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梅新育在报告中提出：走中国道路就是要有与时俱进，不断自我发展的变革能力，能够自我调整的能力，在当今时代要积极争夺中国的话语权，只有如此才能助力中国道路。

关于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权这方面，我想我主要的研究是国际经济和贸易这一块儿。因为我在研究的主要是国家经济和中国外贸这方面，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应该说对我们话语权缺乏的问题感受非常深，这里面前几天开第六届世界中国论坛，昨天上午的圆桌会，我担任评论人，前面宣读了那几位先生女士，他们讲了不少，他们讲了很多中国企业在美国做投资，在尼日利亚投资，要做哪些，需要改进哪些，需要怎么样入乡随乡等等讲了很多。

我很虚心地听完了，最后评论的时候，我想提一个问题，我说中国人承认这样一个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座的各位大家统统都承认这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业绩实际是所有国家里面最好的，这一点大家都没有疑问，那么这一点应该足以证明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做法并不都是错误的并不都是不公平的，至少肯定是有道理的地方。

既然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的贸易伙伴，我们的东道国如果是想提高改善自己的经济绩效及提高自己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么是应该向经济发展业绩好的一方学习还是要求经济发展好的那一方向经济发展不好的那一方学习？我说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应该说昨天还有了一场小小的论辩交锋。其实在这个上面还不仅仅是这样的，人家许多贸易伙伴一方面承认，一方面甚至是非常追捧中国经济增长的业绩，但是另一方面说你这个做的错，那个做的错，我又说一定赶上中国经济增长的，你为什么不想想是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做法，它才体现中国经济规律要求，才真正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做法？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这问题？这种说法因为缺乏话语权，不仅仅是我们的许多贸易伙伴是这样的，甚至我们自己在国内的许多人，包括我们业届的研究人也好，包括我们的媒体也好，都有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前面的十年初级产品牛市里面，我认为全世界来说，他们明确主义有了非常的高涨，在里面自由明确主义许多自由生产力地方政府和民众的许多要求，我认为它是规范客观经济规律的，是过于高的，在这方面也导致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源开发的项目当中与东道国社会和民众的许多摩擦争议。在这上面如果说你能够冷静客观地去审视的话，应该看到东道国政府和民众的许多要求是严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

比如说我们在缅甸自由开发的项目里面，我们大使去跟缅甸省长谈，那个省长讲了很多，你们中国应该如何怎么样，应该给我们征地的农民提供社保方面，我们的大使脾气比较好，耐着性子听他讲完了，说我很理解缅甸人民希望改善自己福利，但是我们中国投资者是企业，不是你缅甸的政府，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政府职能，不是我企业的职能，而且在我们那些媒体去开跟缅甸当地的民众交谈、座谈上面，我居然看到我们的媒体以同情的笔调记载，缅甸的农民讲把地交出去了，你这个企业，中国公司许诺给我做，当我儿子孙子在后面怎么给我做安排了？我说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哪有一个企业我把你这个家庭，我们把你这个社会从农业社会带进了工业化社会，我还要直接管你再安排儿子、孙子这两代，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正是由于我们缺少的话语权，所以你本来是正常的人，正常的理智都会发现这种要求太过分，但是我们媒体居然能够以同情的笔调写，这不是活见鬼吗？再看这个方面，我觉得如果不能够破除这种思想的话，不能够对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对我们自己成功之处有冷静认识的话，那么我想我们的被动改革局面，不能够赢得我们的主动权这是对的。

但是在这里面我也要强调这一点，所谓中国道路，我认为它许许多多的具体特征之外，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则，就是与时俱进，不断自我发展的变革能力，中国文化它的特征主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发展变化是永恒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为什么它能够在中国扎下根带？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它跟中国文化基本原则有吻合，在这方面非常强调它是覆盖一切的，而且是不可以有任何变化的，它带来的是什么结果？所以我们要讲的中国道路，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许许多多出现在前面这一个阶段那一些不具体的做法在我们下面的发展中可能会有所调整的。

能够自我调整的能力，这是我们中国道路非常重要的特点，同时也正由于我们取得了成功，所以我们更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平视西方，能够欣赏西方，承认西方有好的地方。就好比说我现在非常欣赏俄罗斯苏联的音乐各方面，放到30年前，我可能有些不是太欣赏，但是现在我很欣赏，为什么？因为在三四十年前，它还是能够威胁我们，现在我们是他们的5倍，我当然欣赏他了。大致是这样，谢谢。

（编校：上官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