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欧洲学者发现不同于欧洲艺术反映的宗教和上帝，中国瓷器上的图案几乎都是民生。这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一种震撼，正是中国的世俗文化将欧洲从神学世界引向人间。这就是现代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要义。
近日，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每周一晚21:30持续热播。每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结合自身经历，从国内外热点、难点问题切入，比较中西文化，建构中国话语。
在4月29日的第十六期节目中，张维为教授讲述西方启蒙运动的历史渊源，解构“西方中心论”。观察者网整理节目演讲部分，以飨读者。
关心历史和政治的人一定听说过一个说法，叫做“西方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主义”。过去两三百年，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与之伴随的便是西方中心论的崛起。
西方中心论的特点是什么？一切以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西方文明是优越的，西方文明是理性与民主。与之相对立是东方文明，东方文明是愚昧，是专制。
国内学界到今天为止，还有不少人仍然是“言必称希腊”。在他们眼里，只要中国的做法和西方不一样，那么中国一定是错的，西方一定是对的。中国要做的，无非就是不断地向西方模式靠拢、接轨，甚至最后被西方社会所承认、所接纳，对他们来说这很关键。我们将其称之为不惜拆掉故宫，建一个白宫。
《这就是中国》第16集节目视频截图
好在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今天的我们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更加客观、也更加实事求是地来看待这一切，来审视所谓的西方中心论，指出它的问题所在和它的不实之处。我觉得，这是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过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从精神层面强健起来，所以我们要解构西方中心论。
五年前，我曾在荷兰做过一个讲座，谈中国模式。互动的时候，有一位欧洲学者问我，他说中国正在迅速地实现现代化，但是中国好像不愿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词，英文叫做modernity，在西方话语中它是神圣的，它一般指的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这种理性思维，以及伴随着西方工业化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我也多次讲过这样的观点，今天的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现代性。我当时这么回答这位欧洲学者的问题，我说：如果你真的要了解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你就要考察它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今天这个会是在海牙，离我们这会场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地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一个是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故居，斯宾诺莎是荷兰17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另一个则是荷兰Delft瓷器博物馆。
在斯宾诺莎故居，你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是多么的渴望。他研究发现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而欧洲当时却还采取政教合一的形式。他能够讲这个话是很了不起的，是革命性的。在当时的欧洲，他说中国是一个遵循自然法的国家，中国人相信自然规律。这种国家治理的方式，更加符合人性。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当时斯宾诺莎遭到了宗教迫害，被基督教会除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是中国粉丝，他很有勇气，专门到海牙，和斯宾诺莎悄悄地见了一面。他们共同发现，中国是个很独特的国家，它不像欧洲，不是政教合一的统治，而是世俗国家。用今天的话来说，中国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采用了世俗的，贴近自然的，而非神权的方法进行治理，结果是成功的。
为什么要去Delft瓷器博物馆？因为它是荷兰的瓷都，就像我们江西景德镇一样，当然景德镇的历史比它要长很多很多。17世纪的荷兰，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其最发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和中国进行大量的贸易，将中国的瓷器运到欧洲，销往欧洲各国，赚得盆满钵满。
当时的中国瓷器，有点像几年前的iPad、iPhone。由于荷兰在17世纪主导了中国瓷器贸易，因此发了大财。中国瓷器给当时的欧洲带来的冲击，主要是由于瓷器本身精良的品质，欧洲工艺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准，他们花了上百年时间进行模仿，你可以去博物馆参观他们的仿制品。一直到大概19世纪，荷兰才终于掌握了制作瓷器的工艺，开始有自己的青花瓷。
同时，欧洲的人文学者还从中国瓷器中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他们发现中国瓷器不仅质地精良，图案精美，而且这些图案反映的内容，和欧洲的艺术也不一样。
17世纪的欧洲艺术，反映的主题主要是宗教和上帝，而中国瓷器上的图案反映的几乎都是民生，都是老百姓的生活，农夫耕作、老人垂钓、儿童嬉戏、多子多福，还有就是山水风光的大自然。用今天的话来说，中国艺术的题材是非宗教的，接地气的人间生活。这一切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一种震撼，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中国这种世俗的、政教分离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把当时的欧洲从神学世界引向人间世界。这就是现代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要义。
我对这位欧洲学者说，如果你要了解启蒙运动开始所产生的所谓现代性，一定要了解这种现代性的一个最重要的起点之一就是中国。
我们可能都听到过一个概念，叫做“西学东渐”，就是西方各种各样的学问源源不断地传到东方，传到中国，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其实历史上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学西渐”，中国各种各样的学问，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影响了西方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有一位很优秀的历史学家，叫朱谦之，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著书立说，指出欧洲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不是偶然。为什么？因为在当时欧洲国家中，和中国接触最多的是意大利。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物质商品和文化思想传到了意大利。他认为从13世纪到16世纪，许多重要的中国发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到了欧洲，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创造了必要条件。
另外大家也知道威尼斯的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回到欧洲之后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一时洛阳纸贵。欧洲人通过这本游记了解到了原来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如此富庶的大国，商人从中发现了财富，哲学家从中发现了思想。
我们现在讲，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多数人说是林则徐，也有人说是魏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对当时的中国，对当时的日本，都产生了一种震撼。特别是日本的崛起，应该说这本书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一下子让很多亚洲的知识界人士，发觉欧洲已经明显地领先亚洲了。
作为比较，我们也可以说《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出版的时候，给14世纪的欧洲人带来震撼。这种震撼，可能会大于《海国图志》给亚洲人带来的震撼。《马可·波罗行纪》出版后，翻译出了无数版本，欧洲人突然意识到，原来在东方还有这么发达，这么了不起的文明和国家。从此，欧洲人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探险，想到中国来追求财富，也有些人想追求思想。
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大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思想充满了敬意。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对欧洲的启蒙运动，对欧洲方方面面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大家一定知道，法国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是伏尔泰，他是中华文明的铁粉，说过很多赞美中国文化的话。他曾经这样写道：“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我们一些学者说，伏尔泰可能对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不了解，所以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向往。其实如果我们还原历史，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回溯到伏尔泰所生活的欧洲和那个时代的中国，进行客观的比较，这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整个17世纪，乃至18世纪上半叶，欧洲一直在进行战争。有学者做过统计，整个17世纪的一百年内，欧洲大约只有三年时间，没有大的战争。德意志民族经历了三十年的宗教战争，没有形成统一，死亡人数不计其数。一般认为至少1/4的人口，由于战争而消亡。
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正是康乾盛世。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的一百多年内，不管当时的中国存在多少问题，但中国是规模最大的统一国家，实现了总体上的和平，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当时的欧洲却天天在打仗，所以伏尔泰把他的目光投到远方的中国，我想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钦佩。另外当时欧洲多数国家，还在采用政教合一的政体，战乱不断的原因就是宗教之间或者同一宗教下不同教派之间无休止地打仗。而中国早已是一个世俗国家，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
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歌德也赞美中国和东方。他说在那可爱的东方，我感到月的光辉，树枝飘动的湖面上的幽光，在夏日中带来沁人肺腑的清凉。中国古代月光的意境就这样传到了欧洲。伏尔泰当时也说过这么一句话，可以看作是对歌德诗句的注解，他说欧洲的君主和商人在东方发现的仅仅是财富，而我们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一个新的物质的世界。
可以说整个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我们看到的是“中学西渐”，也就是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随着中国的物质文明不断涌入欧洲，影响了欧洲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刚才提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他就非常渴望得到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和知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准备在自己的房门上贴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知识中心”，所有关于中国的信息都汇总到这儿。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有着自然神论的哲学。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的创立，在希腊人的哲学以前就形成了。莱布尼茨还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是占有明显优势，但他也觉得欧洲在思辨哲学方面还是领先的，所以他觉得可以双方优势互补，组成一种世界文化。
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提到：“中国人以观察见长，而我们以思考领先，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这句话也被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在布鲁塞尔出席中欧工商峰会时所引用。
政治方面，启蒙运动提倡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而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偶像，往往就是孔子。中国学者楼宇烈这样概括，他说从某种角度来讲，现在西方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而发展起来的。它促使西方社会，从中世纪的神本主义，转向以人为本。
在伏尔泰眼里，理性使中国摆脱了战乱。与频繁战乱的欧洲相比，中国当时的社会安定，令人羡慕，令人崇拜。所以他认为中国是由哲人哲人进行统治。哲人王的统治，实际上是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他觉得理想的国家应该哲人来统治。
中国学者朱谦之经过考证也认为，从16世纪到17世纪，欧洲来华许多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把中国的宋儒理学传入欧洲，影响了一大批欧洲启蒙思想家，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理性提供了强大的武器。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大一统与战乱频繁的欧洲形成鲜明对比。所以他们把中国的理性，把中国的大一统看作是中国和平强大的根本原因。
现在大家普遍把亚当斯密当做经济学之父。但是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认为，亚当斯密的背后还有一位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他被当时的欧洲学人尊称为“欧洲的孔夫子”（Confucius of Europe）。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自由放任”，这一概念来源于法文，现在也是用法文Laissez-faire，一般认为是魁奈用法文对老子的“无为”概念的翻译。此外，魁奈还专门谈到了中国的皇帝，如何在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前往社稷坛主持亲耕大典，以示重视农业和民生。后来的法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亲自效仿，奥地利的约瑟夫国王也效仿参加，表示亲近农业的耕作仪式。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提到，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普遍向往中国。他有这么一个描述，说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中的某一部分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民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中国的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一切官职均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将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这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叹为观止，心往神驰。
当然，18世纪欧洲思想家中也有少数对中国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们把中国政体定义为“专制政体”，这一观点随着欧洲经济地位的上升，以及中国和亚洲经济地位的下降，逐步变成了西方的主流观点，影响至今 。
但今天我们回头看一看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对中国的批评，你就会发现这个话语逐渐成为主流的过程，正好是欧洲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正好是种族主义理论在欧洲兴起的过程。种族主义理论就认为，欧洲人是文明人，其他人种都不如欧洲人优秀，甚至是劣等人。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是种族主义理论的起点之一。黑格尔是哲学家，他从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出发，故意把中国塑造成西方的对立面，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是历史停滞的国家，以反衬西方的所谓自由、文明和进步。这种虚构出来的话语体系，实际上也影响了不少中国人，一直到今天。
对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观点，很多人都提出过质疑。比如严复，早在1906年就写过文章，指出黑格尔哲学在本质上是反自由的，是以进步和历史规律的名义，对落后民族进行征服的借口。我国另外一位思想家章太炎也对黑格尔提出批评，指出中国的庄子哲学才具有真正的自由精神。这些观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哲学家杜威反思德国古典哲学；与第二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哲学家罗素反思德国古典哲学，大致是一致的。
中国还有位学者刘梦溪，有一本专著，专门考证中国历史上的“狂”。他说“狂”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由，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他说中国很早就有武侠文化，这是一种超然的自由。我们还有自由文人的传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我们还有绘画中的大写意，书法中的狂草。我们的道家崇尚自然，佛家崇尚顿悟。这些都是真正崇尚自由的表现，是真正的知识和精神的自由，而这种传统在欧洲是很少的。
这是由于中欧经济制度的不同。中国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内，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欧洲的土地在多数时间内，是不能自由买卖的。中国的小农经济，每家都有一片自己的土地，虽然不是很大，但属于自己。把中国说成是专制，欧洲说成自由，应该说是张冠李戴 。恰恰是当时欧洲人的自由太少太少了，所以拼命争取自由。
回头看，无论是黑格尔也好，孟德斯鸠也好，应该说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也曾经说，如果古代中国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那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中国会产生这么多的创造与发明，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么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相对欧洲领先的地位。真实情况确实这样，在过去2000多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几乎是全面领先当时的欧洲。
今天我与大家一起回望历史上这场声势浩大的“东学西渐”或者“中学西渐”运动，一方面是有感于今天西方人出于种种原因，很少主动提及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中国作用；另一方面也有感于不少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外国学者，还是陷在西方中心主义里难以自拔。我们国内一些所谓自由派学者、公知，还动不动鼓吹要给中国人启蒙，其实现在最需要被启蒙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所崇拜的西方。
这几年，我在西方做讲座，经常提出非常善意的建议，希望他们借鉴一些中国人的经验或者智慧。比方说，我们讲解放思想，他们需要解放思想，我们讲实事求是，他们需要实事求是。但不少朋友都跟我讲，张老师，你为什么老是去唤醒那些不想醒的人呢？让他们继续睡着，不也挺好吗？
互动环节
马泽晨（节目嘉宾）：刚才张教授回顾了东西学相互交流的历史，让我想到了一个侧面。大约在清朝初期，当时有一些外国使团，他们通过画版画记录中国，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照片，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就到这个份儿上。
如果你观察那个时期的版画，你会发现，它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画中的建设都异常的高，午门的两层雁翅楼，画得跟四五层、六七层一样的高楼，也就是说，他们最开始来到这个地方，完全以一种仰视的心态看待，非常钦佩。但是经过一番了解之后，他们发现能够压制闭关锁国的清朝的方法。这个时候，他就把明明两三层的楼，画得像一两层一样，把人都画的比较丑陋。
如果当时他们的版画技术是一种媒体，那么现在的西方媒体是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黄马甲”运动，如果是在东方世界，是不是就又是“民主之光”了？
张维为：这就是双重标准，在西方屡见不鲜。人权问题、技术转让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包括新疆“七五”事件，他们都不用“恐怖主义”这个词。你讲的案例，很好地证明了他们的双重标准。
叶青林（节目嘉宾）：我想到的是对当下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中国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依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想起美国一位研究毛泽东的著名学者讲的这么一段话，他说毛泽东最大的成果就是把中国古代已有的朴素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是大同理想，与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让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告别了欧洲血统，在中国有了“出生证”。
张维为：我们现在讲告别“西方中心论”，有的人就会质疑，说马克思主义同样来自于西方。你可以这样回敬他，你说我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一样的。
李志晖（节目嘉宾）：听完张教授的演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紧迫感。刚才张老师讲到，西方很多思想家，比方说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还有后来启蒙时代的《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甚至《联邦党人文集》等等，这些当然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思想的精华。
但是，这些思想家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当地的现实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人口规模，地理环境，社会形态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社会变革越强的背景下，所产生的思想就会越伟大。当今中国的变革最宏大的，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这种紧迫感，像我们百家争鸣的古人一样，创造当代的中国文明，让它也随着中国的发展传向世界各地。
观众1：张教授好，主持人好。我今天听了张教授的讲座，有两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就是您觉得“西方中心论”有哪些弊端？第二，就是西方学者如何看待“西方中心论”这种问题？
张维为：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中心论”带来的一系列的灾难。包括印第安人的消失，在殖民中的种族主义，包括现在还能影响很多人的所谓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就认为，整个世界都要朝着西方模式走，结果你就会看到颜色革命的失败，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就是中国》第16集节目视频截图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即使从西方学者角度，现在有很多学者在反思“西方中心论”。而且我发觉是这样的，一旦西方世界面临危机的时候，最典型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死了一千万人，伤了两千万人。这样一个大灾难之后，很多西方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素，英国哲学家。1920年左右，他在中国，在北京、上海、长沙好几个地方做演讲。当时我们国内的知识界不自信，总觉得中国文化不行，他却说你们这文化真好，特别崇尚和平。终有一天，他认为中国将会获得足够的自卫能力，到那个时候，就会发觉中国这种和平的文化对世界将是多么巨大的一个财富。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实践的，中国发展起来，强大起来，却会做和平的中坚力量。
也是在一次大战之后，美国哲学家杜威，我们叫实用主义理论家。当时他也是到北京、上海，到中国很多地方做演讲。他批评黑格尔，说黑格尔的理论直接导致了德国的军国主义。中国的孟子思想，特别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说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我觉得这是他们在反思他们的很多问题。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他在跟高尔基的通信中反复强调，他说中国文化真是了不起。欧洲人认为，人文主义（humanism）是欧洲人特有的，他说这就错了，中国人那才叫真正的人文主义。一旦到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中国文化，发现里面有很多道理。
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世界也面临巨大的危机。现在，很多西方人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
李志晖（节目嘉宾）：我觉得“西方中心论”，最终的受害者可能是西方本身，中国对此有过教训。清朝时期，中国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结果很快就被打败了。一个民族也好，一个文明也好，如果它自认为是中心，缺乏开放、包容的气度，或者是别人强制把它认作中心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文明和这个民族正在走向衰落。
观众2：我有一个问题，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我们已经逐步告别了西方中心主义。我们中国应该怎么面对这种局面？
张维为：首先我觉得你的观察是准确的，非西方板块正在迅速崛起，而西方板块的走衰，走衰的速度比我们预计得还要快。
中国的选择就是和平发展，就是“一带一路”，把饼越做越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来，最后可能变成你不得不来。中国人善于造“势”，善于谋势，势起来之后，最后成为潮流。
政治方面存在三期叠加。一个是所谓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美国人叫“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是国际秩序，默克尔总理讲，说如果我们的旧秩序不能够容忍中国，中国人就会创造新的秩序；还有就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比方说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的失业问题等等。回顾人类历史，过去这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会带来战争。但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中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力量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和发展的力量。
如果研究美国，就会发现美国的普通百姓厌倦战争。美国在过去30年内打了13场战争，浪费14万亿美元。一个金融危机又浪费了20万亿美元。结果导致奥巴马出兵攻打利比亚，遭到美国老百姓反对，国会也通不过，只得做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和平力量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哪怕是三期叠加，但是前景会比过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好。
观众3：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在各个领域建立全面的领先优势，那么去“西方中心论”，可能只是我们自己在自话自说。不知道张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张教授：我个人观点，西方走衰的速度，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要快；而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规模，也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快。今年3月，美国的盖洛普公司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做了一个民调，问题是美国和中国，谁的领导力更强，类似这样一个问题。在今年的民调统计中，中国的领导力比美国高两到三个百分点。你可以看到，世界对中国、对美国的看法，实际上正在迅速地变化。
最近有一个案例，就是波音737MAX事件。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禁飞的国家，过去这一权力由美国的FAA所掌控。但是今天的中国提出禁飞，获得世界其他国家的追随。这就是游戏规则的改变，秩序的根本是游戏规则，西方主导的游戏规则，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合理的，我们可以趋利避害，我们可以非常尊重。
实际上，文化自信不能完全与中国发展的程度挂钩。文化自信的最终建立，还是需要最广泛、最根本、最基础的自信。
观众4：张教授好，我觉得世界的格局是不是需要重新布局？
张维为：中国崛起，毫无疑问会改变世界格局。二战以来，从学界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构成中心和外围的格局。西方国家是中心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外围国家，两者呈现二元依附关系，也就是外围国家依附中心国家，外围国家供养中心国家。
我们经常讲，一部苹果手机在中国生产的95%利润给中心国家拿去，中国只能拿5%。但中国厉害的地方就在于，通过这5%的积累慢慢慢慢发展起来了，结果发展起来以后形成现在新的格局。当今中国成为这里中心外围体系中独立的一级，这一级很厉害，中国与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投资伙伴、技术伙伴。
这就构成了崭新的三元互动关系。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相对主动的地位，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