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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让我们继续回忆加纳国家领导人罗林斯访华，包括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会晤。

那天罗林斯与邓小平分手的时候，告诉邓小平，他当天下午就要去厦门访问，要看看厦门特区。

这里大家要了解一些背景情况，其实，特区成立后就争议不断，党内有各种声音，甚至有不少人认为特区就像过去的租界，一些老干部到了深圳，看到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说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但邓小平的特点，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我只相信实事求是。

1984年1月下旬他专门去深圳、珠海和厦门视察，据后来陪同邓小平视察的人回忆，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那几天基本上只是看和听，并在一开始就告诉深圳的领导：“我暂不发表意见，主要是看和听”。

果真，邓小平在视察过程中很少发表评论，而且没有为深圳题词。

但离开深圳后的2月1日，他抵达广州后，他为深圳特区题了一个词，他是这样写的，“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还特地把落款日期写成了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这个细节反映出邓小平对自己在深圳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然后得出了慎重的结论。

2月8日，邓小平开始对厦门进行实地考察。当时厦门特区很小，只有2.5平方公里，但邓小平考察的是整个厦门，从东渡港到鼓浪屿，与在深圳考察时一样，邓小平还是多听少说。

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等向邓小平汇报时提了三个要求：一是请求把特区扩大到全岛；二是厦门经济特区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贸易自由进出、人员自由往来、货币自由兑换；三是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同时对外开放。邓小平表示，他回北京后要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一下。

邓小平还欣然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据在场的人说，邓题写这13个字是一气呵成的，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他对厦门特区的积极支持和殷切期望。

邓小平是个“马上就办”的人。回到北京后不久，他就找了几位中央领导谈话，提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还特别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一批侨资、外资，把周围地区也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 

1984年3月18日，性急口快的总书记在会见日本客人时，率先披露了党中央考虑把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全岛的决定。接着6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这个批文指出：“这是为了发展我国东南部经济，特别是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部署。”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党中央又宣布了全国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当年秋季，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2月，党中央决定闽粤两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5年1月，党中央决定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回望1984-1985年，那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时间节点。

邓小平南方视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央连出重拳，推出全局性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举措，奠定了中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为后来整个国家的全面开放铺平了道路。

然而，关于特区的争论并未结束。我陪罗林斯去厦门前的几个月，也就是1985年的整个夏天，争论变得尤为激烈。给中央领导做翻译，有时也能感受到党内对经济特区的评价也是存有一些分歧的，但这种分歧不是办不办特区，而是如何把特区工作做好。

那段时间，我有机会为主管经济的姚依林副总理和谷牧两位副总理做过翻译，姚依林副总理见外宾时就说过，深圳特区的产品本来应该外销为主，为国家赚取外汇（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非常可怜，只有30来亿美元）但结果深圳产品只有三分之一是外销。姚依林副总理说，特区不能靠国家长期“输血”来维持，不排除考虑适时拔掉针头，迫使特区走上外销为主的道路。

相比之下，谷牧副总理的态度更加谨慎，他见外宾时说，这几年深圳的发展是有成绩的。特区的发展应该是外向型的，创汇的，但这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明显，我们应该给予时间，因为特区的建设毕竟时间还短，假以时日，这个目标是可以做到的。实际上，后来经过一两年时间，特区情况就大为好转。

今天我们总结中国模式时常说，中国模式的特点之一是渐进主义，以我自己的观察，这种渐进主义往往就是党内不同意见互动的结果。

1985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讲了一番话，引来了港台媒体关于经济特区已失败的评论。邓小平当时说，“深圳特区是个实验，路是否走对，还要看一看。总之，它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

一时间，香港媒体的通栏标题变成了“邓小平承认特区失败”之类。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粱湘挺有勇气的。面对质疑深圳特区的香港记者说：你们误读了邓小平的谈话，事实是一批阿尔及利亚朋友在深圳参观了两天，然后到北京见了邓小平，他们高度赞扬深圳的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谦虚地说了这番话。

港台媒体的议论也反映到了邓小平那儿。1985年7月15日，他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又说：深圳对我们来说是个试验。看来，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还是正确的。深圳的发展还是很快的，但毕竟是个试验”。

8月1日，在避暑胜地北戴河。邓小平对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等日本客人谈道：“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怀疑，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的判断，建立经济特区的话是不是改变了。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深圳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并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

应该说，至此邓小平把整个特区建设的大思路说透了。

邓小平是从整个国家改革和整个世界发展的视角来推动特区进行的改革开放试验的。这毕竟是人类上第一次一个超大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动地融入全球化，并力求在这个过程中趋利避害、壮大自己，这对整个世界都是一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试验。

邓小平说过，“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策，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关，这个关必须过。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任何这样的事情的结果无非是两个，一个成功，一个失败。我们相信会成功。中间一定会有曲折，甚至于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那不要紧，有了错就纠正。这种办法不成功，就改一种办法。总之，要及时地、经常地总结经验教训。”

我与大家一起回望当时围绕特区的争论，是想说明改革开放一路走来是很不容易的，几乎每一步都引起过争议，但我们终于闯过来了，关键是我们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大原则，确立了邓小平讲的评判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的三条标准：一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二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三是看它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是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时自己总结的。毫无疑问，中国特区的探索和建设带来了中国的全面进步，就是我上次讲的，深圳的经济规模超过了香港，深圳的财政收入超过台湾，深圳也成了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我们的华为、中兴、大疆、腾讯都是在这里注册的。美国害怕华为害怕到了于2019年5月宣布美国国家紧急状态，这不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们的特区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吗。

好，今天就和大家谈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