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研究院和观视频工作室为班底的政论类节目《这就是中国》，自2019年初在东方卫视开播以来备受关注。

近日，同名图书《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入选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张维为教授受邀做客“书香中国·全民阅读大讲堂”线上开讲，直播当天吸引了超200万网友的关注。直播之余，张教授接受了现代快报独家专访。

不同于其他倾向于娱乐化的电视综艺，政论类节目《这就是中国》可谓屏幕上的一股“清流”。

每一期节目都以最新发生的国际政治时事为切入点，既点明讲透中国模式的特点和优势，同时也直面问题，不回避尖锐、敏感的领域，向全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通过每一期主题的演讲、讨论与辩论，张维为传达了他所理解的中国道路、他所研究的中国模式、他所构建的中国话语。在最近的几期节目，他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全球“抗疫”的中国担当、中国“抗疫”中的科技力量等议题。

“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出发点，从我自己来讲，叫做原创性的理论研究。这个研究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国际比较的。我们在节目上讲这些话，到国外也这样讲，翻译成英文都没有问题，完全可以跟国际对话、辩论的，比较强势的中国话语。”

节目取得的反响超出了张维为的预料，“说明观众有这么一种需求，因为我们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了，西方世界对我们还是如此地不了解，有大量的质疑，以至于影响我们国内很多人。我们要指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让他特别高兴的是，这档节目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爱，在年轻用户较多的视频网站“B站”上，节目综合评分高达9.7分，冲进纪录片类排行榜前三。

书籍的出版水到渠成。张维为将节目半年内的27期文稿整理、修订，定名为《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分为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定力四个部分，展现了对中国力量的最新思考。

如何让高大上的理论接地气？这离不开张维为丰富的阅历。

张维为中学毕业时正逢“文革”后期，他去当了三年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张维为参加了考试，于1978年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学习英美文学专业。但自小对国际政治有浓厚兴趣的张维为，同时还在国际政治系做旁听生。张维为回忆，那时候跨系旁听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校长批准才行。“我专门去找了我们老校长，现在想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本科毕业后，张维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了两年翻译的研究生，之后被分配到外交部翻译室。

在外交部翻译室，他为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邓小平讲话的特点是非常简明扼要，经常就两个字。你要问他，在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吃苦’。人家说这长征就是要干什么？‘跟着走。’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发展’，就这样。”

做了五年翻译，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张维为前往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做同声传译。“到日内瓦之后，我特别想读书，正好日内瓦大学有国际问题研究院，就通过考试开始读研究生了。”

“在外交部的工作，每天跟各种外国政治人物接触，对国际政治的兴趣就更浓厚了。另外当时做翻译那段时间，我们可以叫做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那时中国领导人谈的都是改革开放。所以在国外念博士时，我就想能不能用这么几年时间，将中国改革开放整个过程梳理一下，从1977年开始一直梳理，我当时做完是1994年。”

因为做的是中国研究，张维为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意识形态。“当时每年都回国几次，实地考察很多地方、采访很多人。之后也一直是做中国研究，后来回来次数越来越多，我就考虑回来了。”

在外交部任翻译时，因为出国机会比较多，张维为去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到1988年离开外交部的时候，去过将近30个国家。

也正是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张维为在北京接待了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因为比较熟悉，我天天陪着他们。我就问他走过多少国家？他说数不清楚，100多个。”张维为回忆道。

“我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够走100个国家？”这触动了张维为，在日后做翻译或者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到一个国家，就有意识地到周边国家也走一走。“当时不容易的，那时候签证很难办。”去的国家越多，张维为的感触也越多。走到106个国家的时候，他开始动笔写“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中国震撼》，该书后来销量突破百万册。

 “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西方国家我一个没落都走过，这可能使得我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整体的把握。一些人虚构了一个无比美好的西方彼岸世界，但我们这些长期在西方生活的人，觉得你要实事求是。西方国家确实有它的长处，也有它致命的短处。”张维为说。所以他们团结了一批学者，到上海来做事情。

经过将近十年的发展，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为代表的一些研究机构与学者，通过长时间的理论研究，已经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比较完整的、原创性的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的研究成果，“这让我们能够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把世界的事情讲清楚。”

2011年6月，张维为在上海与《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就五个关于世界形势的问题进行了辩论。1990年代，福山曾以一曲“历史终结论”呼应冷战局势，认为各国政治制度将很快趋向欧美，这一理论曾引起很大的反响，至今也时常被人提及。

“我们中国学者看问题可能更为透彻，我当时就告诉他：‘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福山接受法国《观点》杂志采访时曾承认，这次抗击疫情说明，体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国家能力，特别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为什么我的预测比福山更准一些？因为我相信中国人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相信邓小平讲的‘听过枪声和没有听过枪声的士兵，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要你相信实事求是，就一定会得到同样的结论。那就是政治研究一定要有实地考察，要接地气，了解一个地方的政治文化。”张维为说道。

问答环节

Q：您平时喜欢阅读什么类型的书籍？请分享一下最近的阅读。

张维为：年轻时候看小说比较多，后来看得少。在大学最初读的是英美文学专业，那个时候小说也看得多，后来自己兴趣逐步转到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所以看这个方面的书多一点。所以现在也是比较喜欢看这方面的书，也看一些哲学书、历史书。

我想要给大家推荐最近在看的一本书《美帝国的崩溃》，作者是挪威的一个资深学者，叫约翰·加尔通。不论预测得准还是不准，他许多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应该说是对我们有启发的。他提出一个颇有见地的概念，叫作“魔力”，即帝国对世界的统治靠的是“魔力”。2020年的抗疫溃败无疑是美国模式乃至整个西方模式“魔力”消失的关键年，这将是这次疫情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同时，我想这也是中国力量走向世界的关键一年。

Q：接下来会有什么新作？

张维为：关于整个“战疫”，我想出一本书。在我们这次《这就是中国》节目里讨论的基础之上，再把它加以比较全面的概括，然后写一点东西出来。因为我觉得很明显，这次“抗疫”是改变历史格局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大事情。我老讲人类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刻，也许就几天几个月，之后，世界就不一样了，这次我们会看到。

Q：为什么您说90后是中国最自信的一代？

张维为：90后是互联网第一代，他们比父辈了解得更多，所以就自信起来了。我走了100多个国家，我觉得我们很多地方做得比人家好，所以为什么不自信？我觉得中国人最应该自信起来。我们要自信地平视我们的对手，平视西方，能看到他们的长处和短处，我们的长处和短处。我们中国人有强烈的民族复兴的情怀，我担心没有这样的自信的话，民族复兴是实现不了的。但现在我们从大数据可以看到，我们的年轻一代，特别是90后一代，可能是中国近代以来最自信的一代，所以我的担心已经大大减少了。

Q：您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力的践行者。可否谈一谈阅读对您的影响。

张维为：读书很重要，思考更重要，通过读书学会思考，学而不思则罔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真理。我自己这些年一直致力于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这种解构和建构往往先是从经验层面发现问题，然后从理论层面进行思考，这样得出的结论，形成的理论比较扎实，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