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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政治思想的脉络里，权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且不说古希腊时代的哪些经典哲学家，就单从近代以来，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荷兰的格老修斯、斯宾诺莎，英国的霍普斯、洛克、白哲特，还有像德国的韦伯，无不把权威当成政治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命题。
比如白哲特有本书叫《英国宪制》，他就说，“每一个宪制里面，都应该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最终的权威。”
实际就是说，没有权威就没有政治，更谈不上什么自由、民主。不仅要有权威，它还要被明示出来，成为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
我们先秦百家争鸣就讲过，比如像儒家就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众星拱之”。
法家讲“法要布之以众。”比如商鞅变法，他在城门口立了一个竿，就是在立信，也是在立一个权威。这个国家有一个权威放在这儿，他说话才管用。
经常有人喜欢拿英国的大宪章、光荣革命作为限制权威的先例，还有很多人拿美国的三权分立来支持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原则。
但是呢，这些观点都犯了一些基本的事实错误。
英国的议会制或者大宪章是在和专职王权的斗争里面产生的，这几乎成为一个常识。但实际上，在产生大宪章的时候，英国有专职王权吗？
根本没有。所以它何来限制专制王权？其实本质上，英国的议会制度是在国家实现集权的过程里面出现的。
所谓的英国宪制，表面上看是对王权的制约，实际上它却是议会主权的上升、整个国家集权的上升，然后通过内阁制度这种形式，把英国的权威牢牢地固定在议会下院手里。
所以它是一个双重的过程。一重就是国家权威在集中，另一重就是资产阶级把权威从国王的手里给夺到了议会手里，而不是简单的对权力的限制和分立。
美国就更典型了。在美国所谓的权力分立发生的时候，美国还没有中央权力。
所以它不是一个分权的过程，而是一个集权的过程，而且是国家集权没能完成的一个产物。
它绝不是在主观上要把国家的主权分成三份，立法、行政、司法，而是客观上要把各州的主权集中起来变成一个联邦权，然后在这个过程里产生了三权分立这样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美国建国之后，从制宪到内战，再到一战的威尔逊总统，二战的罗斯福总统，都在不断推进权威的集中。
包括到二战后的尼克松统，那个时候，有句话管他叫“帝王般的总统”。
只不过二战之后的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的凝聚力，所以今天美国的制度面临着权威不足的严峻困境。
而这些，只不过是美国宪法里边存在的先天缺陷的一个小小的发作。我相信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制度危机。
英国和美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产生了不同的制度模型，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单一的权威。英国是有的，美国就比较弱。
英国是典型的议会内阁制，议会下院掌握绝对的权利。在议会选举里，内阁一旦产生，议会、法院，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去干扰它的执行权。
当然遇到特殊情况，或者宪法危机，或者不信任，那么内阁要全体辞职，或者它能解散议会。
这样一个制度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为了在国家的权威遇到危机或者发生宪法危机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熔断机制。
然后让所有的权威迅速地归位，重新再来。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高效的制度。
我们再对比一下美国的三权分立，就会发现这个“三权”里边，实际上找不到一个最终的权威，也找不到一个责任人。所以，我称之为一个“有限责任”的制度。
从宪法诞生以来，美国的三权从来没有真正的分清过。比如像总统和国会都能控制一部分行政权，总统和最高法院（通过宪法解释这种途径）也都分享一部分立法权。
不同的权力纷争持续了二百多年，其中典型的就是美国官僚体系。
美国在建国100多年的时间里，是没有一个官僚体系的，在1883年才产生了官僚体系。
而且产生之后，这个体系到底是听总统的，还是听国会的，一直存在一个模糊地带。
所以经常会遇到某个官僚，可能没有向总统汇报就往国会提交议案了等等；包括国会的各种委员会，也能够直接的影响到官僚体系。
而这就导致，当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最终责任人。
卡夫卡有本小说叫《城堡》，我觉得就非常像一个传神的预言，反映了美国这样一个制度：你要进这个城堡，但是从头绕到尾，找不到一个门。
所以历代的思想家，都针对美国的这个问题提出过质问，认为美国没有一个能够迅速解决政治危机的机制。
比如白哲特，比如美总统威尔逊，他在做总统之前，是一个政治学教授，再比如说福山，很多学者都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福山这几年就一直在讲一种观点，说美国这个制度，在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同时，缺乏一个最终权威，就导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vitocracy否决体制。
这个体制会带来一种困境，就是当发生宪法危机或者权力斗争、焦灼状态的时候，没有办法迅速地解决问题。所以福山建议，美国要学习英国威斯敏斯特式的议会制。
今年的3月30日，在疫情的冲击之下，福山也与时俱进，在《大西洋月刊》上发了一篇文章。说现在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国家能力。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前总编，现在是彭博新闻社的总编，John Micklethwait，他说现在的疫情，又带他回到了霍布斯的时代，带回到17世纪的英国。
所以他在彭博社的一个长篇评论里边，对比了东亚式的政府模式和西方式的政府模式，呼吁西方人要赶快醒过来，重新发明政府。其实谈到的就是一个政治权威缺失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