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7月6日全文转载《这就是中国》第24期文稿。
西方读不懂中国的政治制度，尤其读不懂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近日，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每周一晚21:30持续热播。每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结合自身经历，从国内外热点、难点问题切入，比较中西文化，建构中国话语。
在7月1日的第二十四期节目中，张维为教授讨论中国共产党，比较中西政党之间的差异。现整理节目演讲与对答部分，以飨读者。
张维为：
7月1日我们隆重庆祝党的98年诞辰，所以让我们来谈谈中国共产党。
大家可能注意到，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态度，这几年好像有个蛮大的变化，为什么？因为西方自己长期误读中国，误读中国共产党。
我记得一直到2012年，西方主流的政治观察家还是认为中国要崩溃。我记得十八大召开前夕，我在英国广播公司接受采访，主持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我当时笑了，我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政治的预测哪一次是对的？我记不起来。
西方主流政治学者、主流媒体人、主流智库，他们的指导思想还是“西方中心论”，还是“历史终结论”，只要中国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不一样，中国就是不对的，中国就要走衰，中国就要崩溃。
但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不等西方觉醒了，我们大踏步地迈向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央。西方的学者、智库、媒体，坦率地说，还没有怎么做好准备。我另外还想补充一句，实际上我们国内一些被西方话语洗脑的学者和智库也没有做好准备，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今天我们看到了美国极端的焦虑，不知所措，进退失据。一会儿是关闭孔子学院，一会儿是吊销中国学者的签证，一会儿宣布中美之间是不同种族的竞争，甚至有人扬言要和中国经济彻底“脱钩”。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防范外国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我们都知道这主要是针对华为公司的。
我多次讲过，坦率地讲，中国一个公司就可以让美国总统宣布整个美利坚合众国进入紧急状态，这本身就是非常震撼的。美国的反应肯定是过度了，谈“华”色变。现在是我们要提醒美国人，美国要自信，美国还是超级大国，没人要夺你的权，但美国人不自信，他们不信这个，总觉得中国正在动摇他们的一切。实际上中国没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意图。
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误读中国由来已久，如果你们关心时政，一般知道西方主流媒体一旦涉及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其实问题总是那么几个。一个是中国为什么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一个是没有政治改革，中国怎么可能成功呢？一个是中国什么时候要放弃一党制呢？等等等等。
我把这个叫做是懒汉做学问，懒汉做媒体，靠一个自己界定的所谓“普世价值”忽悠全世界。不需要做任何调查研究，不需要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历史、传统——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落后了，你就是错误的。我称之为“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不要”。这种心态导致西方制度日益僵化，社会精英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结果只能是“黑天鹅现象”层出不穷，人民普遍感到越来越失望。
现在我们经常跟美国人讲，你要自信一点，如果“四个自信”做不到，能做到一个自信，就是交流自信，对不对？现在连正常的学术交流、文化交流它都害怕，哪里还有一个大国的气度呢？
西方读不懂中国的政治制度，尤其读不懂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偏见，也源于基于西方经验所产生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偏见。
随着中国崛起，整个外部世界都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这种愿望实际上越来越强。到欧洲也好，到俄罗斯也好，到非洲也好，甚至到美国，如果你举行一个讲座说，要谈谈中国共产党，我相信听众是趋之若鹜，当然你要讲的好，讲的人家能够听懂。
现在美国确实有部分极右势力，正在掀起一股反华反共的逆流，使我想起原来上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美国号称有学术自由，但今天能够顶住这股逆流的机构还真是不多，这也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美国真实的政治生态和学术生态。现在讲中国，或者讲中共，这些都属于政治不正确。最终，我觉得最大的受害者是美国自己。
受西方话语的影响，确实有很多人读不懂中国共产党，坦率地说，甚至我们一些党员干部自己也读不懂，人家问他，中国为什么不换个党来做做呢？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把中国共产党讲得清清楚楚。
首先，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是“党”，但这个“党”和西方政党的“党”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党这个词在英文中是叫party，在法文叫parti，西班牙文叫partidos，词根都是part，部分。所以西方的政党理论简单来说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团体组成的，每个利益团体要有自己的代表，也就是一部分利益的代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所以西方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然后不同利益党通过竞选，搞票决制，你得51%的选票，我得49%的选票，你就赢了，我就输了。
理论上，一个多元的社会，在遵守法治的前提下，通过票决制，先是分，然后走向合。如果有争议，最高法院裁决，大家一定要同意的，这是西方制度基本运作的方法。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情况是什么呢？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政治模式之后，频频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旦这社会分了之后就再也合不起来了，甚至最高法院的裁决都没有任何用处。这样的问题，整个西方社会现在都在面临（分裂），美国现在就合不起来，一个特朗普把整个美国社会深深地分裂了，英国也是一样的，一个脱欧公投，把整个英国社会深深地分裂了。
与西方的这种“部分利益党”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背后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的特点，我把它叫做“百国之和”。也就是说，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这样的国家自然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传统。治理这样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历史上我们的传统就是统一的执政集团。
如果中国也采用西方这种部分利益党的模式，那么中国马上就会出现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政党，比如上海党、天津党、石家庄党、哈尔滨党、湖北党、江西党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国家分裂，内战爆发，无数生灵涂炭。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采用过西方这种部分利益党的模式，导致了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而且每个军阀后边还有不同的西方国家支持，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教训。
我有时候跟欧洲朋友说，中国这样的国家内部包含了巨大的区域文化差异，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有现代经济，人民使用统一的语言，同时也还是有上千种的各种不同的方言。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这种对抗性的部分利益党模式，就会变得无法治理而解体。
我可以再做一个比较，假设今天欧盟的版图就是古罗马帝国延续至今的版图，那么欧盟的人口也只是中国的1/3。即使这样的规模，你都不敢采用这种所谓多党制一人一票来选举欧盟的最高领导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欧盟就要解体。即使不解体，欧盟就会是一个没有作用的组织，不能发挥真正实质性的作用。
我觉得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的话，这个政党将被人民抛弃。中国历史上的执政集团也想代表人民整体利益，但不容易，它也许能代表，也许不能代表。即使不代表，它还要说自己代表天下苍生。但是像西方政党那样，公开地说我可以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个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是根本行不通的。刚才这些论述是我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承，对这种历史传统基因的一个解释。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更重要的还有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党章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另外中国共产党是建国党，这是非常重要的。它通过长达20多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牺牲了上百万共产党人的生命，才换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毛泽东主席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感人的话，他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这使我想起台湾已故的知名作家李敖，他曾经嘲笑台湾岛上的台独分子，他说你们都是孬种，是一批没有信仰的人。他说，信仰就是为了事业，为了信仰，敢于抛头颅洒热血。李敖说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牢，他研究过国民党在台湾白色恐怖期间办过的将近3万个案子。他这样说道，那些把牢底坐穿的，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横尸法场的，都是共产党人，或者是亲共人士。他说这么多的案子中，他没有发现台独分子。后来他说，哦！发现了一个！被枪毙的！但最终发现那是个精神病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自己民族的独立，付出百倍于，甚至千倍于美国人为美国独立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当然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当然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当然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成功道路。我们当然拒绝，坚定地拒绝任何颜色革命的企图。我们也非常痛恨汉奸卖国贼。
除了传统基因之外，除了红色基因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有大量的现代元素。中国共产党具有全世界最明确的现代化导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从毛泽东主席创立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安排，到邓小平的“三步走”大战略，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两个百年”宏伟蓝图，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包括广泛的协商民主和“新型的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一种决策机制，能够比较好地统筹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实现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现在看来，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能力和实施能力，大概都是世界上最强的。我们看到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很经典的案例。西方人经常感叹说，我们的公司都有规划，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但国家几乎都没有这样的规划。我记得台湾地区在过去蒋经国时期还有六年规划，到所谓“民主化”之后，结果就没法制定这样的规划了。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究竟是有规划好，还是没有规划好？现在看来肯定是有规划好。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种“谋定而后动”的共识，从国际实践的比较来看，中国民主决策机制的质量总体上高于西方。
在美国一个重要的决策，比方说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往往是极小圈子里作出的决定，然后与各种利益集团讨价还价，最后形成一个非常繁琐的、最后很难执行的文件，然后通过公关公司出售给公众（sell to the public），结果再换了一个总统特朗普以后就被全部推翻。这种做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
在组织制度方面，我们总体上实行的是选贤任能制度，它源于持续上千年的科举等一系列人才选拔制度，也源于中国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政治文化传统，同时融入不少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比方说民调，比方说选举、投票等等，所以我把中国选贤任能制度概括为“选拔加选举”的制度安排。
从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来看，大都经历过广泛的基层锻炼和各种岗位的历练，治理过超大规模的人口和超复杂的不同部门。他们都积累了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很显然，我们的党的领导人总体素质明显地高于西方模式下产生的这种政党领导人。当然我们这个制度还在继续完善之中，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但是与西方单单的选举制度相比，我认为是明显胜出，而且前景看好。
过去30多年，我们看到了苏联解体，看到了南斯拉夫崩溃，看到了一场又一场的颜色革命褪色。然后留下来是什么？经济凋敝，政治混乱，社会分裂。我们看到了“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许多过去还比较和平繁荣的国家，被西方势力推入了族群互相杀戮的战场。我们也看到，西方以及西方模式整体走衰这个大势，西方国家纷纷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政治危机而难以自拔。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迅速而全面的崛起，人民生活水平跨越式的提高，中国加快了迈向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中央的步伐。我说这是一个超亮丽的成绩单，在国际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张成绩单，坦率说世界上其他国家拿不出来，其他政党拿不出来。
现在我们经常讲，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觉得英文中有个表述非常好，叫作the institution，就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把党建设好，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否则中国可能又会回到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境地。面对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和任务，我们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在这个过程中解决党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要实现干部的清正、政府的清廉、政治的清明，确保党成为我们事业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
现在我们看到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我认为政治制度竞争无疑是一个关键。在这个竞争中，我觉得我们可以提炼出三条标准，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话语，来进行跨党派、跨国家的比较。
第一，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或者政党。如果有的话，这个国家可能就有更大的竞争力，胜出的可能就比较大；如果没有，走衰的可能就比较大。坦率地说中国是有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美国这样的国家是没有的。
第二，是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改革能力。中国需要改革，美国需要改革，欧洲国家也需要改革。但现在看来，好像只有中国能够真正地推动改革，为什么？因为改革是要破除既得利益的，而破除既得利益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否则改革很难进行。
第三，就是看一个国家的决策力和执行力。中国共产党采用的是协商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来进行决策，所以它的决策力、决策质量总体上明显高于西方国家的小圈子决策、游说集团决策和民粹主义决策的模式。我们决策的执行力应该说也是世界一流的。
这三条标准我觉得可以构成一种中国话语、中国标准。我们可以用它来衡量评判，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好，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互动环节
范勇鹏（节目嘉宾）：张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原创性的关键词，叫“整体利益党”，我觉得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特性。我大体上讲三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背后反映了两个传统，一个是马列主义传统，从德国、从苏联传入。第二个传统是中国传统，所以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产物。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没有发生水土不服的现象，反而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普遍认同，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我觉得这很能说明问题。
第二点我想讲，无产阶级面对的资本主义，它是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在世界性的体系里面，怎么能够生存？怎么能够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能够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立性和自足性的文明体，这个文明体即使没有外部空间的存在，也有足够的体量去支撑一套社会制度，一套社会体系的实践。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不仅能够生存，而且能够不断进行实践，进行建设来尝试。
第三个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它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信仰+组织+制度”的结构。
首先讲信仰，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信仰，比如儒家讲究什么？讲究民生。中国古代还有天的信仰，天不是一个神，它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但是这样一个信仰，它是一个朴素的，前现代的信仰体系。共产主义带来了一个基于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解释的强大信仰体系，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组织，中国自古就没有普遍的党派传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强调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但是它带来了负面效果，就是没有一个高效的组织，中国共产党采取列宁式的建党原则，给中国文明注入了非常强大的组织因素。
第三就是制度，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制度形式，包括官员的异地交流，干部的流动，其实翻翻史书，在秦代、汉代都已经有了。毛主席也讲了一句话，叫“百代皆行秦政法”，我们在追求革命理想的过程中，继承了中国文明里边的一些优秀制度因素。所以中国这种非常成熟的制度传统，被我们继承下来，在建立新中国这个制度结构的时候，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制度因素引出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政治智慧。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历史上，所有那些代表下层利益的革命者建立的政权或者组织，在掌握权力之后，他会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来控制这个权力，没有能力去解决治国理政的问题。所以历史上的巴黎公社也好，苏俄也好，包括现在的一些左翼政权，像委内瑞拉也好，面对经济建设，面对国际关系，都会遇到这种困境。恰恰是中国的政治传统，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政治智慧。比如实事求是，我们可以审时度势地进行决策；我们会搞统一战线；在改革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搞试点。
最后一句话就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它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个党，也是一个具有真正民主性的政治力量。它不完善，需要我们党不断地去自我革命，不断地去革新。但是很确定的一点就是，这个党激发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力量，同时中华民族给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世界上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
Q1：两位老师，主持人好。世界上一些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为什么不来学习我们的做法呢？
范勇鹏：我刚才讲到，中国文化从古至今，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我相信复制或者推广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方案，我相信全盘学习不行，但是我们创造的很多具体经验，则可以学习。
张维为：比如古巴，我十来年前去的时候，它的民间都在讨论中国模式。越南很有意思，我认识越南党校的一个教授，他跟我谈得很坦率，他说越南实际上的做法就是和中国一模一样，中国采取什么东西，比方新农村建设，越南也开始搞，但是比你们晚半年，然后中国的名字叫改革，越南叫革新。
老挝也是，不久前老挝的人民革命党和中国共产党签署“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协议，他很认可中国的一套做法。柬埔寨很有意思，洪森原来也是共产党，大概十来年前他就说过这个话，他说我最敬佩的领导人是中国的邓小平，这个影响是不得了的。
在俄罗斯，我见到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局常委，见到外交部的资深官员，我们都聊到党际合作，你仔细看俄罗斯今天的政治制度安排，你可以发觉很多借鉴中国经验的地方，他成立统一俄罗斯党，他这个总统办公厅的作用在扩大。这借鉴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中国共产党的统战部，它很多作用与功能都在开始配齐。
整个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有六个南部非洲的执政党都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包括南非的国大党，坦桑尼亚的、津巴布韦的、莫桑比克的等等。他们不久前共同组织“六姐妹党校”，他们自己的政党学校来中国考察。我前段时间去中央党校做过一个讲座，党校的朋友跟我说，现在党校接待大量的外国政党客人。那么这也是一个象征，很多东西人家确实想借鉴，中国是怎么做的，他们想学一些。
大家如果想问，为什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向我们学习，可以去搜一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在海外的发行情况。其实不光是海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在认真地研读这本书，研读我们治国理政的经验。大家不要觉得这只是给面子，很多国家的总统总理的办公室里桌案上真的都放着这本书，在学习，在试图去吸收中国的经验。
现在很多国家，包括西方的政党，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学习制度，他们很感兴趣，但是很难学。我们是上至政治局的定期学习，下至一定级别的干部，都有定期的学习，一定要学新知识，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要学新的知识。典型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县委书记，都可以谈AI、谈大数据，真是这样的。
Q2：你能否列举一下西方国家有哪些对中国共产党的典型误解？
张维为：我想是这样的，现在你去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很多人实际上觉得中国共产党就像原来东德的共产党，中国就像东德，中共就像东德的统一工人党、领导党，正在等待一场颜色革命。这个观点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有时候我到欧洲的时候需要解释，东欧国家为什么后来垮得这么快？这些共产党的机构大部分确实是根基不牢，很多都是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安插的，不是自己本地产生的，没有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是22年的武装斗争打仗打出来的，跟东德政党完全不一样。
另外很多人觉得中国共产党就是苏联共产党，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苏共非常明确，向外推广自己的“苏联模式”，某种意义上是扩张主义。所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包括毛主席，强烈地抵制。这个是中共跟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最大差别。
另外就是西方误读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跟西方政党一样，也应该是个部分利益党，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么三种误解，通过我们的解释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Q3：会不会有那么一天，西方政党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甚至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呢？
张维为：我想可以区分为两点。一个是对共产党的认识，一个是对于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的认识，这两者不完全一样，但是有联系。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从我自己了解的情况来看，正在开始逐步地深化对我们的认识。中联部已经连着好几年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我自己参加过两届，接触过一些不同的西方政党人士，应该说他们的认识比过去深化很多了。但是有些西方来的政党，你要他公开地在西方媒体上说中国共产党非常好，现在还有困难，因为西方的“政治正确”压力太大了。
但是对于中国道路的认识，中国模式的认识，现在我觉得是公开赞赏的越来越多，某种意义上，已经对美国形成巨大的压力。你看特朗普这次谈5G的时候，他专门要强调一句，我们不搞什么国家推动，我们要靠私营企业，实际上背后是美国内部很多人的压力，希望学习中国推出产业政策，特朗普面临巨大的压力。你可以看看美国的智库报告，就谈到要学习中国，推出产业政策。
我私下都跟美国人说过，当初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觉得你们经济比我们好，你们搞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就开始来借鉴你们市场经济一部分有意义的东西。你们搞股票市场，我们说我们也探索探索，什么好就学，对不对？既然现在觉得中国这么有竞争力，一定是某些地方做得比你们好，你们学就是了，像我们一样，他们是有这种压力的。
范勇鹏：我也补充几点。第一，从不同的层次看，首先你说西方的政党或者政治人物会不会学习中国共产党，你要分什么人。
我在西方接触过一些中下层的民选官员，包括像国会的，美国国会的议员，你会发现他们思考的问题和我们中国的共产党干部不在一个频道上，他思考的完全不是我们思考的问题。他们办公室就摆一块白板，参议院一百个席位，天天就拿小扣子和磁铁，推算席位支持。
再一个就是筹款，想要当选就要筹款，然后就跟选区的选民去做秀。所以中国共产党想的这些东西，有很多对他们来讲是鸡同鸭讲，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政治理念。
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讲，西方学习中国共产党存在一个根本障碍。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阶级立场、出发点是为了什么？首先是为了劳动人民，然后为了整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人民的党。西方的政党很简单，服务于资本集团，服务于特定的一些权势集团，所以有些东西它是学不了的。
骆珺（节目嘉宾）：我也稍微补充几点，西方现在的情况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野党和执政党，很多时候在野党不管执政党说了什么话，对还是不对，在野党是一定要反对的。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保守党无论说了什么，工党绝对不能赞同。美国也是，共和党说了什么，民主党也是绝对不能赞同的。这是导致西方政治僵局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句，实际上我们中国研究院是一个智库，中国共产党非常非常欢迎建设性的批评，在认同中国道路的基础上，对怎么把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怎么把这个党管得更好，可以提各种各样的意见。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各级的机构，都非常欢迎建设性的批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时候，我们一大波中外学者到中纪委去调研，中纪委机构介绍手机“一键式”汇报，如果你看到什么违纪违法的现象，也包括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设性批评，都可以“一键”完成。
去年两会我在北京，如果你是政协的代表，有一个手机的微信群，建设性的批评，各种各样的意见都可以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制，不要为反对而反对，你反对就要讲出道理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样我们来看能不能真的接纳。
Q4：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在读的大一学生，我们现在还会上一些形势政策课或者一些思修课。从我自身的接触来讲，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这个名词可能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是一个非常刻板的印象，至少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刻板的印象。我觉得是否需要进行一个不同方式的宣传，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张维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党。从我前面讲到的靓丽的成绩单你就可以看到。但是，确实共产党的故事自己没有讲好，你说的这种刻板是否可以理解为故事没有讲好，官话套话太多，为什么不能生动一点，对不对？
我前面讲的李敖这个故事就很生动，他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信仰共产党，但是他讲的是客观事实。你看，愿意坐牢的，愿意抛头颅洒热血的，都是共产党，对不对？孬种、台独分子，没一个人为这个事业献出生命的。这就是一个很好、很生动的故事。
从传统来讲，也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部分利益党、整体利益党，完全可以。我们中国话语的建构要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事业。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中国》是个开创性的工作，我们想把这个故事讲好，也完全可以讲好。所以我可以理解你说的这种“刻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