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宋鲁郑在此次报告中就中国的话语体系如何跳出官方的话语体系，西方的话语体系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将中西方作对比，指出我们国家应该大力发展中国模式，包括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

大家下午好，客套话就不讲了，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中国研究院成立最好的祝贺，也是对两位老师最好的感谢。今天衡量我工作的标准就是看看同学们有没有睡觉的，有没有看手机的。如果说对中国人讲都这样的话，我怎么去说服外国人？

我前几天刚从血雨腥风的巴黎回来，就在我去机场的路上，巴黎北郊是枪声不断。在今天，作为一名中国人，最大的收益就是安全。

还要说的是，在法国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还在闹罢工，我在法国待了很多年，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制度和民族，我很费解。

也就是去年这个时候，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做客法国电视“20小时”节目，在谈到中国时，他认为中国的成功就在于其制度。我认为这是他的真心话，他是在法国说的，不是在北京说的，他没有必要讨好中国人。中国制度是什么？我个人体会要想了解好中国的制度需要两个跳出，第一个就是跳出官方的话语体系，就是三统一，四制度，五不搞，我估计同学们也大概不知道什么意思，不仅你们不知道，我参加讲好中国故事培训班，面对的都是各高校、研究机构的老师，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理论体系传播多么失败。

第二个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它就是民主和专治，但是这种体系没办法解释中国的现象，因为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中国和朝鲜是一样的国家，但实际上朝鲜和中国完全不同。西方也认为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一样，这是和事实完全脱节的。

再一个原因就是政治学来自西方，许多术语都是有特定含义和特定历史背景的。中国也有这种现象，人民、群众、百姓三个词翻译成英文都是people。但在中国，群众是相对于党员而言的，百姓是相对于部队而言的，只有人民才符合people。

那么什么是中国模式？一个国家的模式包括三个部分，就是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中国的政治模式特点是一个政治中心，人才长期培养和选拔，任期制和年龄限制。一个政治中心，人才的长期培养和选拔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任期制我们是学习西方的，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的独有。

如果从东西方对比角度来看，有五个不同。第一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换人但不换党，有中东阿拉伯国家是既不换人也不换党。所有现在我们看到西方是经济危机，阿拉伯是革命动荡，只有中国是一枝独秀。什么原因呢？一个制度如果想良好运转，必须要做到连续性和灵活性，西方有灵活性，但是没有连续性，阿拉伯模式有连续性，但是没有灵活性，只有中国两者兼备。

第二点西方的政党是代表部分民众，中国代表的是全民。第三合法性来源不一样，中国的合法性就是绩效，像李世民、朱棣都是这样的例子。西方强调的合法性是程序。关于合法性我再说一句，西方说民主制度提供了最稳定的合法性，但是我们看到埃及民选政府一年就被推翻了，反而是军政府可以持续几十年，乌克兰民选的亚努克维奇政府也是被街头运动推翻。它的合法性稳定在什么地方？所以我的观点是合法性必须做到本国人民的认可才有效。人类历史上共有四个全法性：打出来的、干出来的，生出来的，选出来的。每个合法性首先要被一个社会认可才有意义，比如说北朝鲜就认可血缘合法性，只要你是金家生出来的，你就有合法性，其他都不认。

第四政治权力地位不同，在西方政治权力臣服于大众和资本，中国虽然资本和民众的权力一直在崛起，但政治拥有最后的拍板权。正如张维为老师所讲的，西方十个最富的人能够左右总统，左右白宫，中国100个最富的人也左右不了政治局。

第五是政党和体制的关系不同，西方政党的命运、起伏上下是和体制没有关系的，我们的政党和体制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如果问题处理不好，就是执政党常讲的亡党亡国。就是因为我们的政党命运和体制是连在一起的。

最后西方对我们有一个质疑，中国有一个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也有行政机构国务院，但为什么你的真正决策机构是中国共产党的常委制呢？

其实我们看欧盟也是一样的架构，没有什么奇怪的。欧盟的行政机构是欧盟委员会，立法机构是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但真正决策机构是由各个国家元首组成的欧洲理事会。

经济模式。全球都是混合经济，但是中国有两点不一样，第一政府很强势，第二就是国有企业比重很高。这两点都有争议。但是我们看到经济危机来的时候，民营企业都干什么去了？都避险去了，只有靠国有企业抵抗经济危机。全球化和经济危机必然导致强力的政府才能应对危机。

社会模式。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变化最大的就是社会模式。过去是国家生老病死全包，现在改成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来承担，当然全球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中国的特点是“低水平高覆盖”，当然这个低水平是相对西方来说，比非洲拉美还是相对高的。

这反映了中国的三个特点：第一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的平等理念。第二中国儒家的仁爱思想，要照顾弱势群体。第三个就是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在台湾也一样，他们的医疗保障很好，但失业保障就很低，因为大家都瞧不起不劳而获的人，我们两岸都是一样的文化，所以反映了这个特点。

谢谢大家。

学生：第二个问题想问我们的宋鲁郑老师，您说理论创新要跳出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也要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我想请问您，作为一个中国的文科生，我们高中的应试教育也是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大量地死记硬背，我到了大学里，我们还是要学毛概（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公共课，这些东西我们高中已经反复背过了。所以整个大课都没有听，我就不能理解，我们中国意识形态的教育对青年的灌输到底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必要继续开设毛概课？刚才您已经说了我们应试形态的教育是失败的，如果让您来当老师的话您怎么做？

宋鲁郑：我的回答非常坦率，我们学生之所以不愿意学意识形态课，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新的意识形态，还在用旧的。第二点就是不管它怎么样，它还是有必要存在的，它是中国宪政结构的一部分，我这么说你觉得很抽象。我举一个英国的例子就明白了。你如果看英国的公文，你会觉得是女王大权独揽在执政，皇家内阁、皇家军队、皇家警察局，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但是没有人会真的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英国的制度，我们实际上也是一样，我们是这种东西，但是它有存在的必要。最后，不光要看一个政党理论上怎么说，关键是看怎么做，做的是否正确。

         （编校：上官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