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亚洲的21世纪》是全球化智库（CCG）与施普林格· 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联合出版的“中国与全球化”系列的第二部著作，收录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春秋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撰写的关于东西方关系的系列文章。
全书了探讨西方与亚洲应如何调整，以适应这个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的地球村和日益变化的国际格局，以及如何减少地缘政治竞争风险。马凯硕详细分析了亚洲将如何成为21世纪全球化新的发动机，提出“21世纪将见证亚洲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解读中国和平崛起与全球秩序重构的关系。
现刊出本书第三部分“中国的和平崛起”，以供读者参考。
许多人担忧中国成为强国后会变得富有侵略性并趋向军国主义。历史上，欧洲列强就是这么做的。但中国的悠久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力量。
2020年6月中旬，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印度上校桑托什·巴布死亡。军事法庭应该介入这场冲突。双方都遭受了自1975年以来最严重的伤亡。同样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强化了一种日益增长的想法，尤其是在西方世界：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中国将放弃“和平崛起”，成为一个军事扩张主义大国。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觉得这完全不可能，那我们就太天真了。然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的深入研究显示，持续和平崛起同样是有可能的。
首先需要强调一个关键点。随着中国变得越发强大，它会像所有大国通常做的那样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事实上，“仁慈的大国”这个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没有哪个大国是利他的，所有的大国都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也一样。然而，尽管所有的大国目标相似，但实现目标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中国已经非常自信，并将变得更加自信。然而，它却没有必要变得更加激进。“自信”和“激进”这两个词常常被混淆。对美国和中国大国行为的研究将说明这一差异。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郑重地警告他的美国同胞，要当心，别认为中国人会变得更像他们。他写道：“美国人喜欢宣讲中国人将‘更像我们’。也许，他们应该对这一愿望更加谨慎。历史上，新兴霸权国家都是怎么做的？更具体地说，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当西奥多·罗斯福领导美国进入他超级自信的‘美国世纪’时，美国是如何表现的？在罗斯福入主白宫之后的10年里，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将其逐出西半球，并夺取了波多黎各、关岛及菲律宾群岛；它以战争威胁德国和英国，要求它们同意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解决争端；它支持哥伦比亚起义，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巴拿马，就为了修建一条运河；它宣称自己是西半球的警察，主张在它认为有必要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它都有权力进行干预——仅仅在7年多的任期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进行了9次干预。”
如果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其崛起期间的行为符合历史规范，那么中国迄今为止的行为就是违反规范的。因为在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代表大国）中，只有中国40年来没有发起过战争。事实上，自1989年与越南发生海上小规模冲突以来，中国甚至没有向其边境开过一枪。中印士兵之间最近发生的冲突是残酷和野蛮的，但双方都坚守了不使用武力的协定。1996年签署的该协定第六条规定：“任何一方不得在实际控制线己方一侧两公里范围内鸣枪、破坏生态环境、使用危险化学品、实施爆炸作业、使用枪支或爆炸品打猎。”中国和印度士兵所表现出的战略纪律意识值得赞扬。
与中国的做法相反，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每年都发动战争或参与其他军事行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是一个独立机构， 该机构编撰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1798—2018年美国海外武装力量使用实例》。理论上，在1989年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外干预应该有所减少。但研究显示：在冷战结束前的190年里，美国总共启用军队216次，年均1.1次；在冷战结束后的25年里，美国大幅增加军事干预，动用武装力量152次，年均6.1次。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他的著作《大幻想》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他写道：“随着1989年冷战结束和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出所料，克林顿政府从一开始就奉行‘自由主义霸权’；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期间，这一政策贯穿始终。毫不奇怪，美国在此期间卷入了许多战争，而且在几乎所有冲突中都没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功。”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补充道：“在过去30年中，美国的军事行动直接或间接导致了25万穆斯林死亡（这是一个保守估计，不包括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导致的死亡人数）。”
因此，这里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中国从不动用武力？这种行为模式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亨利·基辛格准确地解释了中国人这么做的原因。他说：“中国在动荡时期奠定了（独特的军事理论的）基础，当时，与敌国的残酷战争使中国人口大量减少。面对这种屠杀（并想从中获胜），中国的思想家发展出一种战略思想，即宣扬避免与敌军直接发生冲突，而是通过心理优势来取胜。”基辛格准确地提出了中国著名战略家孙武给予的建议之精髓，他曾说：“兵者，诡道也……卑而骄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如果中国要说清楚自己本质上并非一个军国主义大国，那么它可以用许多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比如，第一个证据是历史经验。如果中华文明天生就是黩武的，那么这种军国主义倾向，尤其是想征服他国领土的倾向，早就暴露了。过去2000多年来，中国经常是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文明。如果这个国家天生黩武，它就会像西方列强那样去征服海外的领土。举例来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对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澳大利亚在地理位置上离中国较近，但它实际上被遥远得多的英国军队占领和征服。的确，1768年8月，詹姆斯·库克从普利茅斯的船坞出发，航行至澳大利亚的植物学湾至少需要90 天；他如果从中国出发，不到30天就能抵达。
中国人不愿征服澳大利亚和其他海外领土，并非因为中国缺乏海军。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于16世纪开启欧洲的残酷殖民统治之前，中国人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15世纪初，中国就已经派出传奇人物郑和7次远下西洋，这比哥伦布寻找通往所谓“香料群岛”的航线早近100年。郑和乘坐的船只远比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得多，他最远抵达了非洲。“中国的明星船队是‘宝船’，这种船是中国式帆船，有几层楼高，长达122米，宽达50米。事实上，它比哥伦布代表西班牙皇室航行至美洲乘坐的‘圣玛丽亚号’大4倍。”一路上， 郑和也的确参与了军事战斗。例如，在1409—1411年的航行中，他“俘获了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拥立耶巴乃那为新国王”；在1413—1415年的航行中，他“俘获了苏门答剌国的国王苏干剌，随后推举了新国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没有征服或占领任何海外或遥远的领土。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评论道：“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人一直不愿意把军队派往远方……8世纪时，在中国唐朝的巅峰时期，朝廷在中亚的费尔干纳山谷附近部署了一支军队，当时阿拔斯王朝正在东进侵略。双方发生了冲突。在著名的怛罗斯之战中，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击败了唐朝军队，此后，中国人在历史上再未越过天山一步。”
和一些邻居比起来，中国汉族人显得更爱好和平。中国北方的近邻蒙古人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可怕的扩张。在野心勃勃的成吉思汗的领导下，这些规模相对较小（人口数量远比汉族少得多）的蒙古部落不仅征服了汉族政权，还吞下了几乎整个亚洲，成为13世纪东亚地区唯一一支威胁入侵欧洲的力量。然而，更强大的中华帝国却从未效仿邻国去征服他国。
蒙古人征服并统治了中国约一个世纪。让·约翰逊为亚洲协会撰文写道：“1211年，成吉思汗率军进入金朝统治下的华北地 区，1215年攻陷了金国首都。他的儿子窝阔台于1234年征服了整个华北，并于1229—1241年统治该地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1279年击败了南宋统治者。1271年，忽必烈将他的王朝命名为元，意即‘宇宙的起源’。中国的元朝从1279年持续到1368年。”结果就是，蒙古文化和中原文化发生了大规模的融合。其间，蒙古人本来有可能将军国主义文化渗透至中华文明的血液中。但情况正相反，中华文明使蒙古统治者变得文明起来，虽然忽必烈对邻国发动了战争，但他并未像成吉思汗那般想去征服世界。
究竟是中华文明中何种强大的反战基因最终影响了蒙古统治者呢？这或许要追溯到孔子时代。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告诫那些只崇尚军事力量的人。比如，在一次对话中——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再如，在另一次对话中——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美国人对军人怀有根深蒂固的崇敬，但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尊敬学者而非士兵，哪怕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也会赞扬一些军人的爱国主义和忠诚。总体上，中国人对同时具备这两种技能的人——文武双全的人——更加尊敬，他们既是优秀的学者，也是优秀的军人。
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历史论据仍欠缺说服力，许多人仍然认为中国近年在南海的行为显示出了军国主义倾向，而且刻意隐瞒了其军事意图与行动。美国鲜有像芮效俭大使那般的“中国通”。芮大使出生在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1991—1995年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所以他对中美关系了如指掌，他分析道，2015年9月25日，在与奥巴马总统一起召开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中国领导人其实就南海问题提出了一个更加合理的方案，表示会支持全面、有效地落实中国在 2002 年同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呼吁尽早完成中国—东盟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还表示，尽管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部分礁石和浅滩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作业，但并不打算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搞军事化”。芮大使说，奥巴马错失了利用这个合理提议的机会。相反，美国海军加强了巡逻力度。简言之，中国领导人没有食言。中方的提议实际上是被美国海军拒绝了。
毫无疑问，中国在军事上克制了自己的“侵略”行为，但随着中国崛起为一个新的大国，在利用非军事手段来彰显自身力量上，中国显然变得更加自信了。2010年，中国“暂停”了与挪威的双边关系。2020年4月，中国冻结了对澳大利亚大麦的进口。不过，利用经济手段向小国施压是大国通常会采用的手段。当埃塞俄比亚没能按时向美国银行偿还高息贷款时，美国切断了世界银行对贫穷的埃塞俄比亚的贷款。由于对方拒绝听从指挥，法国惩罚了其在非洲的前殖民地。同样，中国的外交也变得更加自信。一些年轻的外交官发表了更尖锐的声明和驳斥，这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但他们只是言辞尖锐而已，并未诉诸武力。如果能用犀利的言辞代替武力，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安全。
与其他大国一样，中国在遵守国际法方面是有斟酌评估的。它尊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不太认可国际海洋法法庭对中国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美国在1986年也拒绝履行国际法院的裁决，当时国际法院裁定美国对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者的支持违反了“不对他国使用武力”“不干涉他国事务”“不侵犯他国主权”“不妨碍和平海运通商”等国际法律义务。随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称国际法院是一个“半合法、半司法、半政治的机构，世界各国对它的地位有时承认，有时不承认”。
在一件事情上，中国的立场坚定不移：决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因此，中国会反对他国对新疆或香港问题指手画脚。到目前为止，中国对香港问题没有采取军事化的应对方式，不像印度总理尼赫鲁那般不顾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抗议，武力夺回了葡萄牙殖民地果阿。在新疆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符合国际法的。当联合国试图调查英国在北爱尔兰的行为时，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迈克尔·斯图尔特对联合国表示，这无异于干涉英国内政。这也说明了为何西方国家联合向联合国致信批评中国对新疆问题的处理时，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支持它们。记录显示，只有占世界人口12%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内政持批评态度，而占世界人口88%的其他国家并未与西方同流合污。
要解释清楚为何西方一直对中国抱有怀疑，我再加上一个略带挑衅性但从历史角度来说十分准确的注解。西方对中国的强烈怀疑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在西方心灵的潜意识深处，埋藏着一种对“黄祸”本能而真实的恐惧。它深埋在潜意识里，所以很难被察觉到。因此当美国高层决策者就中国问题做出决定时，他们可以诚恳地说，自己做出的决定是出于理性的考量，而非情感的驱动。然而，对外部观察者而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显然也受到了深层情感的影响。就像人类个体很难挖掘出驱使行为的无意识动机一样，一个国家和一种文明也难以意识到自身的无意识冲动。
“黄祸论”已经在西方文明中深藏了几个世纪，这是事实。拿破仑有一句名言：“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它一旦醒来，就会撼动世界。”为什么拿破仑这样评论中国，而不是印度——一个同样庞大且人口众多的文明？因为没有成群结队的印度人曾威胁或蹂躏过欧洲各国的首都。相形之下，13世纪，成群结队的蒙古人（黄种人的一种）就出现在了欧洲的门口。诺琳·吉夫尼记述道：“1235年，蒙古军队入侵东欧，1236—1242年又入侵罗斯公国……蒙古人在猛攻之后，又神秘地迅速撤退，这让西方人大吃一惊，也松了一口气。”
对“黄祸”的潜在恐惧时不时地体现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我小时候生活在英国殖民地，读过当时流行的“傅满洲系列”小说，这些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潜意识里，我开始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邪恶的化身是一个毫不顾及道德的斜眼黄种人。我并不是西方人，但我都能够内化吸收这类种族滑稽漫画，我怀疑潜意识中的“黄祸”恐惧也影响了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席卷华盛顿特区的强烈反华情绪，也许部分出于对中国某些政策的不满，或者出于对中国陌生文化的恐惧，但也可能出自更深层次的潜在情绪。美国前驻华大使傅立民曾观察道：“看待中国时，许多美国人现在下意识地将阴险的小说人物傅满洲、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工业和金融主导地位构成的令人不安的挑战，以及激发了《反苦力法案》和《排华法案》的一种貌似‘恐华症’的生存威胁联系到一起。”
鉴于这股“黄祸”恐惧的潜意识心理，美国民众需要扪心自问，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有多少是出于冷静的理性分析，又有多少是因为对非白种人文明的成功深感不适。这些理智与情感之间的斗争是在潜意识中上演的，所以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答案。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感谢特朗普政府国务院前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基伦·斯金纳，她曾暗示，这种潜意识维度正在发挥影响。正如她在国会听证时所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现在是时候坦诚地讨论一下中美关系中的“黄祸”意识维度了。应对潜意识中的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恐惧进入意识层面，这样我们才能加以处理。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重新崛起本不应让人感到意外。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和印度一直是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所以它们的强势回归是非常自然的。然而，中国回归的速度却有些反常，它的回归速度超乎想象。1980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1/10，但到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变得相当大了。
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国防预算也在增长。如今，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有了显著的增长，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且中国对国防预算的使用也相对明智。中国主要采取的是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在不对称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中国把预算花在复杂的陆基导弹上，这可能使美国航母战斗群完全失去战斗力。建造一艘航母可能需要耗资130亿美元，但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的DF—26弹道导弹可以击沉一艘航母，而成本只有几十万美元。新技术也在为中国抵御航母助力。哈佛大学的蒂莫西·科尔顿教授告诉我，高超音速导弹机动灵活，能以不同高度高速飞行，面对高超音速导弹的威胁，航母不堪一击。
对中国重新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感到不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显然已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军事竞争对手。然而，中国悠久的历史表明，中国在动用军事力量方面十分谨慎。最近中印边境发生的悲剧只会让中国人更加坚信：将武力作为首选是不明智的。中美之间真正的竞争将发生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美国之所以不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击败了强敌苏联，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发展得更好。里根总统威胁要扩大军费，超过苏联，这一举动最终迫使苏联总理戈尔巴乔夫求和。同样的剧情会在中美之间上演吗？或者会发生反转的剧情吗？大多数预测显示，在10～20年内，按名义市场价格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当美国降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它是否应该改变战略？还是它应该未雨绸缪？同样，美国是否应听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良言劝诫？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表示：“我们所制造的每一支枪，所动用的每一艘军舰，所发射的每一枚火箭，归根结底，都是在窃取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的财富。”
毫无疑问，中国将成为美国强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事先为此做好谋划是明智的。然而，正如乔治·凯南在美苏争霸之初曾英明地指出的那样，这场竞赛的结果不是由军事竞争来决定的。相反，他说，结果将取决于美国是否有能力“给世界人民营造出一种整体印象：这是一个知道自身诉求的国家，它正在成功处理内部问题并承担起作为世界强国的责任，它具备能够在时代的主要思想潮流中稳住自身的精神活力。”
在当前的中美地缘政治较量中，凯南对“精神活力”的强调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决定对抗结果的将是这一层面的较量，而非军事层面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华文明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经历了4次衰微又复兴的文明，因此，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和平较量中，美国决策者低估中华文明的力量和韧性将是一个严重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