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外东方语学院

11月3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受邀做客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第二期“慧识东来”系列讲座。他带领同学们从多元文化和全球视角出发，解构西方中心论，打破既有思维范式，更加全面地探寻全球化的历史和现实，从而建立对全球化和人类未来的全新思维方式。

01 学术思维的困境

讲座伊始，范教授举出了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的例子，再推而广之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黑天鹅事件”，指出当前学术界存在旧有西方理论的思维范式束缚思维、脱离时代的问题。范教授强调，当前学术界知识生产不足并且大多存在偏颇，对西方以外的知识研究太少是一大症结。这种将人类历史中各大文明以一道黑幕隔绝在外的思想，仅以西方发端文化作为思想引领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也无法代表人类未来发展方向。

02科技创新的困境——打破“中国科技落后教”

接下来，范教授又指出了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又一典型——“中国科技落后教”。范教授以汪涛先生对于“中国科技落后教”的批评为例，着重强调了我们一定要摆脱西方的思维桎梏，让西方理论走下神坛。同时，他也对同学们发出了灵魂之问：是想要和华为一样咬紧牙关自主创新，还是像联想一样没有坚持不懈而放弃自己独特的优势？

03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范教授以霍布斯关于反思西方历史叙事的两个假设作为开端，阐述了传统历史叙事视角存在的问题。既有的学术理论强调西方文明作为民主、平等、契约精神的滥觞，但却对其掠夺与侵略的本性重视不足。“1890年，美国官方才确认土地已被分配完毕”“英国在印度的殖民造成了一亿六千五百万人的死亡”，范教授如是说道。显然，在传统西方历史叙事的视角下，美洲印第安文明被灭绝的历史、印度作为“英国奶牛”的史实被人为淡化了；即便是强国日本，在崛起的道路上也生发出了一次次对国运的豪赌与对他国人民的掠夺——而这恰恰是西方世界开启工业化的钥匙。

由此，范教授讲到，西方世界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主义的印记，它们本就是建立在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基础上的。他又谈到了托克维尔理论的两面性：“他既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又支持种族主义，这是相辅相成的”，这本身即是欧洲社会迈向现代化时的常态。自然地，欧洲哲学家也发现了这种困境，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远比欧洲繁荣和发达的国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逐渐由敬仰崇拜转向了批评指责，评论逐步从“文明富裕”到“专制集权”。“他们也要构建自己的文化自信”，范教授讲道，“而现代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虚构”。

04中国视角的全球化前史

而后，范教授开始带领同学们从中国的视角出发，领略全球化发展的历史。

范教授首先高度评价了汉朝对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文明空间的作用。他以降水对草原民族的影响为例指出了过去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部视角方面，而恰恰低估了贸易、货币、文明交通对于文明的影响。他强调，中国在历史上金银矿藏是缺乏的，但却出现了“汉多黄金”的格局，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中国利用领先的生产力与工艺向外出口产品促使货币内流，源源不断的出口贸易收入也进一步促进了政权的稳定。而当汉朝走向衰落时产生的连带反应也间接促使了欧洲与中东地区的再游牧化以及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中原文明的重新崛起，“海陆并重”的丝路贸易格局形成，中原文明又与阿拉伯文明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接下来，范教授着重提及了元明清时期贸易对于中华与西方的深远影响。伴随着蒙古帝国对于欧亚大陆上疆域的开拓，中国的科技与文化重新传入到了中东地区，进一步传递到了欧洲，尤其是火药的传播对于欧洲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同时，大量货币的流入使得中国社会向更高阶段演化的条件几乎达到了烂熟的程度，尤其是中国货币单位已经从重量中抽象出了信用货币的概念。但遗憾的是，在货币经济的繁荣下，相关的经济理论与伦理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最终造成了明中后期白银以自然形态流通的结果。这一方面使得中央政府失去了调控宏观经济的杠杆，另一方面也使资本随意流动，不受控制。“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随之出现。这些最终造成的恶果即是在明清社会形成了极为反直觉的“名曰专制，其实放任”的小政府，在大社会格局上，对于地方基层的治理则完全交由了士绅阶层。

05资本主义与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

范教授以西方社会对于资本发展的控制作为对比。他提出，西方社会实现货币的资本化恰恰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非西方理论所鼓吹的自由放任。而另一方面，由于欧洲未能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长期的战争促使了对科技力量的投资，这也就解释了近代欧洲为何能作为科技革命的滥觞，譬如牛顿、伽利略的理论研究最终根源于战争的实际需要。为了获得对于科技的投资，便需要利用金融资本借债；当战争胜利，掠夺成功后，战胜国便有能力进行偿付，对于科技力量的进一步投资最终引爆了工业革命，使得西方国家有更为强大的力量进行掠夺。而当国家无力负担沉重的债务时，便进行“债转股”的操作，议会制民主应运而生。而由于此时国家的“股东”便是资本，国家也就有了源源不断获得低息贷款的能力，议会制度也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推广。这便是是“金融——科技——战争”的循环加速器。也正因如此，西方国家的崛起本质上是有组织的暴力，自由、民主、产权制度之类只是发展的结果，而并非起因。

讲到这里，范教授叮嘱同学们，所有伟大的思想都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而当世界走入东升西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作为中国未来的青年人，东院人不应当在陈旧的西方理论中故步自封，而是应当主动发展新的知识与理论体系，从而解读与引领时代的发展，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让世界免受失序危机，以更加有力的步伐迈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