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中国道路的辩论最大的需求首先在国内。前一阵发生的股灾终于动摇了舆论对新自由主义的信心……
本来我准备的PPT是想要对比我刚退休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先研究它创立20年来的经验教训，然后讨论我们中国研究院的定位。但是今天听了几轮的发言以后，我临时决定改变我的题目，讨论《十字路口的中国道路》。
我想首先响应卢周来和史正富的发言。现在对中国道路的辩论最大的需求首先在国内。为什么？因为中国最近几年经济的持续下滑，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重新俘虏中国经济学主流和决策层的精英，这在世界上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家，包括拉美、东亚、东欧、甚至西欧和北美的有识之士，都说华盛顿共识已经完了。唯有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危机后把新古典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在舆论上推到新高。他们认为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带来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彻底推行市场化的结果。他们鼓吹要在世界经济下滑的时候，采取反凯恩斯政策，主动降低经济增速。尤其是金融部门在鼓吹人民币国际化的名义下，进一步对西方投机资本开放市场，也就是去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最有效的武器，资本账户管制，搞汇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他们完全接受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主张，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中国消费太少。而拉动消费的动力是城市化，具体办法是在土地流转的名义下搞土地私有化，目标是推广英国的圈地运动，建设美国式的大农场。他们以为只要把农民赶到城里上楼就能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提高人均GDP。他们最能吸引眼球的目标，就是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唯一道路。问题是，他们的主张在中国的实践和世界史上，有根据吗？恰恰相反，反面的证据，包括美欧日目前陷入的危机后长期停滞的困境，足以否定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和华盛顿共识的说教。
前一阵发生的股灾终于动摇了舆论对新自由主义的信心。因为无论写多少篇文章讲新自由主义美国带来的危害，中国人如果不吃苦头的话，许多年来都会天真的相信，别国的成功就是中国模仿的榜样。例如五十年代的口号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如今换成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尽管美国人都发现美国模式不行了，中国人依然在向美国模式迈进。这次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有人归罪西方的经济下滑导致中国出口增长的下滑。我认为理由是不足的。为什么？因为前面几次西方的危机并没有导致中国经济的下滑。我最早感受到中国经济大到足以抵御外界的影响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在那以前我在美国观察到，只要美国华尔街大一个喷嚏，全世界都感冒。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包括1987年的美国股灾，全世界都下跌，只有中国不跌。当时我在经济学论坛上发言，第一次说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大于官方统计数字认识的程度，我认为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可以和美国相抗衡。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没有受到东南亚的影响。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三年中，当时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全世界都是最有效地挡住了全球传染的金融危机。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虽然有不少缺点，但是成绩是主要的，高铁是最明显的成就。但是危机时中国采取的成功的财政刺激政策，却被国内自由派批评的一塌糊涂的时候。他们在新常态的口号下，宣传去工业化的结构调整，重走美国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的老路。这就必须仔细研究什么是中国可持续的，对多数人有利的新常态？
目前美国金融危机还没有走出来。新常态的说法，是美国一个投资银行家发明的，不是中国人的话语发明。美国新常态的原意就是“长期停滞”。提出者警告美国公众不要以为危机以后美国可以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实际上危机以后美国陷入到日本80年代开始的长期停滞，美国欧洲在重走日本泡沫破灭后的老路，经济停滞会持续20年以上。换言之，美国的新常态是危机后会长期停滞至少20年。
中国人拿过来新常态这个说法，但是给出和美国人不同的解释。中国主张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人主张的结构调整办法，是希望在世界危机尚未结束的时候，中国可以主动降低经济增长率，目的是解决产能过剩、环境污染、消费不足的问题。降低增速的方法不是产业政策调整，而是金融利益集团鼓吹的自由化，由资本市场主导结构调整，结果造成目前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中国经济新常态在哪儿？中国目前并没有稳定在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而是处在持续下滑的变态当中。我的观察下，中国工业今年和明年的增长率可能是负值。史正富刚才警告我们，中国的骨干工业有断裂的危险。如果不立刻调整政策，中国过去60年成就的自废武功，对中国工业体系的毁灭程度大概会和接近前苏联用休克疗法自我瓦解的程度。为什么中国在八十、九十年代可以避免休克疗法的灾难，却在今天重走类似休克疗法的老路，历史逆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强调以前的中国模式有一个重大的不足，就是理论落后于实践。光靠经验不能产生新的理论。虽然我们过去三十年改革的经验做成许多事情，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理论界应该发展新的理论来总结中国改革的经验。但是没有。中国理论界的主流却是和国际接轨以后引入的新古典经济学。这被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用西方的教科书经济学来否定中国改革的经验。他们最大的影响是造成一种幻想，似乎过去改革开放造成的问题，全部可以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来解决。
吴敬链强调说中国的要素市场全是扭曲的。我在会议上当面问他：美国和欧洲哪个国家，哪个时期要素市场是不扭曲的？目前西方主导的国际劳动分工从来就是不平等的国际格局，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科技革命的制高点，也就控制工业革命的制高点，控制了军事实力的制高点，就能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权。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如今新自由主义要我们解除自己的武装，去工业化，去资本账户管制，如此市场自由化的结果，必然是中国永远屈从于美国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打断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世界不是平的，这是严酷的地缘政治现实。但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不愿承认。
应当指出，目前中国经济政策的辩论，不能只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因为中国过去三十年引进的新古典经济学，迷惑了许多从书本学经济学的中国学生，包括不少我的好朋友。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好批评那些好学生，但是可以批评坏老师。怎么办？我就批评他们信奉的自由主义的祖师爷，第一个就是亚当斯密。
上个礼拜我在人大做了两个小时的讲演，在成都做了10分钟演讲，我的讲题很简单，“半部经济学惑天下”！灵感来自一个传说，说的是北宋名相赵晋“半部论语治天下”，我给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评价是“小半部经济学”。因为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供求均衡论。问题是现代化的本质就是非均衡的发展。均衡是暂时的，局部的，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宣传以为市场是均衡的，自稳定的，他们的理论迷惑了天下，使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变本加厉，世界的分化和动荡不断扩展。
亚当斯密的理论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分工能够提高效益，分工加交易能自动解决贸易平衡问题。他取的书名《国富论》诱惑了许多人，但是什么是财富，他没有给出答案。为什么？如果真是平等竞争，完全竞争，利润是零，财富如何积累？ 他只是在书的后面悄悄引用政治学家霍布斯的说法：“Wealth is power” (财富就是权势)。事实上，亚当斯密真正的贡献是在《国富论》第一卷第三张的标题：“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斯密的观察也是一个常识，因为市场大，分工才会细。但是什么决定市场规模，斯密没有展开。要照我的解释，如果市场有规模的限制，达到市场规模就是垄断竞争。那时就不能有“看不见的手”，完全竞争就不会占主导竞争地位。
我认为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下，市场规模受三重限制，第一是自然资源，第二是金融资本，第三是军事实力。西方列强经常用资本兼并或直接的军事占领来控制自然资源。在这样的国际竞争格局下，后起国家极少区域大国能够跟西方抗衡竞争，历史上只有前苏联和中国。中国目前在世界格局中如何定位？世界银行发明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说法来误导世界，似乎国际竞争的实质不是控制国际分工的制高点，而是人均GDP。国内一些否定中国自主发展路线的经济学家，也用“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来忽悠舆论。他们认为中国改革的样板是新加坡、韩国、日本，这些所谓成功进入高收入的东亚国家，而不是历史上自主建立科学工业体系的德国和前苏联。他们主张中国还没有占领科技工业制高点的时候，就开始美国八十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他们的理由是日本70年代以后就结束了高增长，中国怎么可能继续高增长？
我完全支持史正富中国可以“超常增长”的想法。我认为如果中国坚持自己的自主发展战略，中国未来30年维持8%到10%的增长是不成问题的。为什么？中国发展的纵深比欧日大得多，中国政府和社会协作发展的潜力比美国也大得多。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只是开发了沿海，这是中国技术落后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靠引进外资来更新技术，其代价是跨国公司主导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布局。多数内地都没有发挥潜能，内地民工候鸟式到沿海打工，内地农村留下孩子和老人。这样的产业布局违反中国生态地理的规律，这样的分工布局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内地的开发建设和边疆的生态建设空间比沿海空间大的多。和中国比，世界多数国家，除了美国和欧洲有这么大的领土，但是美国和欧洲的议会制度，使他们根本不可能开发内地和边疆平等的格局。凭什么中国高速增长的时间跨度不能超过日韩？美军至今驻扎在日韩，使日韩不可能有真正自主的发展政策。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现在超过欧盟和日本。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国际经济竞争是不流血的战争。发展是长远的战略问题，不是短期的致富问题。在西方经济衰落的时候，不敢“敌退我追”，而要“敌退我退”？
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国际竞争格局，不是1970年代的日本，而是相当于1900年的美国。当时美国工业生产已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现在工业生产也是世界第一位。我认为有效GDP也是第一位，美国的第二第三产业大量生产的是无效GDP，包括军工系统在全世界制造的战争和动乱，包括大规模生产垃圾食物导致的种种现代病，然后唯利是图的医药再大赚治现代病的钱，加上律师赚打官司的钱，不但逼走了制造业，也搞垮了西方的福利制度。对社会有害的这些GDP，我们物理学家讲是废热，是无序的“熵”。美国在1900年的国际地位和今天的中国类似。1900年科学的制高点在德国，海军的制高点在英国，所以金融的制高点也在英国。从历史出发的经验，未来30年如果中国坚定地走自己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建成独立自主的科学体系，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不是以人均收入翻倍为战略目标，而是以建立独立自主的科技工业金融军事体系，占领国际分工制高点为战略目标，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一带一路”宏伟战略。中国的陆上强权才能制衡美国的海上霸权，欧亚大陆的整合将引领世界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不是像日本那样屈从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
下面我要讲中国研究院的长远目标和定位是什么？我希望张维为分层次考虑我们中国研究院的定位。我们短期内就不难做到中国顶尖的智库。史正富老师等可操作的经济政策，希望能影响中国在关键时刻的长远经济决策。我们也有能力利用复旦的平台，重新建立一套中国自主的教课书体系，占领中国的高校市场。超越北大的中国经济中心全盘引入美国教材的国际化路线，结果把中国自己的经验边缘化。
我认为第三条是我们重点想做的，就是要建立上海学派，或者中国学派，才能真正在国际上建立话语权。科学史上有物理学的哥本哈根学派、经济学的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等。我们现在的成果足够建立中国学派，包括改写西方的政治学。突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张维为的国家治理理论。超越霍布斯的利维坦，有史正富的三维政府结构。我们提出的代谢经济学，李华俊发展的中观经济学，唐毅南发展的复杂金融学，整合起来可以全面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框架。我认为用五到十年时间，我们的理论框架可以支撑中国话语，可以像目前的西方话语一样，成为理解世界多元发展的一般框架。我们的框架不只是可以包容英美经验，法德日和北欧的经验，而且也包括中国检验，东亚经验，理解不同文明演化的路径。这就是新的普世体系，我们会有中国视角的普世体系。有了在世界上立足的中国学派，张维为老师所梦想的中国话语权在世界上一定能够建立。谢谢。
杨燕青：我问一个问题，独立自主是一个什么概念？您的核心体系核心词是核心概念。
陈平：这个是太好的问题。现代的科技-经济-军事-文化是一个生态体系，不是简单组元的相加。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无法指导现代经济？因为现在的新古典理论是工业化以前的原子体系，整体等于部分之和，没有体系，没有协作。不同体系之间的竞争，就不是自我中心的优化问题，而是产业竞争的战略问题。国际竞争只是不流血的战争，就必须研究战略。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不只是模仿。和国际接轨，如果只是模仿美国，是不可能超越美国的。现在习近平治军，学的是毛泽东要占制高点。打经济仗也得占领科技、工业、金融的制高点，才能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现在中美竞争的格局，很像淮海战役。中国处在国际竞争中变被动为主动的前夜。
杨燕青：是不是完全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
陈平：中国的发展战略当然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因为自由化只对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有利，对新生力量不利。核心产业和金融的关系，就像前锋部队和后勤部队的关系。打淮海战役的时候，毛泽东任命粟裕当军事的总指挥。当时国共双方兵力差不多，国民党有技术优势，但是打的是被动防御，我们打的是主动进攻。每次作战粟裕都能抓住战役的制高点，部队和民兵协同作战，始终控制了全局。突然当时有人出来说我们的战争要交给资本指挥，资本运作的战略是保值增值，后勤要交给金融部门管。金融指挥只看负债率。在他们看来打这么大的仗大大增加风险，不如降低负债率分散风险。金融部门完全可以在操作上否定司令部的战略。如果在主力部队进攻时收缩后勤供应，立刻就让最有进攻性的主力部队全盘皆输。如果让金融部门来操盘国家战略，金融主管又只管自己的短期盈利，经济又是生态系统高度关联。不给病人输血，反而要停止输液，经济岂能不大面积下滑和坏死！我问金融部门的一些朋友，现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回答是支持实业的盈利希望很小，只能转去搞高端理财，帮助富人海外投资。所以，我们的结构调整不是追逐短期盈利，而是要进一步发展独立自主的产业链、研究链。核心产业要全国一盘棋，搞跨部门跨学科的社会协作，不能简单的推广包产到户，“包”字进城，各行其是。我们现在有些人用包产到户的老经验来鼓吹产权万能论，认为“包”字进城可以解决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问题。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目前享受的创新成果，例如互联网，手机，和GPS导航系统，都是美国搞军备竞赛，长期支持尖端大学基础研究，军用转民用的成果。不是看不见的手加风险投资就能产生新的技术革命的。大众创新可以渐进改进现有技术。没有非盈利的大学研究支撑，没有当代的科技革命。
陈平：感谢主持人，我在国内多次提倡，国内要有新学派的出现，最好的激励是沙龙的女主人，因为女孩子是最支持创新的。我今天现场体验了。主流经济学最大的理论缺陷是刚才苏长和老师提到的，我前面指出的，亚当斯密的分工加交易，不等于马克思的社会化协作。所以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的成功，是在协作的问题上创造了的不同于西方新模式。因为三权分立恰恰是不能解决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协作问题，现在我们国内很乐观的以为，高铁出口可以向全世界出口，却没有注意台湾高铁是赔钱的，德国高铁技术领先，却不敢在德国发展高铁，为什么？小国和地广人稀的大国都难以补偿高铁的巨大投资。土地私有制和议会制度使高铁的征地、选线和站点都成为难解的政治问题。如果中国出口高铁设备的同时，不能出口中国的基建模式，一带一路国家能否发展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独立自主的先例，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历史上只有德国、法国、前苏联，部分建成独立自主的技术经济体系，但是没有建成可以和英美竞争的军事和金融体系。现在可以和中国比的国家，英国已经放弃了独立的核武器，法国只有一半的独立地位，德国、日本实际上还是美军的占领国。没有独立完整的军事体系，欧元就不可能和美元平起平坐。
当代世界唯一能够和美国竞争抗衡的只有中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前30年建成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系，后30年使它变成独立自主的科技和工业体系，未来30年中国有可能建成全球独立完整的科技-工业-军事-金融体系。有本书《大目标》的作者观察的非常好，他们比较美国国防部和中国的产品目录。发现美国目录的多少个部件大部分都能在中国生产，这是中国工业现在最大的优势，国内有些人把这个优势批评为粗放增长，要去工业化，要学衰落时期的西方发展金融和高端服务来挤出工农实业，我认为是非常大的误导。
杨燕青：您是同意史老师的建议，应该限制金融的自由化，或者是给金融和实体经济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关系？
陈平：金融只能像美国80年代以前辅助军事工业体系的成长，而不是当国民经济的主宰。要知道资本是无主国的，但是产业有祖国。美国经常用禁止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办法来控制竞争对手。如果按照利润的高低来决定产业政策，国家的核心产业一定衰落。英国1850年最高峰的时候，工业生产占世界一半。但是工业制造赚钱不多的，和中国工业利润不大的情形是一样的。英国什么赚钱？控制海运和金融。英国1850年以后以利润为主导的时候，就开始输出工业化，英国实力由此下降。美国重复了英国同样的道路。美国1970年代达到高峰，80年代以后搞自由化挤出实业，金融取代军事工业主导美国政治，美国家就开始进入衰落期，直到2008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的阿瑞吉有一本书《漫长的二十世纪》，总结了历史上四个全球霸权由盛而衰规律，包括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衰落的标志都是金融取代实业。
杨燕青：我替您总结一下，您的独立自主第一个是说得有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以及植根在工业体系之上的实体经济，而不应该以过度金融化选择美国和英国后期的模式。
陈平：是的。结构调整绝对不能以利润为目标。所以中国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应该和当年德国、美国、苏联一样要控制科学技术的制高点，才能控制工业和金融的制高点。有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才有军事制高点，才能控制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有人宣传市场是平的，市场化能够自由配制资源是一个神话，根本不符合西方帝国的扩张史。
杨燕青：我们请同学大家先把问题问出出来，老师再统一做答。
提问：我在科技处工作，同时也是国务学院的政治学博士生。我想问陈老师，您刚才提到中国在前30年建立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系，后30年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我们一般看来中国的独立自主工业体系是在前30年，为什么您说在后30年建立？地个就是说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系您是如何论断的？为什么中国有这个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系？德国、法国个英国没有？我想问张维为老师，现在有人认为我们政权的更替，还有王朝形式的，比方说陈独秀、张国涛、刘少奇的、周永康，没有一个透明、规范的，稳定的权利体系，这个体系还跟前苏联的体系一样，你认为这种观点正不正确？这种未来有没有可能的危机风险？
我是一名刚毕业的中国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我目前的职业是记者，来自浙江广电集团，我想问陈平老师一个问题。我的毕业论文写的土地改革，您的观点是土地流转对于农民进城和城镇化，弊大于利。我就问土地流转难道真的没有任何好处吗？对于农民、对于城镇化来说，难道就是政策的失误，或者是其他形式上的恶症吗？刚才陈平老师跟史正富老师都谈到一个经济增长率潜力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潜力很大，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价值判断跟价值选择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经济增长很快，但是是国家主导的，而且刚才陈平老师还提到土地，还有外汇放开等等经济放开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是否要给人民一个自由选择，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还是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这两者之间哪个更好？其实我先给出我自己的回答，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是选择会生活在一个哪怕经济增长速率比较慢，哪怕是4%、5%的，但是国家会给我一个选择，由我来决定，我怎么样生活？也不能说完全民主，我还是一个生活，就是说由我自主选择性更大一点。中国目前反复提出的人民共同体怎么看？还是超越美国建立中华帝国的霸权？请问周文老师，中国以后再发展他们的质量下降，他们会统一吗？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水平都会下降，他们抢夺资源，他们做选择。我想问张维为老师一个问题，我们一直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前30年一个巨大的发展给了我们中国学派一个很大的理论自信，但是我们中国的实践恰恰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提出中国学派理论检验标准应该是什么？
陈平：这两个同学提的问题都非常深刻。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中国的比较优势前30年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周恩来1950年代依靠国外培养的优秀华裔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三强等大约只有十来个人，回国组建数以千计的青年科技力量，独立研发出导弹、原子弹，才能改变朝鲜战争以后中国不平等的国际地位。是两弹逼迫美国承认中国，才使邓小平有可能向西方开放，大规模输入西方的工业技术。我1970年代在科学院做氢弹和平利用的研究，我们那时用的科学仪器都要自己造，因为美国封锁无法进口。改革开放之后，跨国公司纷纷到中国设厂，设研究基地，为什么？不是劳动力便宜。印度的劳工比中国便宜的多，但是没有工业训练。中国真正便宜又能干的是三线建设培养出来的军事工程师，他们善于逆向工程，拆开进口的机器设备，不多久就能先仿造，后消化，再改进。学习能力远远超过台湾和其他亚洲小龙。这不是花钱就能买来的技术吸收能力。
就此而言，中国前30年在西方封锁的逼迫下，消化1950年代有限的苏联援助，在1960年代建成独立的国防体系。这个代价非常高昂，为什么？因为西方封锁，中国没有规模经济，同样一套生产设备，你如果生产几十台往国外销售可以盈利，你只卖三台国内厂家肯定亏本，因为市场规模越大，商品平均成本越低，利润才越高。中国前三十年建立科学独立的基础设施，是在牺牲多数领导人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做成的。一旦中国改变了国际地位，试验成功两弹以后，美国才最终承认红色中国的存在。中国对外开放以后，中国的制造因为规模大，平均成本肯定低，中国低价大规模生产的产品把欧美国家都打垮了。规模生产在改革开放情况下能成功，相比拉美东欧没有成功。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政权赢得了国际平等的话语权。其他发展中国家跟西方谈判，就没有中国这样的能力。德国、日本也没有，因为二战之后美军依然控制了他们的军事工业，也就控制了他们的金融政策。美国逼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不得不从。逼中国人民币大幅升值，逼不动就制造东海南海的摩擦，但是中国不怕。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农村搞土地流转，目的是学美国大农场的规模生产，这不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在西方破坏生物多样性也有很大的危险，是不可持续的破坏生态的农业模式。德国已经在转，中国盲目崇拜美国，要付很大的代价。
你们想想现在美国、拉美和印度大城市历代的贫民窟，中东和欧洲闹事的恐怖分子，根源都是一个，就是农业机械化把大量农民赶进城市贫民窟，但是解决不了他们的稳定就业。土地流转的实质是搞土地私有化，他们最大的逻辑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和美国大农场比没有效率，中国不变小农为大农，没有办法跟美国竞争。他们想学美国的大农场，不惜把农民赶到城市里来。他们以为城市化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人均GDP。你们看看西方模式的农业工业化的问题是什么？第一，就是市场营销风险。如果农业的规模生产没有稳定的市场，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牛奶倒在肩街上，老百姓却没有饭吃。中国现在卖大蒜难，卖大白菜难，最近又是卖粮难，都是规模生产，效率越高，营销的风险越大，一旦滞销，亏损也越大。和金融的杠杆交易性质是一样的。德国搞定单农业，日本搞农业合作社负责统一采购和营销，都比美国式的大农场加自由市场的稳定性好。
第二，超大城市能创造农民的稳定就业？现在上海周边的农民还种地吗？他们把土地租给安徽农民住在大棚里面种，自己收地租，房租，劳动者成为食利者，美其名为“财产性收入”。这是寄生性的租金，不是创新型的财产性收入。这样一种城市化，实际上会重演美国、拉美、还有孟买的贫民窟。中国有农民革命的历史，长期的本地农民与外地农民的两极分化是是不可能持续的。所以才有最近农民工的返乡潮。
我认为中国将来走的道路，可以同时吸收美国规模经济和德日范围经济两方面的优点。一方面，黑龙江和华北可以搞大规模的机械化农场，解决中国粮食自给的问题，不像埃及一样进口美国粮食，才有独立的国防。另一方面，山区就搞多种经营，包括旅游、农家乐、养老村。实际上城里很多人愿意下乡。英国贵族住在乡下的庄园，美国总统退休住在牧场，欧美中产阶级都逃离大城市，跑到郊区，退休的干脆移居乡下去过田园生活。有了互联网，许多科学家、艺术家都聚居在接近大自然的大学小城，例如英国的剑桥、德国的哥廷根、美国的斯坦福。我们研究员干嘛要呆在污染拥挤的上海北京写论文，为什么不去清新安静的乡下写？我觉得这种情况地下，我们中国可以建成新型的,缩小城乡差别的绿色经济。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写过一本书《第三次浪潮》。讲的就是新的技术革命条件下，有可能实现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想，消灭三大差别，包括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我们现在学的洛杉矶、东京、香港，搞超大城市，地价高涨。把农民赶进城，内地大学生和农民工买不起也租不起大城市的房子，纷纷回到小县城去抚养子女和老人。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两倍，靠美国模式解决不了农民进城的就业问题。美国费格森的黑人青年闹事，就是在人均GDP比中国高得多的大城市圣路易斯。
经济学鼓吹的高利润不等于高就业。苹果公司60%的利润被美国股东拿了，但是95%的就业创造在中国。如果中国以为牺牲掉农业和重工业、制造业，发展所谓高端服务业能解决中国14亿人的就业问题，这完全是天方夜谭。你要知道，西方越是去工业化，社会的福利负担包袱越重，财政负担越是不可持续。所以西方经济要让位给东亚经济，因为东亚的养老主要靠家庭，不是靠福利。东亚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解决的就业问题，比美国大农场好得多。美国大农场的经济效率，不等于创造就业的社会效率。我们还要强调这些年不断报道的疯牛病、禽流感，都是美国工业化生产的大农场引起的人畜交叉感染。中国急剧增加的现代病，包括癌症、心血管病、糖尿病、肥胖病，都是城市化脱离自然和体力劳动的结果。西方兴起的运动是回归自然，去城市化。或者我们所说的新型城镇化。你去看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的乡村，你以为是城镇。欧洲城镇的定义只是基础设施，有学校、药房、和邮局，一个小城也就千把人。和中国的大队差不多。是否城镇化，中国和欧洲是不同的定义。我的观察，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要按西方标准，应当有70%。应当重点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同时欢迎城里人下乡，旅游或定居都可以。不能为了保护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禁止小产权房。应当城乡对流。即允许农民工进城打工，又允许城里人下乡定居或养生。这才是新桃花源，或者是中国式的小康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