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孟捷教授在会议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一定要开放，要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并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除了利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还要发展新的理论。我们应该立足中国实践，进行创造性综合，这才是经济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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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进行经济研究时，一方面要观察现实，发现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在面对这些问题、试图解决它们的时候，都是戴着一副“眼镜”的，因为他们是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来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在进行历史制度分析时，是以特定的理论范式为前提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的经济学家的理论范式和制度分析及其结论之间是矛盾的，他们却可以安然处之。比如国内一些学者的理论范式是新古典主义的，而其现实问题研究及其结论却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国外的经济学家也是一样，比如奥斯卡·兰格，他在理论上是新古典主义者，但又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但是，当经济学家发现其戴的“眼镜”看不清楚或者看歪了，就会试图对“眼镜”进行矫正或者换一副眼镜，即进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或创造。

经济学从诞生以来研究的对象是市场经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区别，并且具有“中国特色”。从经济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个版本，可以分别称为市场经济1.0、2.0和3.0，今天中国的经济模式属于市场经济3.0。市场经济1.0只有一个主体，就是私人企业，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国家是中性的，除了确定产权、监督合同就没有什么事了，国家权力不是市场经济中真正内在的部分。凯恩斯主义产生之后，进入到市场经济2.0，在凯恩斯看来，市场经济中投资的权力是如此的重要，完全交给资本家个人是不行的，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为此社会也要承担一些投资，国家必须从私人手里接过一部分投资的权力。这样，国家也成了市场经济主体。中国所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3.0，即史正富教授所说的三维市场经济，这三维分别是私人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尤其是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模式的非常重要的特色，且是一个核心的特色。可是，如果在理论上还用市场经济2.0，甚至1.0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即便表面上好像也可以抓住中国特色中的新东西，但最终一定会在解释上出现偏差。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只依靠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事实上，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有一个鸿沟，马克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优秀的“病理学家”，对于市场经济有哪些内在矛盾，诊断得很全面，但他开出的药方就是消灭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而现实中的经济实践证明目前实行计划经济是不可取的。因此，要重新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大厦，除了利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还要发展新的理论。当然，这不是哪一个经济学家的事，需要大家的努力。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造首先需要确立正确的“图景”。经济学家进行理论创造时，必须先有一个“图景”，即对经济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和判断，然后再创立一套理论来证明。拿马克思和凯恩斯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和凯恩斯肯定认为市场经济是内在不稳定的，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市场经济是内在稳定的，然后各自提出一套理论来论证。经济学家的“图景”来自其对经济现实以及历史的直觉意识，同时也受文化、阶级立场以及个体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图景”不同，问题就不同，有些问题你能提出来他提不出来，有些问题他能提出来你提不出来，进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也就不同。中国经济学的“图景”，首先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其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自我演化的路径的，不能以美国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或彼岸；最后，应该承认市场经济内在是不稳定的，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一样。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造需要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并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过去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与传统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正是因为有区别，才有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基础，才需要有与以往不同的理论。首先要提出问题，直面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连矛盾都看不到，更不用说解决矛盾了。我认为，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可概括出三个层次的矛盾：一是产品市场上有效需求不足；二是战略性基础设施、或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资料（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三是资本离开实体经济循环向金融资产市场转移，造成金融泡沫。这三个矛盾的解决都需要国家的干预。现在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针对这些矛盾的。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显然是不能看到（或承认）这些矛盾的。改革开放以来，研究中国经济、中国模式的文献很多，对很多问题进行了解释，但解释是多样化的，比如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也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后者事实上在解释地方政府行为时，不承认政府可以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主体发挥作用，而这样一来，就必然丢失了过去三十年许多宝贵的经验，无法全面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造需要继承经济学史上先进的经济思想。经济学的帮派很多，门派很多,我把主要的门派概括成三类：一是马克思经济学，二是新古典经济学，三是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非主流经济学或异端经济学，这三种理论看待市场经济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市场经济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最重要的经济决策是无数主体分散地进行的，尤其是投资决策是分散做出来的。如果是计划经济，决策主体就是国家的计划部门。亚当·斯密提出一个问题，无数人分散独立进行决策，能不能产生出一个经济秩序？这是市场经济一开始便面临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三大理论范式有三种回答。马克思认为无数人分散独立决策不是一件好事，称其为“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后果是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甚至最后崩溃。新古典经济学则把市场经济过于美化，意识形态特点太强，一心要为这个体制辩护，经济出现任何问题都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一味坚持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是永远没有机会被证伪的，因为现实永远不可能符合理论模型。新古典经济理论因为意识形态浓厚的特点，如果真正按他们的理论来发展中国经济，是行不通的。演化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对派，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弊端，想另起炉灶，一方面承认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病理学诊断，另一方面与马克思又不一样，认为这些非均衡的趋势可以通过某些途径被协调。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协调？通过哪些途径协调？演化经济学对此开展了很多有益的研究，他们提出的协调途径归根到底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为技术创新，其二为相关制度的协调，而在这两个因素背后，都有国家作用的影子。总之，西方经济学除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外，还有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其他非主流各派，这些非主流派别的经济学在国外称自己是异端经济学（在西方语境中，“异端”一词与新教改革有关，因而并不具有汉语中常见的贬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不能关起门自己搞自己的，一定要开放，包括向西方的异端经济学开放。这些异端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来源。我们应该立足中国实践，将这两大理论来源进行创造性综合，这才是经济学的未来。

                                     （编校：上官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