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R4y1s7Tt?share_source=copy_web

上次我们谈到邓小平非常耐心地向穆加贝介绍了他关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等问题思考，但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做了非常耐心的解释，但执著的穆加贝似乎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对邓小平又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

此时，我察觉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烦。

邓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又一次习惯性地用食指点着前方，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了的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

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邓接着说：“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

邓以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措辞，谈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大政治家是回避暴力的，邓小平不宣扬暴力，但他的切身经历使他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多少混乱和动荡。

在我的感觉中，邓的脑海里总是有一幅当年国家震荡、兵荒马乱、血流成河，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民不聊生的意象。

邓小平主政后，下了决心，把追求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结束给国人带来无数灾难的各种动荡，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间正道，一百年不动摇。

回头看来，为了制止中国再次陷入混乱，邓是作了最坏打算的。我后来替邓公做翻译，几乎每次他都谈到“中国不能乱”这个主题。不管如何评论这些年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不管中国的体制仍存有多少不如人意的地方，不管中国今后变革还会经历多少迂回曲折，但邓小平“中国不能乱”的观点似乎已成为当今中国多数人的共识，这是弥足珍贵的。

纵观邓小平关于稳定的论述，他主要聚焦几点：

一是党的领导的稳定。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首先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这个政治领导核心就中国而言就是中国共产党。

二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稳定。邓小平特别强调要保持党的基本路线的稳定，提出“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

三是人民一定要团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团结，才能统一。他指出：“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

到了1989年，当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陷入动荡，从苏联到东欧国家，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各种大大小小的动荡开始出现。

邓小平针对当时的形势发展状况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讲“稳定压倒一切”，当时中国的现实形势面临着如何保持稳定的问题。

邓小平在这一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一锤定音，义无反顾地强势回应了西方势力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挑战。

回望那个时期，当时中国有两种政治力量，一种是一批大学生所代表的，他们心中的英雄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当时也正好来北京访问，学生打出的口号是“今天的苏联，明天的中国”，英雄凯旋般地欢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观点是政治改革压到一切。

新中国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在当时的知识界不少人中间，这个口号是有吸引力的。

另外一种力量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他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愚蠢的，一定要把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其他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都一定要服务于这个目的，照搬西方模式，搞政治改革压倒一切是愚蠢的。

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认同邓小平的观点，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治大国如烹小鲜，只要保持稳定，经济上奉行比较开明的政策，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高兴，中国人勤劳，只要有政治稳定和比较开明的经济政策，人民和国家都会富裕起来，这叫雪中送炭，然后再一步一步锦上添花，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中国今天取得如此巨大的奇迹，都是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条件的。

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就我自己走访过的国家中，由和平转入动荡乃至战乱的国家就有十几个：超级大国苏联瞬间四分五裂，斯里兰卡内战爆发，孟加拉国陷入动荡，尼泊尔危机四伏，黎巴嫩重陷战火，科特迪瓦冲突加剧，索马里战乱不断，一个和平繁荣的南斯拉夫瞬间分崩离析，一分为七，一个初步繁荣的叙利亚瞬间被战火吞噬，成为“人间地狱”。

塞尔维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沃克维奇先生曾是我的学生，并为我写过一篇比较铁托和邓小平的论文，他是这样结尾的：“铁托死后，他的南斯拉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邓小平死后，他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1989年之后，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又进行了重要谈话。他回顾了党史，指出党在遵义会议以前，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做到。

他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等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大家现在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在中国发展的那个特殊阶段，江泽民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为中国的顺利崛起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历史发展还证明了邓小平的另外一段话：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

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整个国家的面貌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这次疫情防控的巨大成功，使无数国人真正感受到党的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这也再一次证明了邓小平这个论断对于人民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