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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让我们继续回忆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的会晤的最后一部分。
邓小平接着谈到了苏联模式。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没有完全搞清楚”。换言之，邓小平不仅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等国家也没有搞清楚。

邓小平接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上世纪20年代采取的，他采用了一些比较灵活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给农民，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等。

大家知道，苏联十月革命是1917年11月7日爆发的，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但紧接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到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苏俄于是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把大中企业收归国有，取消一切商品贸易；一切生活必需品均由国家集中分配；颁布余粮收集制法令，强制征收农民除维持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粮食，实行食物与商品集中计划配给。

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帮助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挺过了国内战争的危机。

但1920年底，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战时共产主义不但没有收缩，反而被加强。而这个时候的苏俄经济几近崩溃，还发生了旱灾和饥荒。

列宁意识到， “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于是，从1921年3月列宁就出台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征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自由贸易、并且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还准备把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

当时有个年轻的才23岁的美国企业家哈默还去苏联投资做贸易、开工厂，与列宁之间建立了一段友谊。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哈默还健在，他自己闯到了欢迎邓小平活动的一个现场，门卫说，“很抱歉，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哈默并没有气馁，他说邓小平知道他，邓小平被告知此事时，我知道他，可以让他进来。他后来对哈默说，“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啊。”

三个月后，哈默率领十六名随员访问北京，成为最早来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家之一。哈默当时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

我后来查了一下，邓小平抵达莫斯科学习是1926年，他在苏联整整呆了一年。

虽然列宁已经去世，但1926年还属于新经济政策的后期，邓小平在苏联期间可能亲身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务实一面，体会到了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完全抗拒资本主义中有益的东西，而是要把资本主义中一切有益的东西都拿来发展社会主义。

邓小平这段时间内在苏联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不像后来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言必称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者王明。

邓小平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我后来至少两次听他对外宾讲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显示了他对苏联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这段历史情有独钟，反映了邓小平本人的基本价值取向。

邓小平多次说过，这以后，“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指的就是后来取新经济政策而代之的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

邓小平接着非常诚恳地对穆加贝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邓小平提醒穆加贝注意中国走过的弯路。

邓小平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但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容易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

好像怕对方没有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下：“我还是这句话，希望你们多注意中国那些不成功的经验”。这时，邓小平略微停顿了一下，等我翻完这段话，他又补充了一句：“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时间飞逝，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双方都有言犹未尽的感觉。邓小平说，“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我在党的十二大做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

穆加贝坦率地摇摇头。并说，非常想看看这本书。

这时，我看到礼宾司副司长吴明廉已经走了出去，大概去布置工作人员赶快去找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据说礼宾司的一位小伙子马上要了车，赶去北京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文本，但却被告知书店无货。

后来吴司长告诉我，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同事正好买了一本，准备和中文版对照学英文的，还算新。礼宾司就把这本书要来，作为邓大人的“礼品”送给穆加贝了。

邓小平一生写的东西不多，但发表的谈话很多，他对自己谈话整理出来的书面文稿看得很重。有一次我听他对外宾说，我的那个集子里对这个问题有非常准确的表述。

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整理过的讲话确实更加完整，更加合乎语法，更加面面俱到。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喜欢那些带有邓小平个性的东西，那些随意的发挥，那些土话，那些不怎么规范，也不面面俱到的东西，甚至带有“这个，这个”的原汁原味。它们反而能更好的反映邓小平作为一个人的朴素本色。

邓小平和他讲的道理实在都是很朴素的。穆加贝最后对邓说，“和邓主任的谈话使我坚信中国仍然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谈话结束后，两人站起来握手话别。穆加贝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小平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在场的人都笑了。邓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大概是一讲到香港回归，邓小平自然联想到了中英之间为期一年多的谈判，联想到了和马克思也要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午1点15分，穆加贝离开钓鱼台国宾馆去首都机场，坐北朝鲜的专机去平壤。坐车里只有他和我，还有司机。陪同穆加贝的轻工业部部长杨波先去了机场等候。

在去首都机场的路上，穆加贝拉开一点儿车上的纱窗，对我说，一个大国的领导人能够说自己的国家过去受到了惩罚，“这个词很重啊”，他这是指邓谈大跃进时所用的词。

他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个年纪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印象吗？我说，有一些印象，我看过自己的父母被批斗，看过海外回来的科学家扫厕所。

穆加贝此时颇为感叹，看着北京大街上秩序井然的行人和车辆，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中国真是个奇妙的国家。我文革的时候也来过中国，表面上一切都是那么安宁和平静，看不出任何问题”。我隐隐地感觉到邓小平的谈话可能没有说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