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张维为教授在中国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研究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解构西方话语，用中国话语来说，根据中国的问题成绩来说，根据西方的现状，根据全世界的现状来说，从而创建中国话语，走中国道路。

谢谢这么多的学者、老师、同学来到我们这个论坛和我们一起见证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成立。我想讲三个意思作为引子，第一个是成立研究院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从今天李世默老师讲的故事，因为时间非常短，我不能把这个故事全部说一下。

那次很有意思，应该是2010年初，我到上海，我们一起碰头了。当时正好是朝鲜战争60周年，当时就是1950年朝鲜战争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会见印度大使，他传话给美国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印度大使说如果不越过三八线是不是就不管？点头表示同意。不管什么形式，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西都不行。

李世默把问题看得更准更深，没有越过三八线，越过鸭绿江了，我们就开始一起来做一些事情，严格讲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上海为主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学界的人士，媒体界的人士，企业界的人士，大家一起做中国道路，应该说我们自己表扬自己，取得一些成绩，现在的整体的情况跟5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2010年当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北京一个知名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喝茶时，他说此时此刻我们学院的教授说他在学术界就不要混了。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底线，已经到这个地步。因为自己去过前苏联，这个教训是刻骨铭心的，第一步知识精英被西方话语颠覆，第二步政治精英被西方话语颠覆，经济的崩溃，国家的崩溃，人均寿命倒退20。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悲剧已经不能重演了，因为在方方面面的努力下，我们也做出了贡献，这是一个简单回顾，自己觉得还是跟历史的时刻有关，我们有自己的担当，有自己的使命感，而且我们现在还是设计这个，这个成功是人类意义上的，这是第一个，也算是一个回顾。

第二个是另外一个故事，我过去跟一些朋友也讲，我有一次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德国就有经济学家跟我说，他说莫科尔总理有一次问德国的经济学，问为什么我们德国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还很少，后来这个经济学家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他说千万不要担心，如果有一流的经济学就没有一流的经济，我们要说的是什么？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当时是一个大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没有人预测的，这么大的危机，导致美国老百姓资产财产减少四分之一到五，今天已经足够了。

经济学的社会科学是公认的，是脱离自然科学，所谓真正的科学最接近的主题，认为经济学离真理这么远，那些所谓的政治学、新闻学、法学恐怕离真理更远。我自己做政治学，但是你现在看看西方对中国的政治预测基本上是基于学理，都是西方，战后美国形成。以后都是错的，现在你可以往回看，八九年之后你怎么做？邓小平去世怎么预测？苏联解体怎么预测？香港回归怎么预测？1997年金融危机怎么预测？这个预测全是错误的。怎么叫我尊敬你这个机构？我们是公开说一个人预测不一定预测准，但是可以往回看，大家有一个观点，最后有学理上的问题，我们这个研究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解构西方话语，你讲话我来解，用中国话语来说，根据中国的问题成绩来说，根据西方的现状，根据全世界的现状来说，我觉得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

我记得四年前辩论的时候，当时正好埃及之春爆发，中国可能也要抵制埃及之春，我觉得可能不切实，我当时也说埃及我去过四次，都是一个实际问题，不是民主自由问题，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像样的资本，背后是一个中国人的思路，中国人比较相信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要做到这个，要实地考察一下，印度也是一样的，我去三次实地考察，也是中国人咨询的方法，看问题先从总体入手，从宏观入手，印度没有经历过风雨，没有经历过土地改革，那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实现现代化？所以这个问题一上来，印度都讲太天真了，怎么可能？中国人的思路出发以后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讲，甚至采用西方的理论和观点都可以，但是总体上的思路都是按中国自己的方向发展。我用这两个例子说明，我们在并购中国话语，解构西方话语有很多的资源。那么最后我想讲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我最近网上看到一句话，我觉得是蛮精彩的，“不必仰望别人，自己始终精彩”。这是我觉得今天开会，关键想听不想听，想听什么都能听到。在会上我说了，我们中国道路研究的最强真理或者最强责任之一就是今天聚集的时代，现在很多人也在场。

我自己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实际上也是一个现实的想法，我觉得我们今天开会的这些学者，基本上已经把中国的政治、世界的政治和西方的政治，基本上说清楚了。中国的经济、西方的经济也基本上说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很想马上就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为我们这一部分的学者，我们进行一个一个的工作，把他们的思想总结出来，然后呢，他们自己参加我们集团讨论哪些地方可能不成熟，我们进一步探讨，哪些地方非常好。那这样把一些现有的中国学者对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世界政治做的研究，已经可以做一个总结了，接下来马上做事情。一个工作接一个工作往下做。那么最后就是我觉得那个西方当年崛起的时候，200年前或者150年前，伴随而来是西方的话语的崛起。那么应该说西方的这个话语现在是非常全面，但是那个时代它崛起的时候有一些奠定基础，实际上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卢梭的《契约轮》等等。那么现在回头看这些实际上并不是十分成熟，也会找到不少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放在特定历史阶段它们奠定了西方政治学或者经济学的话语基础。那么我想中国崛起到今天的这个地步，也应该产生自己的亚当史，产生自己的书读。我觉得不光跟我们这里的学者分享，也给我们一些其他的青年学者一个志向，很快中国绝对是商业最大的经济体，全世界都能听到中国的声音。怎么成功的呢？然后世界下一步怎么走？这个世界太混乱了，我中午还跟公司的学者讨论，你怎么看一个难民危机，一个恐怖主义的危机，之后这个就解决不了。世界大量的问题需要我们显示中国人自己的智慧，我们要做出贡献，包括一个是回顾，一个是探讨话语，一个是进一步的鼓励。我就说这么多，下一步我们进行我们正规的讨论。

我想问张维为老师，现在有人认为我们政权的更替，还有王朝形式的变更，比方说陈独秀、张国涛、刘少奇、周永康，没有一个透明的、规范的、稳定的权利体系，这个体系还跟前苏联的体系一样，你认为这种观点正不正确？未来有没有可能的危机风险？我想问张维为老师一个问题，我们一直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前30年一个巨大的发展给了我们中国学派一个很大的理论自信，但是我们中国的实践恰恰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提出中国学派理论检验标准应该是什么？

张维为：第一个关于王朝替换，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问题，当然我不能说比较国际制度，一定有一个永远好的，这个很难说的，相对而言，我做的制度安排，这个设计可以看我们的辩论，它就提出这个辩论，第一中国历史上一个好的朝代，就是比美国历史都长，能保证美国250年吗？很难说，这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就是看比较制度，我就把中国跟美国比较。我是一个政治局常委，两任省委书记，这是基本的要求，至少要认认真真地看过30年，这么大的经济体之后才能够进入政治局常委，这个要求是非常严的，这是一个小布什，一个奥巴马，不是二流三流，管过100个人都不到，美国人就是能说会道。过去西方有这种说法，我们的制度好，傻瓜当总统都没有问题，现在不行了，因为中国崛起要竞争。所以我是这样看，我觉得中国这个制度，我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好，我们还要继续改进，但是我们已经连续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我觉得比较靠谱，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不透明，是美国不透明，这是靠过去30年的，浙江干得怎么样，福建干得怎么样，这个比靠几个演讲要靠谱，所以我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制度是相对更好一点，选拔加选举好于这个。

第二个问题是问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提出这个概念非常好，这个理念在国际上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世界是被西方主导还是美国主导，不愿意你跟它评价，能不能实现这样一个理论。不管实现不实现，你要提，在世界舞台上话语很重要，什么是能够实现？什么有可能？我们在西方长期生活，最大的特点是实力，你要把实力展示出来。英国现在之所以跟中国建立黄金时代的关系，就是看到了这个，没有办法。英国钱没有，什么也没有，就剩下主意，这个是忽悠别人用的，但是有些主意不错的，现在主要靠金融，必须靠中国，你真正展示实力之后，再过10年之后就好了，中国主导的，他说一带一路，中国指导的全球化，这个是4.0中国主义，那么就实现了，我们就让大家双赢、多赢，大家能不能真正做到？

最后一个就是中国出了很多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的成绩永远大于那个，就是不成比例的。包括我们很多人提到担心基尼系数什么的，但是你一旦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之后，它的海阔天空，我们最后收入有很多，他有地有房子，我们是个超大型的国家，你把西方最富裕的一比较，它肯定不是一回事，江苏省基尼系数是多少，欧洲是100个，这样分开之后你要搞清楚，中国跟越南比，跟瑞典比，那不是一个国家，那是上海的徐汇区，这样比较之后，你就有不同的感受，就看得更清楚，所以成绩大于问题，这个时间结点就是这样的。

                                                        （编校：上官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