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茶座迎来一位风尘仆仆的客人。刘涛，是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及社会学研究所教授，长期在西方语境中关心中西比较问题，具有宏大视野。今天，他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宏大叙事的话题——《宏大叙事的零和或融合？中国模式中的西方角色》。在世界风云变幻，欧美传统宏大叙事纷纷捉襟见肘，德国深陷中东移民问题的当下，这个题目尤其引人瞩目。

讲座的叙述本身也比较宏大。第一个标题是：“西方叙事的终结？中国叙事世纪的来临”。他首先介绍了国际形势：特朗普要脱离全球化，英国脱欧，苏格兰要脱英，欧洲陷入难民危机，欧美右翼崛起，伊斯兰国猖獗，俄罗斯介入西方大选，中国崛起并且有“回到新民主主义”重新开始民族主义阶段的趋势……

这是一个中国叙事世纪吗？他认为，近代以来，中西互为观察的镜像，或者理想化，或者妖魔化。比如法国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当作理想世界，而发现中国衰落之后，到了黑格尔那里，中国已经成了负面形象。

他介绍了一本德文书籍：

可以译作：《从榜样到走样》

反过来也一样，西方形象在中国也有一个曲折的反射过程，从鸦片战争之后的向西方学习，到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知识界对西方幻想遭遇破灭，再到今天的复杂形势。

总体来说，中西实力对比的变化影响中西双方的互认，但是要考虑政治等其他因素，并非线性关系。比如文革的时候，中国状况不好，但在西方反而形象好。因为那时候中西要联手对抗苏联。1990年代中国在西方形象比现在好，显而易见，经过二十多年大发展，中国现在各方面状况比1990年代好得多，但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反而差了。

最近在德国观察到的形势是，因为特朗普上台，反全球化，德国媒体开始对中国积极报道。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力主全球化，德媒详细报道，是10多年来所未见。

西方是中国崛起路上甩不开的镜像和影子

刘涛老师是黑格尔主义者。就像上和下，左和右，看似对立，但是组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坐标。中和西存在辩证关系，互相参照，无论理想化还是妖魔化，说明都在一个坐标系里。德语表述东方和西方的词汇很有意思：morgenl und abendland ，morgenl是日出之地的意思，abendland是日落之地的意思。大陆的东端与西端，日益联系在一起。完全不同则没有沟通，能进行沟通，仍然有一个共存的话语体系。

在中国模式语境下解构西方是必要的，建立中国模式离不开解构西方，但仅仅停留在解构则是完全不够的。对立的另一面是统一，冲突镜像的另一面是共存，解构的另一面是融入，修辞寓意的争辩反映出参照系数趋同。

解构的目的是建立独立的自我，精神自由的自我，而不是要除去外来文化中合理的成分。解构的目的不能停留在解构上，而是要着眼于建构。修辞的论战只是要破除元叙事的霸权，而不是“逢西必反”。

德国总理默克尔有一句名言：“伊斯兰文化是德国的一部分。”她认为，如果试图把异质文化彻底排斥出去，其后果很可能是完全的社会撕裂。因此，关键看你怎么去建构。事实上，默克尔的这句名言一经说出，马上就引发争议。其实，她可以借鉴中国传统治理的智慧，即宗教的非政治化。

他又举了甘地的例子。在印度现代化历史上存在着甘地的难题和印度精英的困惑。印度精英接受了英国殖民统治教育，当他们争取印度独立，去殖民化的时候，使用的文字工具还是英文。他们为此感到困惑：这是不是耻辱？要不要去掉英语？甘地认为，英语是工具，你可以依附它，也可以用它来争取印度民族精神自由。

由于英语的统一，印度南北婆罗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直接沟通了。

所以要区分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

文化、社会综摄模式

刘老师以中国古代宗教为例，提出了文化综摄主义。比如佛教传入中国，被中国化了，儒释道合流。而今天，中国在社会发展模式中也采取了综摄主义。比如高铁，就是综合了多国的技术思路。

我们需要打破所有的工具箱重新来过吗？显然不可能。离开了来自西方话语的舶来品，我们几乎无法完成一场完整的学术对话。社会科学工具箱里，几乎所有的词语、概念、理论和方法论都来自于西方。So what？没关系，要使用这些工具，创造自己的故事。中共一直具有实用主义精神。中国人一直富有学习精神。我们不妨大胆的说出来，西方文明是中国现代文明的一部分，但也就是一部分而已。

中国的全球化

我们无需再来一场颠覆西方文化的“五四”。完全的破立不可取，在现有基础上的话语叠层建筑更理性。当代的我们更需要统摄主义。赞同郁建兴的一句话：中国模式要抵制特殊主义的诱惑。我们解构西方神话，解除奴性，解除西方元叙事的霸权。但不解构西方现代文明。解构当中也不能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大量问题。

我们要追求全球化的中国和中国的全球化。西方叙事和中国叙事需要融合。中国应当逆转“逆全球化”。中国不应当停留在世界的一角孤独地论述自己。中国模式必定是全球模式。提倡“世界社会”这样一种新的叙事方式。

茶座互动环节比较热烈，大家各自提出了不同观点。

张维为教授接过印度的话题：尼赫鲁最能交心的人是自己的英国同学，而不是印度人。相对于印度的诸多语言，汉语更具有独立性。张教授尤其强调语言对个人或民族思想独立性的深刻影响。譬如，邓小平当年法语就没有学好，现在看来反而是好事——正因如此，他才获得以中文和中国文化为本的思维观。相比之下，印度所谓的“英文优势”可能恰恰是其弱势。

范勇鹏研究员认为：每个文明的出发点不同。中国认同相对客观，“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西方各国则强调派他性。默克尔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不符合历史。欧洲大陆是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各文明并行，在互相排斥中确立自我。而中国文明定义不依赖外来者参照，比如不需要先定义日本才能定义中国。欧洲则需要他者。亨廷顿引用了这样的观点“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施米特则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划分敌我。1492格拉纳达战役，基督教战胜穆斯林，那一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发现了比自己低的文明，西方才建立起自身的文明神话。西方人很难接受中国的统摄主义。郁建新反对中国的特殊主义，但我们首先要破除西方特殊性和西方话语体系。

吴新文教授则认为，普遍和特殊原本就不能割裂。没有特殊，就没有普遍。而逆全球化是在哪个层面？国家层面还似乎国际资本层面？在后者，全球化从来没有逆行。

文扬研究员认为，中西互为镜像，过去是这样，现在则不是了。在对方的话语语境下思考问题，会无法辨识问题。即便是中国国内问题，如果套用西方话语来看，反而解决不了问题。

余亮副研究员认为，今天参与讨论者，平时直接面对本国的话语斗争现场，所以会有不同看法。但是刘涛老师处在德国语境下，面对不同的问题，体现出的自信心能够感受到。不过谈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时候，就像吴新文老师说的，要区分是哪个层面上的全球化。逆全球化是口号、情绪还是事实？反西方化是口号还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那就是伪问题。

最后，刘涛教授做了回应，他认为不仅西方有他者论，中国古代也有华夷之辨，有认同和认异。讨论话语，不要拘泥于细节的编码，要更关注总体性和话语实践，和平建设我们的话语体系和发展模式。

（中国研究院 余亮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