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中华工商总会主办的“2026上市出海高质量合作发展论坛”近日在上海成功举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研究员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范勇鹏副院长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论坛以“上市出海·高质量合作发展”为主题，汇聚了来自政府、驻沪领馆、企业、智库及学术界的代表，共同探讨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背景下，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香港中华工商总会执行主席陈峰在欢迎辞中表示：“中国企业正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今次论坛旨在搭建一个跨领域、高层次的对话平台，推动各方资源对接，助力企业稳健出海。”

范勇鹏在演讲中剖析了全球化新阶段的四个特点。

首先，从特朗普发起全球贸易战迄今，世界体系的关键词已经从“脱钩”变成“断裂”。美国推行雄心勃勃的脱钩政策，试图孤立中国，但结果是自己日益被孤立。去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将“脱钩”换成了“去风险化”这样的含糊说法，但这并不能掩盖脱钩战略失败的事实。事实上，美国脱钩战略的结果是由美国建立和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断裂。脱钩是空间性的，美国试图通过重构供应链而重塑世界体系，挽救美国霸权。断裂是时间性的，世界对美国空间重构战略的回应是时间性的断裂，旧体系走向死亡，新体系将取而代之。脱钩是量变，断裂是质变。从奥巴马任期到今天，美国为了延缓旧霸权体系的断裂，客观上加速了断裂的到来。

其次，在不同维度不同领域，这种断裂并非同时发生。旧体系的底层结构已经断裂，但是国际制度、行为规则、思想观念等的演变还存在滞后性，因而当前处于结构与形式、实与名相背离的阶段。世界思想文化和社会科学是矛盾最突出的领域。这种现象在历史上经常出现，知识界最容易沦为旧体系的遗老遗少。企业界对世界变化十分敏感，本应“春江水暖鸭先知”，但是思想观念上却存在滞后，对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认识仍存在普遍误区，这就是名实乖离的消极影响。关于“斩杀线”的讨论和爱泼斯坦档案等事件起了催化作用，让美国陷入自证泥潭。旧体系的意识形态就像皇帝新衣，一旦被人质疑就已经开始失败，再多的解释、自证都是徒劳。

再次，美国当前国内危机和霸权体系失败的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我曾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一种“公司国家”。资本主导国家，国民不是国家的主人，而资本没有祖国，资本的流动性和人口的地域性矛盾集中体现在国家政治这个层面。这种“公司国家”必然沿着“全球化—金融化—空心化—脱钩—断裂”的路径发展。

西方统治精英也有不少人意识到这一点，希望抛弃虚伪的世界主义幻想，以国家为工具，重塑西方优势。例如，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2023年4月底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宣判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死亡，提出“新华盛顿共识”，强调美国优先、产业政策、地缘政治。2024年《美国事务》秋季刊文章“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不情愿地承认中国产业政策的成功。此外，2023年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报告指出，中国在44个科技领域中的37个已经领先全球；2024年《经济学人》报道称中国已经是科技超级大国。这说明西方精英认识到，中国的成功是国家的成功。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精英，他们认识不到的是：只要不改变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就必然是资本控制国家，就无法改写命运。

最后，新体系会是什么样子？中国已经而且将更加是世界影响力的主要中心，但不会是也不希望是唯一中心。中国追求的多极化世界，既不是西方式的霸权体系，也不是无中心的大国均势。我认为，中国可以以先进生产力和产业链为基础，以周边为重点，以“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机制为载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逐渐形成和推广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与其他各极的局部秩序对接合作，形成一种包容性、公共性的全球体系。

上古中国的天下观念可提供一些启示。先秦时期，中国形成一种“五服”想象：甸服为核心，侯服为拱卫，绥服有文教武卫，要服有松散约束，荒服为蛮荒之地。从核心到外围，形成一种同心圆式的差序秩序格局，每一圈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模式与西方的霸权联盟模式有根本差别。其一，西方霸权是有边界的，而天下秩序“至大无外”，不排除任何地方，内和外之间也是灵活变动的。其二，西方联盟体系基于敌我划分，而天下秩序不需要靠“敌”来界定“我”，用张维为老师的话讲，在中国人眼中，世界不是分为敌我，而是分为朋友和潜在的朋友。其三，西方霸权是剥削性的，而天下秩序重在秩序，在后世的实践中往往是采取“厚往薄来”。其四，西方模式要传教、要同化、要搞“颜色革命”，而天下秩序采取的是教化，不强加于人，“修文德以来之”，“未闻往教”。其五，西方模式要时刻靠强力维持，而天下秩序则是顺其自然，故不易产生霸权过度延伸带来的成本危机和帝国暴行对自身的反噬。当然，“五服”是一种理想化的想象，与今天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倡议的性质不同，但其蕴含的政治智慧有利于我们理解旧国际体系的弊端和探索新世界秩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