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我先给大家讲一段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外交部翻译室工作，那么翻译室工作主要任务就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那么应该讲这是蛮有挑战性的工作，从我个人来讲也是一段确实十分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那么那一代的中国领导人讲话有很强的个性。你比方说邓小平，他经常讲“中国无非就是块头大”，那么李先念当时国家主席，说“我当过财政部长，甜酸苦辣都尝过”，学英文知道这不容易翻。那么当时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他也讲中国发展这个大的趋势，他说没有毛泽东也会有“毛泽西”，比方邓小平讲“块头大是指什么，另外如何找到对应的英文表述。所以当时我们在翻译室里面有一个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协商民主，每个星期都有一两次叫业务学习，那么大家把自己每天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汇总起来，然后一般是我们年轻翻译先拿出一个初稿，然后再一起讨论，最后请翻译室几位资深的老同志来定稿，叫群策群力，或者民主集中制，然后就编成一本一本的我们叫“翻译难点”，我现在还留着不少，作为历史回忆。
那么这个故事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有什么关系呢？就当时我们在这个业务讨论会的时候，讨论翻译难点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讨论过邓小平讲的“中国模式”，怎么翻译这个概念，那么当时有的人翻译成the Chinese model，有的人翻译成the China model，有的人翻译成the Chinese approach等等，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最后我们还是把它统一为就是the China model。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就是多数人都觉得这个语感比较对，学外语的知道，最后就是语感，这是最关键的。那么后来我们国内学术界也好，这个媒体界也好，甚至政界也好，觉得对这个“中国模式”引起很多争议，而且普遍都不怎么用。那么我个人实事求是说是觉得挺奇怪的，因为邓小平是用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邓小平文选》里面，大概我粗粗算下来有6次用到过中国模式。
那么在学术层面提出中国模式，我算比较早的学者之一。那么过去我记得大概10来年前，纽约时报记者曾经采访过我，他说你们高层有人讲，没有中国模式，你说有中国模式，我说我经过自己研究是有中国模式。我记得习近平主席去年也说，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也就是说确实是有“中国模式”，我们不输出（注：“去年”应为2017年。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那么下边我想，因为今天时间比较有限，我想简单地谈一谈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方面所采用的不同的模式，做一个比较。那么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当中采取的模式是两种：一种是“激进的改革模式”，一种是“保守的改革模式”。那么“激进改革模式”的特点我叫做“双休克疗法”，就是政治方面，以西方政治模式为蓝本一下子把所谓一党制变成多党制；那么经济领域内也是以西方教科书为蓝本，就是一夜之间完成所谓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那么“双休克疗法”的结果几乎是灾难性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选择了这个模式，结果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我自己是在1990年6月访问了苏联，那是它解体前一年半，当时正是戈尔巴乔夫大张旗鼓地推动他的激进改革模式，叫政治改革压倒一切。到了苏联，真是感触良多。我没有想到一个能够生产原子弹、能够生产宇宙飞船的国家，竟然生产不出一双像样的鞋子，我当在莫斯科最大的红场的百货商场里，我看到女士皮鞋就是一两种款式，从小号到大号，一个模子出来的，大家排着长队买。街上的餐厅非常非常少，而且关门得很早，12点到2点钟，你排着队几乎要排到了，它说关门就关门了，没有东西吃了。苏联经济明显可以感到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当时陪我那个苏联社科院的小伙子，他说我跟你讲我们最新的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故事，他说有一个人要去刺杀戈尔巴乔夫，他说他干得太烂，要把他给干掉。所以拿了一把枪就去克林姆林宫，但过了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人家问他怎么样，你完成任务了？他说没有，他说想刺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着长队，他说等不及了，只能回来。所以一个大国领导人，雄心勃勃的政治改革压倒一切，但是经济崩溃了，自己的威信也荡然无存了，所以他改革肯定是没法成功，当时我们就做出这么一个初步的判断。
那么另外一种模式，“保守改革模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特点是坚持原有的体制，计划经济为主，然后有一些有限的市场调节。那么这些国家最大的特点是对市场经济、对全球化非常恐惧，以我个人的观察就是，卡斯特罗时期的古巴就是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我是2005年夏天，我专门一个人去做了10天的调研，我住在一个工程师的家里，后来因为非常熟悉了，他也给我看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票证，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还要多。你可以想象到的猪肉、羊肉、大米、面粉、食油、鸡蛋，甚至古巴盛产的食糖，糖都是凭票供应、凭证供应的，都是配给制。后来我就跟房东探讨，我说是不是因为美国的制裁？他说这只是一个原因，因为他也关心中国所做的一切，所以他说关键原因还是政策有问题，他说比方食糖，它的价格太低，糖农没有积极性。另外，他说我们的企业没有自主权，那么什么东西进口，自己都没有任何自主权。
当时古巴进行了一些带有市场调节意味的改革，比方允许个体户、小商小贩做一点生意，但一旦出现一些所谓叫投机倒把，然后马上政府就开始紧张，搞一个“纠偏运动”，结果就是经济失去了活力。当然，实事求是说古巴也不全是缺点，比如它这个供给制或多或少保证了公民的基本生活水准，它是根据人的营养需求，照卡路里来算的。所以如果你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你会发觉就是发展中国家你会看到很多营养不良的人，在古巴你见不到，它这个基本水准它保证的。另外，它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低保，虽然你到药店去，药店里没有多少药，这个种类非常非常少，但你可以感到就是它政府还是做了很多努力。
那么我比较一下就是，应该说中国避免了“激进改革模式”，也避免了“保守改革模式”，坦率讲，我们是那个时代过来的，当时这两种模式在中国都有很多人支持，包括戈尔巴乔夫，很多很多人支持，“保守改革模式”也有很多人支持，但应该说中国坚持自己的我叫做是“稳健改革模式”。那么1987年10月的时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到北京，那么他和邓小平非常熟悉，两个人是手牵着手进入会谈，在中南海见的。
那么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动荡已经初现了，那么邓小平给他提一些忠告，邓小平这样讲说：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法，他主要指苏联；然后不要丢掉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卡达尔本人是非常赞成邓小平的观点，但他党内那些他的同事和他意见完全不一样，他们认为要在匈牙利推进“彻底的政治改革”，跟戈尔巴乔夫一样，使匈牙利变成叫“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室”，结果就有后来的一样的“双休克疗法”。今天你碰到匈牙利人去问一问，他们会非常后悔，他们说当时在整个苏联阵营里，匈牙利的模式是最接近中国今天的模式，它的市场化程度最高，但始终没有迈出市场经济这一步。那它当时这个，你到那儿当时去看，你就感觉它的市场是相对比其他东欧国家、比俄罗斯要繁荣的多，但是最后也没有办法，被忽悠了。
那么现在看来就是邓小平当初对卡达尔讲的三条意见，也是对中国自己的这个模式的一个很好的概括，就是：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放弃自己的优势。在这“三不”的基础上，大胆地探索进行体制创新，学习别人，借鉴别人的长处，同时也发挥自己的优势，那么逐步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那么邓小平推动这个我叫做“稳健改革模式”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也是我自己的总结，就是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辅之以必要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为经济改革铺路的，最后落实到民生的显著的改善，今天叫获得感。所以在经济改革方面，应该说中国借鉴了西方的这个市场经济的一些长处，发挥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同时也发挥了社会主义宏观平衡的优势，那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陷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的主要的经济体，而且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现在还走到了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
那么从我自己的观察来看，我们国内主要有两类人或者两种人是不赞成中国模式的，一种是我完全可以理解，就他认为“模式”这个词意味着“样板”，意味着人家要照搬，我对这部分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个分歧通过沟通是可以消失的。另外一种，他们是本质上是不赞成中国模式所包括的内容，他们非常之不自信，他们觉得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你就永远在转型，那么你转型还没有到位，所以他本质上是否定中国所做的这些，所取得这些成绩背后的原因。那么从他们角度来讲，怎么能够有中国模式呢？他说只有西方模式，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坦率地讲就是我们回望过去40年，要是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坚持，要是没有我们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恐怕中国这个国家都解体了，不要说什么中国崛起。
我一位朋友，也是一位学者，他曾经这样调侃过我刚才讲的第二种人，他带点挖苦，他这样说的，说，批评“中国模式”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中国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然而，现实的世界怎么可能没有缺陷呢？当然，美国是完美无缺的，美国的经验完美无缺，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第二，中国还在“变化”中。然而，现实的世界怎么可能有不变的国家呢？哪个国家在几十年里没有经历过巨大变化呢？当然，美国，美国200年没有变，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可以有“中国模式”。第三，中国太特殊，中国的经验不能扩散，而且扩散有害。但是哪个国家经验不是特殊的呢？当然，美国的经验不是特殊的，美国经验可以扩散，而且扩散了对他国无害，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可以有“中国模式”。当然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调侃，但也很能说明问题。
那么关于“中国模式”，我个人认为，实际上今天我们国内，包括学界，包括媒体，甚至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人，有一些误解。
那么我觉得有这么几种误解，第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模式是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那么一般现在讲得比较多的是一个美国学者提出“北京共识”的，叫雷默。那么他讲“北京共识”的时候，对中国模式的一些特点做了个概括。那么我说我们应该肯定雷默先生本人对中国模式研究作出的贡献，但是据我自己的了解和查阅，邓小平最早是在1980年就说“中国模式”，用这个概念了，80年代整个的过程，80年代他用了很多次“中国模式”，就我前面讲的，我查到有6次，可能更多，那么雷默先生到2004年才提出“北京共识”。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重要的软实力，作为一个概念来说，那么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关键所在，把这概念的发明权拱手让给外国人，我觉得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利益。这就是第一个误解，我们给它破掉。
那么第二个误解就认为这个“模式”这个词意味着一种“样板”、一种“示范”，我们不能把自己模式强加于人，所以还是不用“中国模式”为好。我的理解，“中国模式”就是指“中国自己一整套的做法、经验、思路、制度安排等等”，像我们过去4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地使用“模式”这个词的，“苏南模式”、“浦东模式”、“深圳模式”、“温州模式”等等，我想指的都是对这些地方改革开放独特经验的总结，没有强加于人的意识。你要学也可以，不借鉴也可以，或者有选择的借鉴也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误解也是可以消除的。
那么我自己在2006年的时候，曾经在美国《纽约时报》的国际版发过一篇文章，当时那个中非首脑峰会在北京召开，我的文章标题就是“中国模式的魅力”，没有引起任何误解，那么我讲的就是中国自己“一整套的做法”，我觉得可能会对非洲产生影响，因为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我走得比较多。
那么第三种误解是强调中国模式还没有完全的成功，还没有定型，所以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那么其实中国模式虽然有自己的缺陷，还在演进之中，但已经确实取得了就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坦率说是望尘莫及的成绩，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所以我说中国模式已经震撼了这个世界。那么至于讲一个模式要到定型才能被称之为模式，我们可以商榷一下。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都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的，都是某种意义上不断演进的，如果说这个模式完全定型了，不用与时俱进了，恐怕就是这个模式走衰的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恐怕就可以理解西方现在的模式，它认为定型了，包医百病最好的模式，结果却明显地在走衰。而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模式，是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一种与时俱进的模式，而且主要的特征我个人认为已经形成了，而且我会认为这些特征还会继续指导中国继续往前走。
那么下面我想简单地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高领导人，他是怎么来讨论“中国模式”的。那我个人总结了一下，他主要从三个角度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
第一是一般性地描述世界政治世界经济。比方他多次讲过，“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用一个模式解决”。那么1990年7月的时候，他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候也讲过：“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那么他经常讲，特别谈到中国革命的时候，他多次讲过“中国模式”。比方说1980年4月，他接受一位外国记者的采访，他就说了“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要靠自己的力量，革命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地输出或者输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那么他也讲过，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既然是这样的，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做。他也说，“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理，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那么这就使我想起就是60年代的时候中国和苏联之间意识形态的论战，当时有“九评”，九篇重要的评论中国发表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谈苏联要搞“老子党”，中国就是不买账，所以双方必须平等，必须互相尊重。
那么第三就是在谈我们今天讲这个“中国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1985年9月的时候，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当时我是担任翻译。那么他对加纳的客人就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你们要结合自己的情况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那么1988年5月的时候，他会见莫桑比克的总统，他明确地讲，就是“中国有中国的模式”。然后他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建议莫桑比克“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能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那么我们应该承认就是我们正式的文件中使用得比较多的还是“中国道路”，但是“中国模式”的概念现在确实用得越来越广。中国道路这个概念和中国模式的概念，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区别？一家之言，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两个概念在狭义的层面是有所区别的，你说中国道路，因为你非常明确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这更多一点意识形态的色彩。那么相对而言，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更加中性一点，主要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整套的做法。但在广义层面，我觉得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我觉得它都是指中国人自己的一整套的做法、经验、理念和制度安排。那么其实我个人觉得，“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国际交流中使用更加方便一点。
好吧，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一些思考，今天就谈这些，我们下次再继续谈这个题目好不好，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
主持人：之前我们编前会小组在讨论的时候也在讨论这个关于大家各自对“中国模式”这样一个提法的理解，刚才您也说了，有很多人一听“中国模式”就好像有点紧张，您也说了这样的紧张完全没有必要。那小平同志也说，其实每个国家都可以有每个国家自己的发展模式，咱们的“中国模式”套用一句古话，叫“弱水三千，取一瓢饮”，对其他国家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参考，您觉得最值得它们参考的是什么？
张维为：实际上任何一个模式，它背后哲学思想是最关键的。中国的哲学思想它是一种实践理性，或者讲白了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千万不要迷信任何书本，任何教条，从事实中寻找真理。现在你跟很多发展中国家学者谈，他们特别后悔。任何东西我们要先做先试验一下，看看效果好不好，比方我们改革开放特别开放，从四个经济特区开始的，所以这个特区的概念特别受他们欢迎。
叶青林（节目嘉宾）：但是我觉得张老师在讲这个“中国模式”的时候太圆滑，我们为了迎合很多人说这个太尖锐，我们不需要别人来学习我们，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可复制的，如果不可（复制），那就是经验就好了，中国经验。你要真正的要复制我的模式，不仅仅只是学我的经济模式，是全方位的，政治的、经济的、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的。您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更强势一些？
张维为：我倒真是觉得我们千万不能太天真，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中国模式虽然很好，但也只是在中国管用。你刚才这个表述本身违反了“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实事求是。一个国家的情况一定是自己最了解，所以要有其他国家完全复制你的模式，中国没有这个愿望，也做不到，人家做了可能也要失败。你说我总结的比较就是圆滑，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希望这个模式人家能够听懂，比较中性。你比方说我用一个概念叫“有为政府”，或者“中性政府”，或者叫“强势政府”。如果完全在中国的背景下，我会谈党的领导，但在国际舞台上，你说这个“有为政府”，他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但在谈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中国共产党的作用给他们做一个介绍。
许钦铎（节目嘉宾）：你别忘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老是揪着你说，你中国是不是在搞“例外论”，我们讲中国是跟其他国家很不一样。比如邓小平前领导人也讲过“中国是大块头”，当然里边内容很丰富，张老师也讲过就是“文明型国家”。不是每个国家都是“文明型国家”，但我们如果太强调跟别人不一样又不行，太强调不一样的话，你就是“例外论”了，“中国例外论”，我们批评“美国例外论”，我们也不能自己搞“中国例外论”。
主持人：不过刚才钦铎的这个角度，我倒觉得也可能是一些人的困惑，中国它带有特殊性，所以在我们的发展历程中总结出来的这个模式，别人到底能学多少？
张维为：你现在看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这个一带一路这么多的项目在推动，其中有好几个是很典型地展现“中国模式”，而且特别受欢迎的。一个是我们的工业园区模式，我们有一些智库专门给一些国家设计园区，甚至帮它建，那么这个就是中国经验的一个具体的做法。另外一个就是规划的制定，一带一路整个的方案，其中有一条规划相通，以我自己对世界的了解，多数国家是没有规划的，怎么个相通法。但后来我就是发觉，实际上你这个中国崛起之后，你提出这么个建议，人家没有规划的，它为了加入一带一路也开始制定规划了，所以这就是你的模式的，不叫输出，影响力的外溢，它要有一些政治协商，执政党跟反对党也要商量一下，尽管就是最后它能不能执行我们不知道，但至少得有一个东西。要学就学全套。就是叫什么跳悬崖要一次性跃过去这山沟，不能分两次跃，所以戈尔巴乔夫就上这个当了。
主持人：张老师再次强调“中国模式”里面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允许你按你的需求取一瓢饮，对，按取一瓢饮，不要说我整个模式给你，这个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义。
张维为：实际上这个世界之大，你比方说它有些国家它是联邦制的，它某个城市自己的自主权很大，而且它说我可以制定规划，你就来帮我这个城市做一个发展规划，这就有可能操作了。
马泽晨（节目嘉宾）：张老师说的这个我们国家探索出的这种方式，正好是这个“激进式改革”跟“保守式改革”的一个取中的这么一个选项。这时我就有点感慨，说我们国家说的所谓“中庸”的概念，有时候大家容易偏向到“庸”这个字上，说你是碌碌无为，但其实“中”很重要。通过观察其他人的例子，我们找到了这么样一种做法，也是一个哲学上，就中国这个儒家思想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源泉，能找到一个落实点。
主持人：你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注意到这里面一个很关键的词是“共同”。就是你刚刚讲的，其实寻找这个“中庸”，寻找大家的最大公约数，对不对？
张维为：对。
Q1：张教授你好，好多年轻人对中国的传统节日（比较漠视），甚至有一个同事之前问我端午节吃什么，我当时我真想抽他，真的，端午节吃什么都不知道。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咱们甚至一些学者，他要想发表一些东西，他甚至都要引荐就是外国的某些著名的人的一些话语或一些哲学思想，我就想难道我们泱泱的大国我们没有自己的指导文化吗？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飞机大炮这样的战争对于我们国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的侵入，那和被别的国家打败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张教授您个人的看法。
张维为：我给你一个简单粗暴的回答。这个问题有解，不用太担心。我这个碰到很多人，当时就说我们经过文革，这文化给摧残了，你不知道中国文化上的很厉害的一个是什么东西，他从外国的东西学过来，然后逐步逐步的，你表面看他是真的怎么这么崇拜别人，最后他全变成自己的东西，整个给它改造。二胡，中亚国家的，慢慢就变成了中国民乐的主要的乐器。现在老外都在说，说你看，中国现在小孩子会玩西洋乐器的太多了，拉小提琴，弹钢琴，特别是大城市里很高的比例，然后古典音乐中国成了最大的市场，你说这是好是坏？你可能会谴责他，但你换一个角度想想看，可能30年40年之后，这古典音乐中国全部改造过来了，真的，以后这个东西都忘了，小提琴就是中国的乐器了。
叶青林：中国文化有一个大法，吸星大法。
主持人：我们的融合能力特别强，但是反过来说我觉得，古典音乐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形式，它也是人类的共同的文化瑰宝，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也都可以来分享。
马泽晨：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一个大环境的事情，你看现在自从习近平主席开始主政以后，很多小学里头，不仅原来有象征性的有书法课，还有很多很多国风的这种课程。我不是说这样的课程可以让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喜欢上这个，这也不现实，但是它会创造一个环境，在90后00后的这个网络文化里面，国风的比例在越来越往上走。尤其江苏、上海这边这些园林的这些景区，你会发现很多穿汉服的小团体，他们在自己自娱自乐，玩得很happy，玩得很高兴。他的传承中会有点变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说一谈起这个古风文化，就是一个老者缕着胡须在竹简上写字，这是一个刻板印象。
Q2：您好，张老师您好。您之前的话有和福山辩论过那个“历史终结论”，各个文明之间，到底会因为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产生和而不同，就是融合成一种新的道路呢，还是说大家因此产生不同的道路被“加强”呢？
张维为：你看福山他是相信“文化趋同论”的，讲白了就是现在你看，大家都喝可乐，吃汉堡包，去麦当劳，穿牛仔裤，进而就是大家都要选票，对不对，然后就是民主，叫“政治文化趋同”，甚至其他文化也趋同。但他的老师亨廷顿，他认为随着全球化，随着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你对别人更加了解的时候，你突然发觉就是你和人家更加不一样，所以他认为是“文明冲突论”。这是客观事实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中国人希望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找到大家的尽可能多的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最后使这个文明冲突可以化解到最低的限度，甚至变成文明融合。
主持人：是不是如果各个地方它地区发展、经济发展不平衡，其实这种冲突有可能会更加的明显？
张维为：特别是在西方这个一神教的文化传统中，你看到实际上所谓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它背后都是这种极端势力的上台，对外国人、对移民、对少数人的群体，它不那么容忍。
Q3：张教授您好，我想请教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倾向于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就是美国的政治制度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越来越固化了，它丧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进而它失去了解决一些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的能力。那么作为对比，您认为中国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法解决的呢？谢谢。
张维为：谢谢。首先我同意你这个讲的，我也讲过，就是美国、西方，政治制度中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解决不了，一般以我们的观察，以中国人的视角，美国要进行大量的改革。你比方说控枪，对不对，这个你要好好改，否则每天这么多人都死了。但是美国这个结构，决定了你这个程序改革就要修宪，修宪是不可能通过的，它国会3/4的人通过，这不大可能的，所以你就看不到任何修宪的可能性，就是又改不了了，所以这是佐证，这个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觉得，还没有就是从结构角度来说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我们尝试这么多年，这么多时间，还没有解决好，说明它有一定的顽固性。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另外就是官员的治理。官员治理它就是你只要研究，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官僚系统产生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反复地出现。理论上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中国模式特点是它大量的试验，比方政府现在公认的，就深圳是做得非常好的，像浙江在尝试最多跑一次，这都非常成功的。所以我觉得不一定叫结构性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是就是一些深层次的很多实践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通过这一轮的改革，看能不能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