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简介】
史正富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聚焦当代经济重大现实问题的基础研究，旨在建构面向21世纪的新一代经济理论与政策分析框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优秀图书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等多个奖项。史教授是上海同化投资集团的创始董事长，具有20多年创业、管理、股权投资的丰富实践，直接主持对奇瑞汽车、南大光电、古井集团以及数十家前沿科技创新创业的股权投资。史正富教授是上海市民营经济研究会首席特邀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会经济和管理学界委员，上海股权投资协会首任理事长，浦东创业投资协会首任会长。
【教育背景】
1977年恢复高考后从部队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本科毕业时的论文《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与当代现实》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未发表。
1982年升入复旦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师从蒋学模等教授，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期间，硕士论文被收入中国社科院《中国硕博论文选》第一集，后来又分为两篇论文载于《经济研究》；论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流通过程》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84年第12期。
1985年初留校任教，期间担任学院教师国民经济研究小组的组长，牵头创作《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1986年出版，获中国优秀图书奖及中国畅销书奖，相关论文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1985年赴美求学，获美国美利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期间在美国联邦政府劳工部国际经济研究局担任合同制研究人员。
2003年应邀参与创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任主任，已故蒋学模教授任理事长，期间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15年复旦大学发起创立中国研究院，应邀参与筹办，后出任该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原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并入中国研究院。
【创业经历】
1995年由美国回国，任华夏西部投资公司副总、总裁，主持了对江苏华阳水泥公司和滁州信托投资公司的股权投资，分别兼任其董事长、总经理。
2000年3月，与人合作在上海创办同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创始董事长至2016年，期间主持了对奇瑞汽车、南大光电、古井集团、华菱星马汽车、中轩生化、伯特利汽车、赛分科技、鹰觉科技以及数十家前沿科技创新创业的股权投资。
【学术成果】
（一）主要著作：
1.《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2013年推荐书目，获2013年上海图书奖一等奖。英文版于2015年翻译出版。
2.现代企业三部曲:《现代企业的产权革命（2012）》、《现代企业中的劳动与价值（2002）》、《现代企业的结构与管理（1993）》，其中《产权》一书入选2012年《上海报告》系列。
3.《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与符钢战、金重仁合著；获中国优秀图书奖、中国畅销书奖。
4.《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十三版）》：任副主编（蒋学模先生任主编）；改革开放年代中国销量最大的政治经济学经典教材。
5.主编《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共同发起“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与出版工程”，林毅夫、洪银兴、樊纲等著名经济学家担任编辑委员会委员，涉及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制度创新与经济改革等14个重大选题，张军、蔡昉、刘小玄等十数位当时的中青年专家参与创作，中文版发于2008年11月，英文版由美国学术出版商Cengage Learning主持翻译并出版。2009年受国家委托，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合作，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主办、主持了中国作为主宾国的1号活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1978—2009）。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世界银行副行长、美国诺奖得主及英、德、法各国经济学家同台研讨。
6.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该论文集由“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的作者，浓缩提炼各自专著的精华后，集册出版。
7.主编《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改革的战略选择》（与刘昶合作），世纪出版集团。
（二）主要论文：
1.“功能货币论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020年，《文化纵横》。
2.“走向新的宏观经济学”，2019年，《政治经济学报》。
3.“治理周期性危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挑战——论相对生产过剩与宏观战略管理”，2018年，《文化纵横》。
4.“现代经济学的危机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2018年，《东方学刊》（创刊号），后收入史正富、孟捷主编论文集《现代经济学的危机和政治经济学的复兴》，201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从系统性市场失灵重看国家经济职能”，2016年，载于史正富、荣兆梓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实践与创新》，中国科学出版社。
6.“从双层市场看政府与市场的作用”，2015年，《经济导刊》，后以“双层市场：现代市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收入史正富、荣兆梓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实践与创新》，2016年，中国科学出版社。
7.“超常增长的战略选择与体制安排”，2015年，《政治经济学评论》。
8.“静悄悄的革命：西方现代企业产权社会化”，2012年，《红旗文稿》。
9.“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选择”，2007年，载于史正富、刘昶的论文集《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改革的战略选择》，世纪出版集团。
10.“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现代拓展”，2002年，载于《求是》杂志总编室《创新文论选》（第1辑），红旗出版社，。
11.“劳动、价值和企业所有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代拓展”，2002年，《经济研究》。
12.“产业组织的转换与产权制度的改革”，1987年，《经济研究》。
13.“投资分配和产业结构”，1986年，《经济研究》，由硕士论文改写。
14.“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投资膨胀与治理”，1985年，《经济研究》。
15.“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流通过程”，1984年，《世界经济与政治》。
16.“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与当代现实”，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
17. Shi, Z. Jeffrey，2008，“China's Reform as an Indigenou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quiry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presentation at Cornell University：Law, Markets and Social Equity Conference.
18. Hage, Gerald and Shi, Z. Jeffrey，1993，“Alternative Strategies for De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 During Economic Reform” ,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 6, No. 4, pp. 463-491
19. Shi, Z. Jeffrey，1992，“Rule Dynamic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A cybernetic View,” in Collection of 11th European Cybernetics Conference.
（三）主要观点：
1.现代经济学的危机与变革。
经济学研究的客体对象变了，它由产业资本主义变成了今天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美国作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在过去将近40年中出现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异，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现实，这些新的经济现实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可能从根本上颠覆建立在产业资本主义“旧世界”之上的现代经济学。遗憾的是，这个新经济世界还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界，包括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法眼”，也就是说，作为学术主流的现代经济学和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现实之间，处于严重的分离状态。……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现实，对既存经济学提出了根本挑战：
第一，货币变性，即货币由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变成了以“纸币”为载体的信用符号。
第二，金融产业的异化，即从过去以银行为主体、以实体经济为服务对象、以存贷款和股票债券发行为主营业务的金融业，蜕变成了以资本经营机构为主体、以虚拟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以金融衍生品的自我循环为主要业务内容的“新金融”。
第三，基础生产要素的变性，即生产要素变成了金融投资品。
上述的货币变性、金融变性及基础要素变性引发了一系列核心经济学理论的失灵。……价格理论失灵、市场理论失灵、货币计量指标的失灵、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失灵、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灵、央行角色的裂变……
详见“现代经济学的危机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2018年，《东方学刊》（创刊号）。
2.金融两部类化与虚实二元经济概论
衍生品金融业崛起，使当代美国金融分化成性质与功能显著不同的两大部类。一是传统的中介性金融，它以银行为主要机构，以对储蓄方和筹资方的中介服务为主营业务，以存贷款为主要业务工具，以利差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二是自生性金融，以全能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融合形成)为机构，通过所谓金融工程设计、合成、发行、交易各类“金融产品”，并在各类金融产品的生产、销售和交易的过程中获得利润。……这样，现代金融业分化成了服务实体经济的中介性金融和自我服务为主的投机交易型金融这样两大部类。
虚拟金融业的崛起与近30年来的超常规增长，已在资本与交易规模上赶超甚至碾压实体经济板块，导致当代美国经济的二元化，即实体产品经济与虚拟金融经济两大板块的叠加，形成虚实二元经济。近30年来美国经济结构的颠覆性变化!就GDP而言，金融业占比只有7.8%，但就资产而言，金融业占用余额102万亿美元，已是实体经济占用固定资产规模59.6万亿的1.7倍;而金融衍生品的规模高达数百万亿美元，是实体经济资产规模的10倍左右!
详见“走向新的宏观经济学”，2019年，《政治经济学报》。
3.功能货币论与货币发行双轨制
美元纸币化宣告了功能货币的登台。面对保持币值稳定与美元超量发行这一两难处境，美国形成了一个疑似“国家金融工程”的战略操作。①是垄断石油的美元定价权，使得美元得以成为重要战略物资的排他性支付与结算手段；②是创造欧洲美元市场，把大量石油交易形成的美元留在欧洲；③是发展美国国内资产证券化，尤其是房地产的资产价格革命，创造出新的吸纳超量美元的空间；④是以“金融工程”和金融创新的名义，放开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制造和交易，包括对明显是投机赌博性的虚拟金融产品，实施不监管的自由放任政策，并运用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力量，将其推向全球。……
美国国家金融工程的成形，表明货币职能的颠覆性变迁：过去是就业与通胀的权衡管理，现在则扩展成面向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宏观审慎管理”，覆盖了货币与资本两大市场。需要权衡的政策目标不仅是就业（即生产总值）与通货膨胀，而且有财富总值与资产泡沫。而这两组关系之间也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美式宏观管理已经演化为国家政治需要而不断超发纸币的“消极功能货币”时代。
……针对市场金融体系的严重失灵，有必要用货币供给的双轨制进行矫正。一是目前主导性的市场轨，央行通过购买外汇和向合格商业银行提供抵押贷款，实现基础货币投放；此时，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端记账是：外汇储备和对商业银行的应收债权。二是需要建立与加强的战略轨，即央行向承担宏观战略投资使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宏观战略投资基金直接出资，以股权资本和特种长期债券的形式投放基础货币；此时，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记账则是：长期股权投资和特种债券。
详见“功能货币论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020年，《文化纵横》。
4. 双层市场理论
现代市场体系不是统一、同质的平面世界，而是存在着生产要素和普通商品两个显著不同的子系统。现代金融交易所使基础生产要素有了生产投入品和金融投资品的双重属性。国家、资本与市场自发力量的互动博弈决定基础性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与价格水平；由于要素价格是普通商品价格的重要构成，要素价格与供给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博弈建构便决定着一国普通商品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一国经济体系的生存与发展首先取决于国家在战略性基础要素市场的建构能力，然后取决于双层市场各自的治理模式及相互关系。这一双层市场视角对我国深化体制改革中更好处理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对现代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的发达、落后和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提供了经济学的新解释。
详见“从双层市场看政府与市场的作用”，2015年，《经济导刊》。
5.宏观战略投资
政治经济学认为有两类投资。一类是市场导向、企业利润驱动的微观盈利性投资机会，典型代表就是单个企业为了利润进行的产能投资。其特点是投资具有明确的收益排他性（谁投资谁受益）、投融资的时间性（顺周期）和投资周期较短。这种微观-逐利性投资的周期性波动是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关键力量。另一类是国家战略导向、整体利益驱动的宏观战略性投资，其特点是规模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和投资效益具有正外部性等。
主流经济学把这种宏观-战略投资与微观-营利投资对立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挤出”效应。但这两类投资也有互补与互强的关系。只有宏观-战略投资到位，基础设施与战略性生产要素得到保障，微观-盈利投资才能有效运行；反之，也只有微观-盈利投资活跃，企业的竞争与创新活力得到激发，市场规模持续扩展，宏观-战略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与要素产能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投资也才可能获得合理回报。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施宏观-战略投资，关键是找到某种既超越市场逻辑、又不过多扭曲整体市场机制的方式，即融合政府与市场的双重正能量，同时避免各自的缺陷。这就要求，宏观-战略投资在提高当前有效需求时，不会压制未来的市场型储蓄与投资；在提高产能利用率和企业营收利润的同时，不会对财政赤字造成重大影响；虽在中短期难有投资回报，但在长期中则能形成有效的基础资产和可持续的收益能力，从而最终全面融入市场体系。
为此，宏观-战略投资的实施主体应该力求创新。借鉴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经验，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
详见“‘一带一路’战略与共同发展”，《开放导报》2015年4月
6.新型收入分配两极化与1.5次收入分配
国民收入按生产要素分解成劳动者的工资和资本方的利润，即初次分配；政府通过向工资和利润征税及公共支出改变初次分配的结果，即二次分配。但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训是：过分依靠二次分配来调节社会收入不平等容易导致福利刚性和福利依赖，导致国家财政危机长期化。因此，中国应扬长避短，注重利用国有资本产生的财产性财政收入，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为了与依赖税收的二次分配相区别，本书将通过财产性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的模式称为1.5次分配。
比如，由各级政府作为国有资产运营主体，利用国家发行公债的能力，接手或收购能够产生固定收入的各种资产，将这些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变为固定收益型国有资本，使其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收收入的提高实现保值增值。这一部分来自财产的收入，再加上国有企业及各类国有资本的利润分红，构成国家财政中的财产性收入。
可通过行政立法或者中央决策，用上述财产性财政收入设立社会收入保障基金，定向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帮扶补助，从而在不增加一般性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实现对低收入者的定向收入再分配。
详见《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201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7.三维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超常增长论
所谓超常增长，是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正常增长率相比较而言的。一般认为西方市场经济具有合理配置资源、推动技术与产业创新的功能，怎么还会出现超越它的增长率的情况呢？简单说，这是因为西方式市场经济的长期经济增长是通过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而实现的，危机显示了普遍性生产过剩，但同时又有广泛的民生需求未能满足；一方面是大规模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是国家需要的基础性生产要素严重不足。这种过剩与不足的并存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潜力的损失与浪费。
中国式超常增长的原因何在？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体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制度。
在这样一个三维架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性的企业系统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竞争性的地方政府通过土地金融、招商引资等方式构造了“投资激励体系”，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方面总揽全局，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契机，审时度势地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有效吸纳了美国消费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提供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
详见《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201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三维市场：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制度基础”，FT中文网，2013年1月4日
“中国奇迹将如何延续”，FT中文网，2014年7月1日
8.现代企业的三权分离与替身所有者
中央管理的特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战略应为 “产权资本化，资本社会化”。其目标是：第一、极大提升这些大型现代企业的经济竞争力，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第二、建设一个社会化的、多元共享的现代企业的资本－产权体系和现代国家财富管理体系，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稳固、持久、永续的经济基础。
这一社会化战略反对“民营化”，因为民营化不符合当代世界主流企业产权演化的历史趋势，即所有者分散化、多元化和社会化，其结果是资本所有权、资本经营权（即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三权分离。这种产权演化是现代生产力社会化的自然结果，但它也造成了企业的终极所有者“缺位”，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不是所有者归位，而是所有者替身化，即由职业的产权经营者来运作终极所有者的资本和行使企业股东的职能。现代企业和现代经济健康成长的关键，在于选择有效的替身所有者，即有效的产权经营者。
据此，国企改革的正确思路就应该是产权社会化，改革的重点则应该落实在培育有效的产权经营者和发展健康的产权经营行业。分类来说，一是将国企股权及其收益配置给各类社会公益机构（教育科研、卫生环保、社保慈善等），使其成为社会公益资本，同时，国家则相应减少对这些机构的财政拨款；二是将国企股权委托给专业产权经营公司运作增值，使其成为国有股权资本，按照国际上私募股权资本的合约结构，实现其长期增值；三是将国企股权转变为可以带来固定现金回报的国家年金资本，为国家财政带来可预期的资产性收入。使国有资产达到与国民经济同步的增值，其成果形成全面持久的社会共享，创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的国家财富管理体系。
详见《看不见的所有者：现代企业的产权革命》，2012年，格致出版社
9.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现代拓展
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原则是净剩余由资本与劳动分享,而不是由资本独占。只有在资本所有者、创业者与经营者三位一体这一业主资本主义企业的特例中,资本独占净剩余的状况才可能发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来源社会化与劳动过程知识化成了促使资本主义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的持续动力。时至今日,净剩余分享模式或产权安排的多元化已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事实。……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企业净剩余所有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早期的资本家独占已经被今天的资本与劳动共享所代替。这种变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乃是资本在其自身范围内的社会化的发展。而资本的社会化,又是生产力不断社会化的客观要求。试想,如果资本主义经济拒绝进行上述企业产权的变革的话,它能够一直存在和发展到今天么?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经济在过去100年中保持了继续发展,不是因为它死守资本私有制的逻辑,而是因为它部分地放弃了资本的私有属性。现代资本主义的生存能力并不依赖于某一种固定的产权模式,而是植根于它对技术环境变革作出快速反应和不断推陈出新的自我调整能力。
详见“劳动、价值和企业所有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代拓展”，2002年，《经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