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9日，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崔钟贤学术院联合主办的“北京论坛（2025）”在北京成功举行。本届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数智时代与文明共生”为主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研究员应邀参加论坛，并在“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分论坛上作主旨发言。

范勇鹏发言

  范勇鹏的发言主要探讨了区域国别学发展的主体性问题。他指出，近代欧美各国的区域国别学发展与其“主体学”之间有着紧密互动关系：欧洲国家在认识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构建起“民族国家”等理论，美国在认识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构建起“现代化”和“民主化”等理论。今天这些理论已经严重脱离时代和世界现实，回答不了世界面对的问题，在其指导下所产生的制度和政策也在不断遭遇失败；但是这些理论范式依然主导着全球社会科学研究，各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也未能免俗。

  他认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必须跳出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现代化理论等窠臼，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现实，提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理论。这首先就要求建立自己的主体性理论，即中国的“中国学”。这种中国学要在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范式。

  范勇鹏以“封建性”为例做了说明。按照西方民族国家和现代化理论，中国似乎显得不那么“现代”，但是事实上中国在各方面都走到了世界现代化的最前沿。这说明，错的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这些理论。如果从中国视角出发，以中国为方法，我们恰恰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中国是世界上最为现代化的地区，其中一个标志就是中国对封建性因素克服得最为彻底。

  他进一步分析，西方的现代化是从封建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因而其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有着浓厚的封建遗留。以政治制度为例，封建社会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封建特权（经济身份）和政治身份的关联；二是主权有限和分层结构。西方现代制度在这两个方面都保留了相当大的封建性：第一，马克思在1843年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实现了“政治解放”和“市民社会”，这一发展在当时是进步的，但是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本质上并没有克服封建性，仍然是按经济权力来分配政治权力，只是用资产阶级的财产权代替了贵族阶级的特权；第二，欧洲百万-千万级人口的国家中有一些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统一集权的民族国家建构，但是更大规模的国家很多仍采取了主权有限和分层结构，最典型的就是联邦制，本质上仍然具有很强的封建性。

  他表示，随着西方发展的停滞，其内部的封建性又一次开始上升。世界不少左翼和右翼学者开始用“新封建主义”“技术封建主义”来描述西方社会，而美国政坛背后的一些思潮开始以“加速主义”“新反动主义”为方案来做出回应。这些都反映出西方社会、西方制度面临的深重危机。

  范勇鹏总结道，如果以具有相当多封建性因素的民族国家和现代化理论来观察世界、指导各国发展，必然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些理论，包括近年来不少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像“没有成功案例的成功学”。如果以新视角来观察世界各国，则会产生一种“范式革命”，有助于我们区域国别学新知识、新观念、新理论的产生，也有利于分析当前问题和设想未来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