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陈康令副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清华大学日新书院分享“东礼西法的碰撞”研究体会，并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学者沟通推进学术合作事宜。

陈康令所著《东礼西法的碰撞：近代东西方文明交锋与秩序冲突》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被纳入张维为教授主编的“中国话语丛书”，近日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文明型国家”理论视角出发，尝试在建构中国话语、解构西方话语方面做出新的突破：面对早期全球化，应以“自主限关”话语超越“闭关锁国”话语；面对初步现代化，应以“序势进步”话语超越“冲击反应”话语。

陈康令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做分享

陈康令指出，“二战”结束后全球性国际秩序成型之前，人类社会长期存在一个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区域性国际秩序，其范围大致与世界主要文明地域重合。近代以来，西方列强走上了充满暴力血腥的现代化道路，以极为激进残酷的方式严重破坏了非西方世界自发的文明演进历程和秩序稳定模式，与之相伴的全球化态势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近代东西方文明交锋与秩序冲突，这也是我们平视世界的重要切入点——从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1815年建立的维也纳体系，西方文明和欧洲秩序内部不断加速整合，彼此交织、相互影响的教权势力、王权势力、商权势力之间呈现出“百合状互动”的状态。近代欧洲主要政权一方面对域内长期维持着“三权分力”式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多极均势；另一方面“三权合力”式地攻击非西方世界，并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对域外施加单极霸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作为当时“崛起秩序”的新兴西欧国际秩序逐渐裹挟和吞噬了作为当时“守成秩序”的传统东亚天下秩序，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陈康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做分享

在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清华大学举行的讲座和互动中，陈康令同与会者就近代东西方文明交锋与秩序冲突的相关历史脉络与发生机理进行了深入研讨，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大家认为，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三个世纪，新兴西欧国际秩序与传统东亚天下秩序的主要行为体之间共同经历了三个层层递进、逐步激化的交往阶段：17世纪是“东观西望”、各取所需的接触-试探阶段，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更多还是充满浪漫主义情结的人文交流，双方试图在彼此的文明特征中寻找共通之处；18世纪是“西来东往”、各执一词的交流-交锋阶段，无论是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宗教礼仪之争，还是乾隆皇帝与英国国王之间的外交礼仪之争，均体现了交流中包含交锋、交锋中增进交流的特点，其间，中国曾主动作出“无为促有为”“无极化太极”等对欧外交调适；19世纪则是“西升东降”、势不两立的对抗-磨合阶段，欧洲殖民主义的狂飙突进让东礼西法的元规则碰撞变得不可调和，进而造成东西方国际秩序从理念差异（文化、社会领域）走向利益矛盾（经济、外交领域），并在剧烈的力量抗衡（政治、军事领域）之中形成全方位冲突，未能及时做出调整的东亚国家最终败下阵来。

陈康令在清华大学日新书院做分享

在进一步总结历史教训时，大家指出：如果说近代西方世界崇尚争斗，对政治道德、政治伦理等不屑一顾，习惯以弱肉强食、你死我活为代价，获得损人利己的高额回报，其背后的规则逻辑是新兴国际法的特权化和重罚化促成西方列强的进攻性得势；那么相比之下，当时东方世界可谓尽量回避竞争，试图寻找冲突背后的转圜余地，可却由于自身实力不济而放弃王道，并被迫卷入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中，其背后的规则逻辑是传统天下礼的免责化和轻励化导致东方各国的防御性失势。对中国自身而言，与西方主要势力在主权原则、工业革命、殖民主义等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概念分歧、思维区别与意象差距，并且未能有效遏制东亚秩序之中“理”的“失范”、“利”的“失好”与“力”的“失威”，这是陷入落后挨打惨痛局面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与谈专家普遍认为，如今，我们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不仅能从深厚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汲取丰富滋养，更能在与时俱进的创新创造中昂首阔步迈向未来。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并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分别指向全球之“利”的争优与共赢、全球之“力”的减耗与增效、全球之“理”的守本与开新。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更为以法治、礼治、德治的有机结合来推动世界政治序势进步提供了充分可能性，国际调解院的正式成立便是当代东西方礼法互鉴的典型实践。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尊重文明多样性、珍视文明历史性、关注文明现代性、维护文明进步性的负责任大国担当。我们应当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努力团结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坚持走好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光明正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