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0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第五次学术茶座在院会议室召开。与以往不同，本次活动，来自中国社科院、上海财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兄弟单位的四位青年学者主讲，分别从政治经济学、“一带一路”、中国近代史书写、中国宪法道路方面，分享了他们在各自领域对中国道路研究与学术话语创新工作做出的探索。他们是宁殿霞、赵方、王锐和彭成义。茶座由范勇鹏研究员主持，张维为院长、周文副院长、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国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教授、经济学院张晖明教授，以及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寒竹、吴新文等学者参加茶座并做点评。

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宁殿霞博士主讲题目为《政治经济学真的边缘化了吗？——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考》。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解读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本质与兴衰历程，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经济学”，相比近世以来日渐成为主流的、过分依赖数理建模却忽略历史-社会因素的“（西方）经济学”，在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更具完整性和包容性优势；她分析了政治经济学在国内被边缘化的原因，指出被边缘化的是教材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是脱离了哲学、政治学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如果不想被边缘化，需要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门课程，它在当下中国高校课程设置中应该优先于西方经济学。

在点评和问答环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晖明教授首先肯定了宁博士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并指出，将西方经济学等同于“主流经济学”这种提法本身是有问题的，这其实也是一种被西方经济学的霸权所建构出来的学科偏见。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历史学家姜义华则认为，相比于纯粹关注资源配置、生产与发展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同时也对分配及其正义性理论给予了持久而深切的关怀，因而无论是从理论体系内在的完整性看，还是从对当下中国与世界的实际政策启发来讲，“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相对优势都是明显的。老师们还指出，是苏联的教科书边缘化了，而这些教科书很多都是非马克思的。要多研究中国，要用马克思研究欧洲历史发展问题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如中国如何解决农民问题，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到现在？同时需要有世界眼光。

第二位出场的是上海财经大学赵方博士，分享的题目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的关联性分析：兼议中美日等国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影响力》。赵方博士首先从地缘政治经济的角度解读“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然后着重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存在的投资风险问题，如战乱、恐怖主义及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他认为需要重点研究这些国家风险的相关性。在研究方法上，与以往一带一路研究方法不同，他引入贝叶斯因子分析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关联性进行分析。在提取出公共因子和国家因子后，赵方博士拟合出一个时间序列模型，然后通过若干分位线（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等展现出这些国家在一定年份内的经济发展周期及其相关性。

“一带一路”是“运输网”还是“世界岛”？“一带一路”各国家地区的投资政治风险差异有多大？报告展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因子，公共因子和34个国家因子的自相关系数，公共因子、国家因子和异质性对产出增长率差异的贡献，以此回答以上问题，提出结论和对策建议：沿线国家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美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响较大。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工作方面，需要对不同国家实行差异性策略。一带一路实施要采用分类合作，因地制宜，梯队推进的思路。面临美国和日本方面的竞争和压力，要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分享完毕后，参会学者们纷纷建议，指出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但是需要更多基础理论，避免过于工具化。同时报告给出了启发，当下的全球化模式需要修正，中国道路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参照。

王锐博士报告题目是《从追求“现代化”到探索中国自身道路——关于中国近代史书写的一些想法》。相比赵方博士重经济技术分析，王锐博士则从意识形态和历史观入手，强调历史观的重要性。通过对比中外近代史书写的几种常见模式及其评价，分享了如何从追寻自身发展道路的角度来书写中国近代史。指出，西方史学界往往把自身历史自然化、抽象化，把中国历史化但西方发展历程同样需要被历史化。树立正确的、灵活的、接地气的中国近代史观，牢牢把握对历史的书写与诠释权，是构建中国话语，凝聚民意的一大关键，值得有识之士致力于此，不断探索。王博士的报告修辞文采斐然。在点评环节，姜义华教授笑言王锐博士在华中师范大学读书时候就出了书，阅读广泛，思想敏锐，但是需要更严格的史学训练其他学者也肯定了其对当代思潮观察的敏锐性。

最后出场的是来自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彭成义助理研究员，演讲题目是《从中西马宪制的差异看中国政治道路的优越性》。秉承社科院流行的研究方法，将结论预先在标题中展示。在正文环节，彭博士首先从“宪制”概念界定入手，指出西方语境下的“Constitutionalism/宪政主义”、“politeia/政体”与中文语境下的“政体”间的异同。接下来，他综合应用西方诠释学和中国传统“解蔽”智慧来比较、分析西方自由主义宪制、传统儒家宪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宪制。他从西方主流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出发，将中国、西方主流和马克思主义宪制差异列表对比进行分析，认为西方和儒家在限权的对象及治理方式上都不同，西方宪政的限制对象为政府及其官员，而儒家则限制大众及其煽动者。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政治道路的中庸之道比西方的异化意识形态在宪制层面上具有一定优越性。

在点评环节，苏长和建议，整体讲的就是制度体系、制度安排，不必要使用“宪制”两字，以免落入别人的话语陷阱。要思考如何用中国的概念去阐释别人？如何进行概念转化？对于西方学者的书，不要只看书上怎么说的，要看西方政治实际怎么做的。姜义华老师认为要多看中国古代政治学典籍，李林甫编的«唐六典»和杜佑编撰的«通典»。

在总结环节，张维为院长首先感谢四位青年学者来到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为我院师生做了四场观点鲜明、论证详实的学术报告。四位学者来自不同高校科研院所，出身于不同专业，但都围绕着中国崛起、中国道路以及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政治经济、社会研究的学术话语创新问题做出了独到和深入的探索。周文副院长也勉励四位青年学者，在坚持自己原有学术、学科研究理路的同时，也不妨加强自身的历史、文化训练与涵养，有意识地打破原有的所谓学科间的界限，打破条条框框，不要固化，勇于进行跨学科的知识、方法论整合——这恰恰也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特色和独特优势。

中国研究院诸位青年研究员和多位复旦学生也参加了学术茶座。

              （王鹏 姜媛 余亮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