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引起全球高度关注。”
“‘系统观念’是我们中国发展的自身逻辑的一个必然产物，也是一个必然要求。”
“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变化，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
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擘画了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蓝图，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在东方卫视7月22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围绕这次会议展开了探讨。
【张维为演讲内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引起全球高度关注。
为什么三中全会如此引人注目呢？我想一是历史经验，二是现实原因。
从历史经验来看，全世界现在都知道，中国许多重大变化都是在三中全会上定下的。最有标志性的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开启了震撼世界的中国改革开放伟业；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它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了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新篇章。
从现实原因来看，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连续十来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30%以上。也就是说，世界经济每增长100块钱，其中至少30块钱是中国贡献的。正因为如此，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战略部署的本次三中全会，自然引来全球关注。
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往何处去是各国都在关心的问题。世界是走向以邻为壑、逆全球化、单边主义、集团政治，还是走向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我想中国人今天的抉择、今天的行动可谓举足轻重，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
这次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党的全会做出的决定几乎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会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的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其中排第一位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海外不少媒体都就此发表了评论。比方说，BBC网站引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Bert Hofman（郝福满）的观点。
他指出，关于中国经济模式的表述，这次会议延续了“两个毫不动摇”，也就是毫不动摇地支持国有经济、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国有经济；而比较十年前的表述，这次全会公报的表述是“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系统部署的其它部分也很重要，它们是“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
海内外媒体普遍关注到全会在谈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经验时提出的“六个坚持”，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我想这些经验无疑将指导中国下一阶段的改革。此外，会议提到的“引领全球治理，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引起了《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
大家也普遍注意到，《决定》涉及的问题已经十分具体。比方说，“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还要加强舆论引导，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等等。
一些西方媒体在全会召开前发表了不少对中国经济的负面评论，但它们很快就被打脸了。
全会开幕的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16836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这个指标放在全球，都是可圈可点的，中国的经济表现明显好于美国，好于欧元区，好于日本。此外，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21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6.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彭博社网站7月16日刊文指出，中国现在更关心的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不是高的速度。
文章指出，习近平对技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长期追求开始真正取得成效了。与日本和美国在房地产市场下滑时所遭受的严重经济挫折不同，中国的技术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出口的繁荣，帮助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5%左右的目标。
文章认为，如果北京能够持续地破解美国对华采取的遏制行动，那么高科技产业占中国GDP的比例，将从2018年的11%增至2026年的19%。再加上“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这一比例到2026年可能会扩大至23%。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注意到，中共理论刊物《求是》在全会召开期间刊发了习近平的文章《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它引用习主席的话：中国的发展“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文章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霍克希尔德近日也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他指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力量，其内部政策的调整与变革对国际社会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心脏”，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之一，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出口，在很大程度上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中国的改革理念对全球治理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俄新社则发表了一篇俄罗斯学者德米特里·科瑟列夫的文章，标题是“西方浪费了时间——中国仍将是领导者”。文章这样说的：西方浪费时间，中国规划未来，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必将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从经济角度而言。如今，你能在全球各种媒体上找到无数的评论，谈论以往中国的三中全会如何决定了未来多年的经济走势。
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为何引来全球瞩目？这有几种回答和几类感兴趣的人：投资者想知道钱往哪里投，左翼的思想家正在屏住呼吸，看着掌舵者的动向……此次会议可能事关未来几年整个世界的命运。要知道，中国是世界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2023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32%。
同时，中国还受到美国的攻击——美国的目的是至少推迟中国的崛起。那北京将如何应对？如何自卫反击？关于中国经济是好是坏的信息交锋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唱衰者的模式千篇一律，但北京总是用数据给予回应。比方说，最新统计数据已经出炉：今年前六个月中国的外贸增长6.1%，其中出口增长6.9%。
在美国，尽管没有人宣称这次会议关乎美国经济，但战略家已经吵了起来。他们有的说连续几届美国政府都在空谈转向亚洲，而事实上，美国浪费了时间，被欧洲的事务缠身。还有一些人呼吁不惜一切代价遏制中国。这些战略家正以防范戒备的心态对待中共召开的这次三中全会。
不过，对全会神经过敏的人注定要失望了。这次全会的《决定》与其说是瞄准外部市场，倒不如说是为了推动国内的改革和进步。这不难理解：上个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对外贸易，但目前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有14亿消费者的中国国内市场越来越关键。会议决策的分量将是举足轻重的。无论如何，中国清楚这个时代将面临怎样的局势，而且将全力以赴地认真对待。
许多西方媒体在报道三中全会时都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要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今天几乎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而迅速崛起的事实，这表明世界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显然不止一条，这对“全球南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意义重大。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的主席舒曼，不久前也坦率地表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继续推进，以及我们西方可以从中学到什么，都将非常有启发。”
最后，我想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名言来概括我此时的心情：“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有这样的政治气魄和历史担当，敢于大刀阔斧、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也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推动这么大范围、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力度的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我想这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这些年一路走来的共同感觉。
【圆桌讨论】
主持人：国内外高度关注二十届三中全会。张老师您刚才在演讲当中引用了一些外媒观察的视角，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放在经济上，比如说像新质生产力等等。
张维为：我觉得这也是比较自然的，回望过去45年，我们三中全会确实侧重经济的比较多。我看了外部世界的许多报道，一种还是充满偏见的，跳不出原来的框框，包括我演讲中提到的唱衰中国经济；另外也有一些我觉得是比较客观的报道，有些也比较深入。
比方说新质生产力，它涉及到生产者、生产资料、生产对象、生产关系等，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来看的。生产者或说劳动者，涉及劳动力的素质，看有没有工程师、科学家、产业工人等；生产对象，涉及如何整合和运用大数据等；生产资料，包括你的电力配备怎么样、其它的配备怎么样等等，还有对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将产生什么影响，它们需要做出什么调整。这样来看的话，你就读得懂中国模式了，它有丰富的内容，它是很精彩的东西。
范勇鹏：新质生产力是最近外媒关注三中全会很重要的一个点。从大的方面讲，现在世界对三中全会的关注，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在过去这些年，从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到俄乌冲突、巴以矛盾激化，以及相关事件对全球航运带来的影响，全球经济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从世界角度来讲，很多人太需要有这样一种积极的信号，所以很多人确实是希望从中国的三中全会中感受到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些判断。
谈到新质生产力，确实还有一个角度，就是现在很多国家从中国经济中看到了一种新的思想解放。我这些年越来越感受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事情我们是习以为常的，但是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讲，是一个没有想到、没有见到的新东西。所以新质生产力就是代表这样一个方向。比如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库恩基金会的主席罗伯特·库恩就说了，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新质生产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给世界提供了很多新的理念、新的方向、新的信心。
主持人：刚才张老师也说到一句话，以往三中全会比较侧重于经济方面，可能外媒的关注点放在经济的比较多。此外，我们这一次三中全会，包括《公报》当中的内容也提到“六个坚持”，当中有一个坚持就叫“坚持系统观念”——这句话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当中也有。“系统”这个概念，在当下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张维为：实际上从党的二十大开始，系统、体系、制度改革等表述提得越来越多。我记得当时总书记谈“以人民为中心”的时候，就提到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这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全会提到“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有一整套做法，现在要进一步完善，进一步系统化、体制化。还有财税系统的改革，中央的税、地方的税，比例怎么分配，这又是一个系统，它必须整体推进。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落实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上。
范勇鹏：对，这个“系统观念”，它是我们中国发展的自身逻辑的一个必然产物，也是一个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前一个阶段的任务相对单一，矛盾也相对简单——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各方面都获得发展，同时也出现很多新的问题，之间的关联就变得更加重要。
宏观性已经在提升，我们要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宏观驾驭这样一个改革的进程，也就是说我们要跃升到一个更宏大的层次上来关注改革目标。比如说，党的十八大就提出“治理体系现代化”，到党的十九大，我们就把“全面小康”、“中国梦”、“伟大复兴”等这些大的目标摆出来，它从方法上就必然要求我们要采取一种系统的观念。
主持人：总书记说“两个结合”，其中一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系统观念就非常好地体现了这个“结合”，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反映，也跟我们一直以来在各方面的具体实践紧密关联。
张维为：从改革开放进程来说，过去我们常说“搞活经济”，简单讲，就是把人口从劳动效率低的农村转到效率高的城市；但现在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农民进城之后，他们的孩子也在城市，有了从托儿所到中小学教育的需求等，另外，他们农村土地、宅基地怎么办？所以这次提出了“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这又是一个系统。
主持人：对，所以我觉得，对系统观念的坚持，对我们个人来说，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们看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全局视野，有了一个更开阔的格局。另外这次大家也非常关注一些新的提法，比如“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张维为：我觉得这个提法挺重要，而且我看《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这两家西方影响力最大的媒体都报道了，它们很敏感地抓到这一点。它们当然有它们的偏见，认为中国要影响全世界了。
中国这么大一个板块，全球治理涉及的几个关键问题，如消除贫困，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做得最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到中国之后，发现中国的扶贫经验总有一款适合他们。最近我就看到报道，湖南与非洲的合作非常多，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到很多轻型农机、重型农机等工业领域都有与非洲的合作。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环境都不一样，来自全球南方不同国家的人都能找到对他们有启发的东西。总书记这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大会上也讲到，建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很多经验我们可以和南方国家分享。比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也做得比较好，像电动汽车、电池、电机、整车这些方面的标准怎么和“双碳减排”标准结合在一起，中国可以提出很多建议，这也会影响全球治理。
范勇鹏：对，确实有这样一种需求，而且现在世界范围内的这个需求很大。因为过去这些年，全球治理毫无疑问出了很多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治理体系，首先得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公正的体系。但是你看过去这些年的世界贸易体系，很多国家在搞“小院高墙”，特别是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实际上破坏了全球的贸易体系。在全球安全架构上，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西方人在抱团搞“新冷战”思维，实际上也破坏了这个世界的治理体系。
世界确实需要这样一个方案，而且我们中国确实呈现出了提供方案的能力。比如沙特和伊朗的和解，比如巴勒斯坦问题，我们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引领未来的全球治理”，其实背后也有我们这样一个系统观念的优势。因为全球问题一定是个系统问题，从任何单一的角度都是解决不了的，而我们中国人从一开始解决这些问题，都是抱着一种全局的、整体的思维。比如我们提出的“三个全球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有一个宏观的框架，能够在里边有机地解决各种问题。我觉得这是中国能够为世界作出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主持人：其实不管是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精彩实践。全会也说顶层设计要和具体的探索实践相结合，其实就是各地的这些智慧也要进行一个汇聚，跟顶层设计进行互动。您刚才说到美国西方搞“小院高墙”，其实就是不开放。而这次全会鲜明地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这句话是落地有声的。总书记一直说，我们在发展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用开放来解决。
张维为：我举个反例，美国现在是“非开放”、“非系统”。我看到美国的一个智库不久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制裁华为，结果发觉制裁不下去了，因为美国立法部门通过的法律不光是禁止华为产品，也禁止美国采购其它购买华为产品的外国公司的产品，如瑞典的、德国公司的产品，这就难办了，因为华为已经无处不在了。
美国没有系统的观点。对新疆棉也是如此，他们制裁新疆棉，结果发觉他们生产的火药和炮弹需要硝化棉，而这些也是需要新疆棉才能生产出来的。
范勇鹏：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在讲开放，但是不同时期讲开放，我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讲开放，我觉得里边更多了一些自主性。现在是一种真正的、健康的、互动的开放，我们继续向世界打开大门，同时世界可以从我们身上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包括新能源等新产业，以及很多科技方面的成果。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开放”这个概念，已经不仅仅对中国本身具有意义，中国的开放也成了世界和平的“压舱石”和世界发展的重要保障。
主持人：我觉得范老师刚才这段话很有道理。以往咱们一说开放，好像就是“大门打开，我走出去”，其实现在这个开放里头有很强的双向意义。
张维为：邓小平最初提出改革开放，他是总结历史教训，我们过去闭关自锁，弄得信息不通，不了解外边世界发生了什么。回头看，如果我们当时了解欧洲已经发生了工业革命的话，中国人有学习别人长处的传统，我们会想办法赶上去的，不会错过工业革命的。
另外，邓小平一直认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经得起国际比较的国家。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去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他觉得那些国家原来跟我们的差距不大，甚至不如我们，结果比我们发达了，所以他很着急。这也是推动开放的一个主要动力。现在我们更加自信了，中国已经经得起全方位的国际比较了。我们现在是双向开放，特别欢迎你们来；你们越封锁，我们越开放。
主持人：其实“开放”这个理念对每个老百姓来说都已经深植于心了，大家都完全知道开放的力量在哪里，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不开放是对的，都觉得开放是对的。所以这些年大家也一直在讲“制度型开放”。比如自贸区，我们前段时间去新疆的喀什地区做节目，交流的时候，当地的同志就一直在讲自贸区的作用，这个就是对“制度型开放”的一种先行先试的探索，后面可以在各个地方铺开。
【观众互动】
观众：国外的政府、企业及投资者都在密切关注三中全会，以此来了解中国的经济走势和市场环境。那么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变化，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维为：实际上外国的企业，特别是现在有很多企业在欧洲待不下去，因为俄乌冲突带来能源等各种费用的上涨，因此它们在寻找出路，它们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对外开放到什么程度。外国还有很多咨询公司也非常关心，以便提出各种各样的报告。从政府角度来讲也是一样的，都想帮助自己国家的企业在中国市场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们也会很关注三中全会可能带来的变化。
范勇鹏：很大程度上，企业家和投资人是最实事求是的一群人。过去这些年，国际上很多舆论，比如西方某些媒体，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公知，经常会散布、炒作各种各样的负面消息，但你看从中美贸易战以来，到今天这么多年了，国际的投资者和企业对中国始终是抱有高度的兴趣和希望期待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知道中国是在发展的，知道中国内部的优势在哪，他们比那些媒体人、政客要清楚得多。
国际上这么关注三中全会，其实就是希望三中全会开完之后，给大家一个“定心丸”，知道未来的可预期的方向在哪。
观众：其它国家有没有像我们中国三中全会这样，为未来制定具体方针路线的会议？它们为什么没有受到像我们中国三中全会这样高的全球的关注度？
张维为：严格讲来，多数国家原先是没有规划的，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兴起，有些国家为了加入“一带一路”，开始有规划了，现在连拜登政府都公开讲产业政策了——这对我们国内的公知是很好的教育，过去他们觉得自由主义经济怎么能搞产业政策，结果现在拜登整个团队都说要搞产业政策。
但是拜登他们搞的很多做法是落实不下去的，因为背后的机制不行，都是游说集团在那儿游说，最后都要把自己的利益放进去，结果形成的计划不是真正符合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利益。这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用“文明型国家“理论来表述，它要由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来整合，才能真正进行规划并付诸实施。你仔细看，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古巴有，越南有，甚至老挝也有，但它们到现在为止，实践成功的比例比中国低很多。我老讲中国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就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国家，世界上不多。
主持人：即便有的国家有，但是它的实践效果不是那么理想。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所有的发展、规划、构想，到它的落地实践、最后出成果，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家越来越清楚，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核心领导力量，很多事情根本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大家越来越能够体会到党的领导它的力量和生命力所在。
范勇鹏：是的，这是一个关键。现在确实有很多国家在做各种形式的规划。但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支力量，是中国的规划能够科学决策，并能落实，能持续性地做下来的一个根本保障。
观众：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有很多庞大的、宏观的策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解读这些庞大的策略，并且与我们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
张维为：三中全会开幕那天我正好在香港，我在他们公务员学院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当时也有人问到类似问题，就是香港怎么参与国家的规划和建设？我当时用大湾区作为一个例子来解释——大湾区这样的规模，又靠着深圳，是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这本身提供了很多发展的机遇。
实际上，三中全会可看作对中国模式的一个展示。中国的规划跟其它国家的规划不一样，我们有党的领导，规划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是要落地的。
前面说到的那个库恩，他是我的好朋友，他介绍中国模式有一个诀窍。当时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很多人以为只是一个口号，但他说他到中国各个地方，碰到当地领导就问一个问题——“你们这个地方准备怎么落实‘科学发展观’？”结果发现各个地方都有具体的落实方案。比方说，你准备在上海发展，你可以关注上海市人民政府准备怎么落实中央三中全会的规划；最终都会有具体的落实方案的，这些方案中可能有几条跟你今后的工作非常有关系。
中国模式有个特点，规划本身也是一种供给，这个供给会产生需求。找到这个需求，然后找到你的机遇。
范勇鹏：我们这个党和国家的规划、大政方针政策，跟我们个人是息息相关的。像这次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我觉得年轻人尤其要认真地读，你未来选什么样的专业、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进入哪些行业，从中是能够作出一些战略判断的。
另外，我们今天主要探讨世界对三中全会的关注，所以大家可能聊得比较多的是经济、产业、生产力方面。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届到二十届，关注的全局性是在不断提高的，里边有很多点今天国外媒体不太关注，但其实对我们很重要。比如，对“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强调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三中全会提出，我们未来的发展要更加强调“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主体，这是一种人民广泛参与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个以“人民”为目的、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发展。
张维为：我给你举一个我觉得也值得关注的具体例子。现在中国出现老龄化，“以人民为中心”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照顾好老年人，发展“银发经济”。“银发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
以上海为例，上海提出了一个大致比例：70%居家养老，20%社区养老，10%机构养老。这当中就会形成许多新的需求。比方说居家养老，它就涉及不少产业，如住房的适老化改造，包括卧室的改造、浴室的改造、机器人的使用、人工智能的加持等。这个方案上海早就在做了，而现在三中全会之后，你就可以研究一下它将如何影响相关方案的变化。
我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你可以举一反三。许许多多的行业都会出现变化，出现新的机遇。
主持人：具体到每个人，虽然大家所处的领域不一样，但是都跟三中全会的整个精神、整个宏伟蓝图的规划落地有紧密的关联。大家如果去看三中全会的《公报》《决定》的内容，你会发现，如此地坚定、如此地理性、如此地具有可预期性。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点燃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信心的来源。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不管在哪个领域，都可以从三中全会感受到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