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风险投资家李世默在此次报告中从世界政治的路径里面讲了中国研究院的工作和意义的看法和建议。他认为世界政治学包括经济学和社会学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处在这个重要的转折点。而在这个转折点上，有两股潮流在推动这个新时代的发展，一股是从上至下的潮流，另外一股是从下至上的潮流。

谢谢苏老师，今天我想简单地从世界政治的路径里面谈一谈我对我们中国研究院的工作和意义的几点简单的看法和建议。我认为世界政治学包括经济学和社会学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很重要。因为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国的意义是巨大的，那么有两股潮流在推动这个新时代的发展。一股是从上至下的潮流，另外一股是从下至上的潮流。从上至下的潮流就是解构现代性的潮流，从下至上的潮流就是在政治学研究里面或者经济学从意识形态转型到治理模式的一个潮流。

第一个潮流结构现代性其实已经有很强的较长的历史了，在哲学领域里面可以说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一百年以前已经开始在哲学层面解读现代化，从政治哲学上面也至少有七十年的历史，可是从上至下从理论的这个潮流，从以前上世纪二战以后，这个几十年里面因为在冷战的笼罩下面，在政治领域里面没有得到发展，这个限制在学术界。然后冷战的胜利又导致了全球化的潮流又把结构现代性的反思给淹没掉了，全世界都在朝意识形态的方向在走。可是现在在这方面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世界上真正研究走在最前沿的研究理论的政治学家也好、社会学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又重新走上了结构现代性的道路，那么我们正在这个转折点上。

第二股潮流就是从意识形态转型到对制定模式的研究，这个就是张老师几年前一直在说的，一开始我也没理解就是说这个二战时期不是民主和专制的对立而是良者与劣者的对立。那么好好品一品这句话我也理解了，就是因为现在的整个世界，因为全世界都在经历治理危机，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治理危机，而且是全方位的治理危机，政治、经济、社会、道德全方面的治理危机。那么现在你从冷战以后意识形态狂热阶段过去以后，到金融危机到伊拉克战争那里画了，一个至少展示的句号以后，你到全世界的真正在严肃地研究政治的年轻一代也好，前辈也好，前辈从福山的那一代，到年轻的那一代，你从MIT走到哈佛，走到耶鲁、走到斯坦福，包括我们的清华、北大也是，都在研究治理模式，而且这个治理模式是脱离意识形态的，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我管它们叫时政研究，这个里面有大量的新的知识正在累积。很遗憾，我发觉我们中国的学校里面的研究比较浮躁，他没这个兴趣，因为这是个细活，时政研究是个细活，这个实际上我们比起西方的很多大学、很多研究机构，我们其实是很落后的，有很多就是我们中国出去的学生，年轻的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我最近在关注一个MIT的叫lady蔡那个女孩子，中国出去的，在MIT她专门研究中国的这个社区治理，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数据，我们中国我找不到学者这么耐心去搜集这些东西，我们中国的学者就跟着一行的潮流在那摆，所以这是第二个潮流。

那么在这两个潮流里面在这个新的起点，中国的利益是巨大的，因为中国这几十年来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时间现行，因为事情已经做完了，做过的是名正言顺事成，我们和现在倒过来了，事已经成了，可是名不正、言不顺。那么怎么把两个层面成的事赋予它意义？赋予它生命力？这个是给了所有研究政治的学生一个巨大的机会，我在国外见到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的学生，这个博士生也好、硕士生也好，我说你如果懂中文，你如果想在这个领域有突破你得去懂，你不懂中文没办法，你懂中文不去中国你脑子里进水了。所以这是我们的巨大的一个机遇，在这个实践基础上去解构现代性，从上至下的理论层面做研究，从下至上的时政研究就更不用说了。其实所有的实践、所有的数据、所有的经历、所有的经验都在这个土壤下面，你不需要一个MIT的学生他有这个耐心来挖掘这些东西，来整理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复旦在中国研究院就可以做到，谢谢。

（编校：上官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