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杨燕青在此次报告中围绕“如何增强中国道路的全球领导力”从经济学角度发表了自己的几点看法，期待能够用中国的问题，中国的议题，中国的视角，中国的解决方案，用西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用他们能够看得懂的模式，在全球展现我们的领导力，推动中国在全球意义上能够真正实现中国道路对全球的引领。
欢迎大家回来，非常容幸，也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我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这样一个成立仪式，能够见证我们复旦大学包括中国智库研究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同时，也非常地容幸能够来主持我们的这个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高端论坛这样一个议程。上半节没有听到全部，但是也听到了最精华的那部分，我们从国学的角度、国际关系的角度和政治关系的角度，以及文化这个角度，已经多元地解读了关于中国道路的一些大的背景，包括很多我们未来的一些模式，也包括中国和全球进行沟通的一些需要关注的方面，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现在讲的中国道路，在这个非常广阔的领域里面，有着不同纬度的一些非常闪光的思想。
我们在未来领域中，我猜想因为中国学本身是一个跨学科，方方面面的科学，方方面面的一些认知，方方面面的学科在里面，有着非常大的框架，我猜想我们在未来的若干年，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崛起，随着中国全球地位的继续提高，我们会把里面的这样整体的框架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在全球范围里可以更多地体现中国这样一个竞争力。
我们这一节会有史正富老师给出一个非常权威的解读，在这之前我想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到我们这样一个关于中国道路的场合来学习，我也想抛砖引玉，先说一点点我特别粗浅的看法，更多是从经济金融的角度，过一会儿再请教各位专家，今天我主要是为学习而来的。
关于中国道路，我想我们在座各位老师实际上已经有了非常多的重大学术贡献，对于中国道路有非常权威的阐释。我作为一个外行，从经济的角度，我觉得更多的我们所理解的中国道路大概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如果把它高度概括的话，第一方面主要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西方普遍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是占主导地位的，政府按照最权威的主流经济学越小越好。而中国政府一直是比较大的块儿头，在危机前、危机后，中国政府持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把中国这样的体制用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表达，想表达的重点就是政府非常重要。这一块儿是在危机之后得到了全球前所未有的认同，因为在全球危机之前，全球的主流都认为政府越小越好，但是在危机之后，大家会看到无论是美国、欧洲，包括很多新兴市场都面临巨大的危机，只有中国似乎是其中的一枝独秀。
所以在危机之后，中国道路在全球范围得到认可的现实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也看到以张维为老师、史正富老师为代表，关于我们中国道路的这样一个学科实际上是正在全球范围崛起。事实上在这个背后，我们看到的一个全球大趋势就是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以全球范围内从来没有出现过的10%的速度高速增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非常快速成为中等收入超上的国家，而且从总的体量角度而言，已经达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是大的背景，没有这个大的背景就不可能有中国道路，不可能有大的中国学。
但是我想讲的第二点是在我个人看来，我们的中国道路还远没有形成，我们的中国道路在未来二三十年中，随着中国地位的逐渐提高，可能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真正地形成中国的道路和中国学。从目前角度来看，至少我们面临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中国的GDP在减速，我们已经从10%降到7%，未来可能还要到6%或者5%，如果你在全球范围内不再是一个增长的火车头，你在全球的地位事实上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大家已经看到这一点，目前全球的媒体都在不断地说中国的经济减速脱离了全球。
第二个大的挑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市场复杂性超出中国的决策者的范围体量和增速，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已经全面融入了国际的金融经济体系，过去我们是一个大国，我们自己转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和全球连在一起。实际上从未来的角度看，会更紧密地连在一起。所以整个市场的复杂性、连通性、复杂程度都比过去要大得多，难以想象得多。
第二个大背景是技术，我们如果来看互联网革命，你会看到所有市场这一块儿，包括金融这一块儿都通过技术，通过移动互联网，通过人工智能，通过未来可能还有的物联网全部都连在一起。这样一个技术的联网，实际是让金融的速度也比过去的互动反应速度增加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所以大家回过头来看，中国六七月份经历的股灾，实际上就是互联网配资的直接结果，如果没有的话，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有那么高的一个杠杆，以至最后的崩溃。8月份的整个汇率制度，中国的改革在全球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超出了中国决策者以前任何过去的经历和他们的想象，大家也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市场已经和全球如何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从这两个案例来说，实际上能够看得到中国道路、中国学在全球迅速上升，大家极度关注中国，但是对中国在全球的作用来说，中国没有准备好，全球也没有准备好，事实上在这一轮上，也包括未来中国在G20的体系中，在国际货币基金体系中，在世界银行的体系中，在联合国的体系中，在全国气候变化的体系中，中国全球的领导力，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极高的点位，但是在这个点位上，我们如何让整体的表达，包括我们的作为，我们整体能够实现结果的能力都在全球范围内，大家都还没有想好怎么做。所以我是花一点时间想讲两点主要概念，第一中国道路的学科已经成型了，第二从未来的角度看我们实际上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还面临各种巨大的角度挑战。
我个人认为我们中国道路、中国学在未来，在全球的语境之内，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用西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用西方能够理解的理论框架来讲中国的故事，能够展现中国在全球的领导力，也真正地实现中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实现的使命，这个使命就落在我们的张老师和史老师的肩上，所以我还要隆重请出史老师给我们做引言，掌声有请。
杨燕青：非常感谢史正富老师，我一般是大概过半年一年有机会听史老师讲一次中国的宏观经济，他通常能够在一刻钟的时间就把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全部挑战，包括最强有力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讲清楚，所以今天也是像以前一样受益匪浅。因为大家一直是习惯了我们现在的共识，比如说刚才史老师挑战了大家目前有的全部几个共识，比如刚才有一个共识是说，目前到了7%的增长是我们想要的，这是好事，是我们政策运行的结果，所以它是我们想要的，这个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如果看不到中国经济正在向一条垂直线一样往下走的趋势，中国经济是没有未来的。第二点似乎一个共识是说不再需要制造业了，我们只需要互联网+，我们只需要金融，中国经济就有未来了，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如果说中国没有制造业，没有现在有的制造业，加上我们所谓的新兴的战略制造业，放在一起，中国在未来的全球也是没有地位的。
在这两点之上，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到底是还在8%还是6%还是7%？这一点我和史老师略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目前还在8%，我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目前可能已经不到8%了，可能在6%的水准，我们要做的事情，我跟史老师完全一样，我们实际上需要摒弃过去的一些基本思维框架，比如说我们觉得投资已经不重要了，中国未来的增长已经不能靠投资了，这个似乎也是大家有的共识，这个共识也需要被全面推翻，如果这个共识不被推翻的话，中国经济也是没有未来的。
在这样两方的背景下，史老师是提出一个想法，我们大家过去都讲需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在这个概念当中。最近有一个供给的概念特别热，大家从供给的角度提了很多东西，但是仅仅在中国，仅仅有供给，还是仅仅有需求都是不够的。所以史老师这个方案事实上是把需求打翻了，重新搭了一个未来中国经济宏观战略的一个增长框架，我觉得这个框架事实上能够保证中国未来增长30年，所以我再次对史老师表示敬意，他还是给我们指出一个未来发展的方向，如果按照这个方向走，中国经济还是会相对过去比较高速地增长。我们的中国道路在30年之后，才真正可以成为全球范围内，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学说。
杨燕青：因为我自己也在发言名单上，所以我想着史老师和张老师给我布置的任务，来之前做了一点准备，所以我想也做一点小的贡献，我大概不用十分钟，前面我讲了一些，所以我比较快地大概用几分钟想讲一个案例。因为刚才我讲到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学派，它实际上如果要在全国传递一个代表中国的声音，而且展现中国影响力的折射，我们应该用西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用西方能够看得懂的理论框架，我们要讲中国的故事，同时我们也要展现和建立中国在全球的引导力。
我想讲一个案例，因为今天大家都是“大家”，所以大家讲的更多都是理论框架包括我们未来的愿景，我想讲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因为中国在2016年是G20的主席国，习总书记也刚刚在土耳其把我们2016年G20的主题是“四个I”做了一个宣布。我非常快想跟大家过一下，我们第一财经这边也做一点功课，我们觉得在这四个议题以下，如果我们要体现中国的领导力，展现中国的道路，同时我们又能够在全球用大家看得懂的语言和体系、理论框架来推动我们中国道路在全球的展现，大致上我们的议题应该怎么来设定，我们做了一点点工作，所以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汇报，为我们后面的讨论提供一点点背景。
我们觉得今年中国在这个议题之下，应该有四个大的结构，因为这四个I是精神的体现，最后议题的具体设定应该有四个框架。我们认为第一个议题应该还是增长议题，第二个议题还是金融稳定和全球治理的议题。第三个议题应该是全球的矛盾和投资议题，这个议题里面第二个和第三个都是刚才邵宇这边讲得比较多，第一个关于增长的议题，刚才史老师和和陈老师涉及的比较多。最后一个议题应该是发展议题，这个也是刚才大家提到的关于部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领域，我们有几个图请工作人员给我放一下。
第一个议题应该是增长议题，应该是全球最重要的课题，刚才邵宇也讲到，我们在危机之后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下降两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我们从2010年的G20之后，全球一直都在面临困境，我们每一年的经济增长实际上都低于最开始大家的预期。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危机之后全球的潜在危险增长下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觉得在G20这个大平台上，中国应该提高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愿景。刚才史老师讲全球潜在增长率没有下降，我们认为是都下降了，如何提高这个？应该是2016年中国G20的核心议题。
我们看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下降呢？如果我们假设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都没有变化的话，那么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是全要素增长率下降，这个下降应该是全球以及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最大的原因。大家如果看数据的话，无论是看全球的数据还是看中国的数据都能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觉得中国在提增长议题的时候，它的理论模型和理论的支撑是说我们需要提高全球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当然这个也是中国面临的困境和难题，所以中国道路的难题也是全球的难题，我们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了全球的难题，所以这个变得很重要。
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自什么地方？一部分是来自于结构改革，我们事实上中国的结构改革还在路上，中国的结构改革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改革，当然我们看到欧洲，包括很多新兴市场也面临改革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改革是促进潜在经济增长的核心部分。刚才史老师讲的通过发展战略，通过更加科学化的投资，甚至是说国家扮演一个主导角色，事实上也在某种意义上提高潜在增长率，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结构改革，这个图会看到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做的研究，它把全球分成三类群体，这样不同的经济提升都需要不同的结构改变，中国是在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自己的改变在全球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第一个议题就是从增长的角度，我们觉得中国应该可以代表全球发出非常有战略性的声音。这个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全球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应该聚焦在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经济增长率的方面，这个是西方听得懂的理论模型，同时也是具有实际意义。第二个议题应该是金融稳定，金融稳定为什么特别重要呢？如果大家来看2016年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刚才我觉得第一个挑战就是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第二个挑战是美联储加息，它的一个背景是全球的新兴市场债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水平，中国在其中尤其是最高的债务水平。如果是说你有那么多的债务的话，当你大量的资本会因为美联储加息流出之后，你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前提下，全球金融政策的协调就会变得非常重要，这个实际上就是要美联储和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政策相协调。这个事情也只有在G20的平台上，大家才可以给美联储提出要求，否则美联储通常都是把国家内部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这个都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觉得在新兴市场G20应该在金融稳定方面，能够发挥一些比较积极的作用。
第二块儿是关于全国金融治理，大家讲的都非常多，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比如说世界银行投票权的问题，2010年的改革现在还没有通过，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应该是在11月30号这一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上通过，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是非常大的好消息，它对全球金融治理是巨大的推动力，能够弥补份额改革一直没有实现的缺失。
第三个关于大宗商品的价格稳定，我觉得也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因为现在全球大宗这样一个超级周期已经结束，石油又持续在全球低谷，这个给很多国家带来财政和产业的多重挑战，所以这个大宗商品价格稳定，也是G20可以做的事。这个图是关于金融改革的，会看到因为危机之后，G20平台上采取的金融改革的措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整体的风险已经大幅降低，所以这个也是在G20的平台上，中国要继续推进的金融改革比较重要的方面。
第三个大的议题是关于贸易，刚才邵宇讲到全球危机之后，这个贸易以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所以是陷入全球十多年，20多年最低的低谷，所以如何让贸易重新成为全球增长的动力？这个应该是目前最大的挑战，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可以扮演非常大的角色，其中一个角色大家会看到，现在无论是TPP还是TPIP，还是很多区域性的一些贸易组织开始越来越重要。怎么样把多边的一些区域碎片化安排整合在全球更大的平台上？未必是WTO的，因为它可能被边缘化了，怎么样通过现在已经有的区域多边方式整合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体系，推动全球的贸易增长。这个是在G20的平台上能够实现大发展的可能预期，中国如果能够推动的话，对全球会有巨大的贡献。
另一块儿是投资，像刚才史老师讲到投资对中国至关重要，对全球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一带一路，因为我们整体是有一个，包括金砖银行，包括我们的私募基金，也包括我们AIAB都希望有一个长期的投资框架，来解决全球长期投资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角度上可以和我们一带一路非常好地结合，所以我们觉得从贸易和投资的角度，中国可以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最后一个议题是发展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说气候变化，比如是联合国千年发展，新的发展，全球后2015年的发展历程，这些也是常规的议题。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关于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又是中国非常大的挑战课题，这个课题同时也是全球的课题，大家会看到中国的基尼系数是全球列于非常领先的水平，这个是在美国，其他一些国家都有充分的体现。我们过去学经济学的教科书，这个可能也是今天我们需要道路逆转的，大家都觉得我们经济的差距，经济收入不平等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大家都习惯做这个曲线，但是这个四五年来全球的思维方式，也包括在中国推动下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新的全球很多学术研究，显示收入不平等实际上是降低全球的经济增长，不是提高全球的经济增长，有很多不同的实践模式。
所以收入不平等由多重的原因最后导致，极端的模式就是通过社会的动乱和动荡，最后会影响全球的经济增长，所以如果是说能够聚焦收入分配，应该是发展一体比较核心的切入点，这个也同样是我们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同样是中国道路，如果能有一个成熟的解决方案，也会在全球提出一个比较大的贡献和解决方案，所以我们是从G20整体的背景下，我们期待能够用中国的问题，中国的议题，中国的视角，中国的解决方案，用西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用他们能够看得懂的模式，当然这里面也有巨大的中国视角，最后在全球展现我们的领导力，推动中国在全球意义上能够真正实现中国道路对全球的引领。
（编校：上官文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