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苏长和做了题为“关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突破的两个看法”的报告，主要讲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治学理论建构思维上的能动性转变；另一个是关于内外问题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
一、政治学理论建构思维上的能动性转变
当今世界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处于沉闷状态。我认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西方政治学理论至今没有形成革命性的突破，大部分理论还停留在17-19世纪阶段，在吃老本，讲来讲去就那么几个人。国际关系理论也是，流行的理论大多是在西方内部国际关系经验和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解释当今世界的变革，已经力不从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如果都是英美那几个人、那几个概念、那几个理论炒来炒去，那就是“一言堂”了，会使得国际学术界万马齐喑，不符合学术自由的秉性，把我们的独立思考给束缚住了。我们国际关系学界最近出现一股较强的学术自觉趋势，就是试图重新书写国际关系理论。我认为现在是一个理论创新很好的时机，但是关键是要有理论自觉意识、独立思考意识，否则创新的方向就会有问题。我的发言将围绕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突破的两个方向展开。
1、从“找不同”的思维转向“找共通”的思维
我们在抽象任何一种理论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陷入到自我局限的思维窘境中，表现为树立一个假想的对立面，在概括自己与对立面的不同中突出自己的特色。我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理论建构中的防御性“找不同”思维，其优点在于有助于在多样群体中确立某个事物的类别和独特属性，但是其缺点在于产生内卷的封闭效果，在持续不断的“找不同”中，理论往往缺乏舒展的气质和吸纳外人的效果。“找不同”思维是必要的，然而仅有此又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另外一种思维也即“找共通”的思维，其要求在看似不同的事物之间寻找彼此的共通性和联系性，将理论的解释边界扩大开来。一种理论要具有更强的解释性和吸纳能力，它在能够解释自身的同时，也能通过对他者的解释能力乃至在被他者接受过程中产生扩散效应。因此，中国制度模式和制度体系既是“土特产”，但是又不是“土特产”，理论从特殊到普遍的惊人一跳，往往在于构成这个理论的关键概念，完成了从描述某一特定现象的专有名词，扩大到解释更广泛现象的普通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说某一理论是“中国特色”的时候，这还只是思维的第一步，这种特色要具有世界意义，它必须要勇敢地迈出第二步，应该能够在解释外部世界或者在被外部世界的接受过程中，完成从专有名词到普通名词的升华，变得具有普遍意义。
2、敢于用中国本土概念解释别人
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有许多同义异名的概念和表述。西泽说“宁在乡村当首脑，也不在罗马当副手”，这个表述在中国就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们讲中国的协商民主，可以说是中国民主的独到形式之一，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专有概念，但是这个概念要有扩散能力，就需要用这个概念去研究别人，通过在发现和解释别人的过程中，这个概念就不是中国专有的了，就变成了一个普遍概念。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有理论自信，去发现其他国家和社会中的协商民主成分。中外学者一起研究，这个概念就走出去了。但是，关于这个概念的原创权在中国，别人研究协商民主的时候，文献追溯首先要引中国学者最先的看法是什么，通过这样，我们也就掌握了这个概念的发明权和解释权。现在学界有种风气，就是什么概念都追溯到希腊和西方，长期下去，自己的学术史、学科史就没有了。我认为这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内容之一。
长期以来，我们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概念基本来自西方。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如果充斥着外来概念，那么本国的学术表达一定会成为问题，外来概念对本国概念会起到格式化的效果，将本国社会和政治中的核心意义遮蔽、修改了，长期下去，文化主权自然会削弱，也很难谈文化领导权。
关于“协商民主”只是一个例子，相信大家可以举一反三，坚持一个一个做下去。但是我认为，在解释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抱有对他者文化的基本尊重，不能像西方的东方学那样，把别人像小姑娘一样随意打扮，甚至贬低或者诬蔑。
二、内外问题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
1、内外关系比敌友关系处理对未来政治学理论创新更具显著意义
卡尔·施密特说敌友关系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一对核心问题。其实这个说法不新鲜，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里早有“国无恒敌者恒亡”之说，柳宗元的《敌戒》比施密特的立意更高。将敌友关系作为政治哲学核心问题不完全对，人类形成国家以后，敌友问题在国内基本已经被解决了，政治的主题之一转换为如何处理好内外关系。
对一个生活在国家体系中的国家来说，其国家治理最坏的状况就是既在内部找敌人，也在外部找敌人，陷入内外找敌的状况。今天世界上个别西方国家正在陷入这种困局之中，内外找敌人，但是敌人几乎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不知道如何施力。反之，有的国家为了达到分化对手的目的，外交上就会设法使对手不断地在内部找敌人，煽动别人地域和人群矛盾，使其陷入互斗状态，坐收渔利。内部找敌人会使社会陷入人人自危、互不信任，导致国内陷入冲突和政治共同体的崩溃，外部找敌人则会使国家好战必亡，所谓“国虽大，好战必亡”、“国必先自伐，然后人伐之”。
我觉得，人们从结合成国家这样的共同体，已经假设人人为敌的状态借助过共同的政治生活被克服了，这是人类政治文明一大阶段性进步，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内部的敌人就消亡或者已经不存在了。复旦林尚立教授经常说“国家是人类伟大的政治发明”，部分道理就在于此。因此，在出现国家之后，敌友关系就从原先建成国家前的内部社会的主要矛盾，转换为与外部世界关系中的一对主要矛盾了。
个人认为，人类政治文明下一个阶段的突破，在于如何化解国与国之间相互找敌人的状态，也就是如何处理好内外关系以及内外秩序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国际关系学者经常思考的问题。
2、内外关系本质在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关系的协调问题
内外政治如何变成合作而不是冲突，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在此方面有一些探索，但不系统。现在各国政治几乎都被抬升到全球政治系统的层面。但是政治学理论集中在探索国内治理上，而国际关系理论集中在研究国家间合作或者冲突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既缺乏学术上的对话，也缺乏实践中的衔接。目前排他性的主权制度有利于确立一个主权秩序，但是排他性主权制度与国际合作的需求又产生悖论。克服这个悖论不是像一些理论主张的那样要去否定主权，我认为应该是如何在内外政治合作中丰富和完善主权。
例如从制度体系上看，西式民主制度内部的冲突状态经常干扰该国国际合作或者国际协定的承诺。邓小平在1983年3月30日会见美国众议院代表团时，向美方提出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问题，“我可以告诉各位，中国政策连续性的问题早已解决。······相应地，我们对美国也提出一个政策连续性的问题。”（《邓小平年谱》下卷第897页）1984年5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过程中，谈到中美关系时曾经形象地指出：“同美国人的事不大好办。美国有三个‘政府’，一个政府叫总统，法院是另外一个政府，议会也是个政府，打交道可麻烦了。”（《邓小平年谱》下卷第977页）在另外一个场合，邓小平也曾指出，“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5页）我觉得，西式民主制度在国际合作上不见得就是一种合适的制度。这需要我们有独立和批判的观点，质疑这种制度是不是处理内外关系合作的合适制度？当然，我们中国的制度体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邓小平多次提到西式制度在内外关系上这个弊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欧洲时阐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时说“我们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我认为我们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制度体系的完善以及制度体系如何处理好内外关系合作性这个问题上，应该有很多深入的思考，例如“两个大局统筹”等提法。这个问题讲起来很多，这里篇幅所限，就不展开了，很值得比较政治学和比较外交制度去综合研究，开创我们自己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问。
我认为人类发明国家以后，是政治文明的第一次大突破；但是第二次大突破始终没有出现，这个突破就是如何构建不同国家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现在世界上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个。我们现在希望通过“共生”研究来寻找替代途径，期待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者能够通力合作，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上能够贡献我们的理论思考，也希望中国研究院加大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编校：上官文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