般性的，也是经济现实。由此观之，史正富的这一本文集中三十年的思想跃进和理论创新，我认为源泉主要有二：其一是精深的把握住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般理论的完整性，其二是在他求学研究和经济实践的经历中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已臻化境。

相应的，史正富将自己的经历分为双轨路线，其一是对经济学的“求知与探索”，其二是“参与中国改革实践”。我做他的学生，耳濡目染之下才意识到原来政治经济学早就是一般理论，可以将众多的历史实践和经济现实纳入其中；与此同时，所谓“实践出真知”不仅仅是对经验有所总结，更能使人目光如炬，照亮前路的岔口。

掐指算来，史正富的理论学习有二十年时间。他在上大学之前就在部队里完成了全部的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尤其要指出的是，这些学习不是通过基于课堂和教材的教学进行的，而是对原著精读，包括资本论和当时中央指定部队学习的“六本书”。这在他求知的起点就“超纲”学完了大学本科至研究生阶段的经济学基本理论。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家穷一生可能也就是在一个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内有些名声，幸运的话再拿一个“诺奖”，但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包括经济学、哲学、国家和政党，等等，是全面的“超学科”。笔者本人在不同的学科腾挪了几次，勉强算“跨学科”，认识到不同学科的相互启发是创新的重要源泉。

当史正富作为恢复高考的首届考生，从部队考入复旦大学时，经济系刚刚重建，学校虽无教材，但有藏书。于是他不但完整阅读从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和新古典理论的这一条理论路线的著作，还把那一时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理论探讨也都读完了著作。这是国外的经济学家最后一次在主动实践中往前摸索社会主义了，随后就是实践中挫折和不成功的改革理论，直到国家最终变色。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失去了主动实践的机会。他们作为旁观者的批判是有力的，但对建设是茫然的，不会带来质的革新，史正富也通读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分析《资本论》的著作，但创新的机会无疑在当下的中国。启示在于，二战后的技术革新同时引起了不同社会制度下经济运行体制的变革。

史正富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起因正是向时任校领导提出中国必须要有研究“往前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但不久之后他即赴美留学。对他来说，经济学科内缺的拼图有限，比如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经济学和新兴的演化经济学，很快就念完了。于是，他又到马里兰大学修读实证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相关的社会科学，顺便把数理统计搞清楚了。期间，他近距离观察了美国各阶层社会的生态，上至美国政府高官和议员的高层政治、下至重刑犯的社会心理、以及美国学界和少数族裔群体等，形成了对美国全面丰富的感性知识。

当然，史正富作为旁观者观察美国社会的实践价值，毕竟比不上他投身于中国的改革开放。1994年，他获得美国美利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完成了对应的博士论文和论文建议书后启程回国，开始了同样传奇的投资生涯。

投资的智慧是无法言传的，否则人人都能学巴菲特成为富豪，所谓“传奇”，可能更多的体现在互联网上流传的众多绘声绘色的投资故事里。贾雨村言大可一笑置之，“真经”在本书中其实能看出个大概：大量的创新其实是实践与理论的有机结合。就小里来说，第一辑里的三大创新差不多就是半本《投资学》；就大里来说，真经的另外半本，在本书的后面两辑也给出了框架。

首当其冲的是中国改革的制度创新，接着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再就是货币金融与中国的未来道路选择。这个社会科学的“大综合”能让跨度如此之大的课题和谐并存在同一本小册子里，预示了新的一般理论可能正在路上。

就我的“小道消息”，最终的一般理论会在本书之后陆续推出，本书其实在开篇的前言就指明了方向，那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这涉及我们理解世界的最内核工具，即方法论和范式，是阅读本书的第三个维度。本人在这个层次就更为浅薄了，只能简单说说个人的读后感。

秉持“实践出真知”的理念，我心中的方法论和范式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映射规则。开篇《现代经济学的危机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指明的，差不多就是经济学研究与经济现实之间从失序和失范的“哈哈镜”映射，到有序和规范的有机结合的路线图。

还是从微观基础开始，用心理动因替代真实的生产和价值创造过程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方法，它是一门关于“偏好”的学问。价值不但可理解，还可观测，这是满足自然科学要求的。差别在于价值尺度不必是绝对静止的。爱因斯坦用相对论替代了牛顿的绝对时空参照系，史正富拓展了价值的测量尺度，都是理论的发展而非替代。但心理动因是“以太”，本身不具有可观测性，要严守需求的边际递减假设才能导出一般均衡。我们做复杂经济学研究，认为心理动因并不符合科学对参照系的要求，“一般均衡”实际上非常特殊。反之，《资本论》仅以“资本”命名，但却具有一般理论的基本要素。

更关键的，是不能削现实的“足”，适理论的“履”。当代世界另有重大现实，超出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胡佛秉持的经济学在凯恩斯面前是“老皇历”，说到底是应对现实的政策主张在相互竞争，最终，新古典的反凯恩斯革命表明：特殊理论的现实根基完全不受理论提出者控制。如史正富指出的，美国的“虚实二元化”和中国的崛起是当今最重大的历史事实。当下的美中关系也正是货币变性、金融变异等等经济运行新规律下不同发展道路的冲撞。

由此观之，史正富提出中国发展道路的未来方案，有效利用当代货币金融的新变革，又有货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措施，更夯实社会主义服务全体人民的制度基础，作为全书末篇，可谓水到渠成，完美收官。令人意犹未尽的是，因篇幅所限，书中有大量“留白”。这对研究者正是福音，本书开创的众多研究方向，应会吸引有志者深入研究，共建新的中国道路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