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中国文化中，政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中国上古就产生于万国之合，地大人多，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死是不容儿戏的。因而《尚书》中不断重申要对治国理政抱着极其敬畏甚至警惧的态度。

  比如《尚书·皋陶谟》里边就讲“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就是说治理国家的时候，要时刻保持警惧的状态；《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治理国家要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马拉的车，当然要高度警惕；《尚书·汤诰》中也说要像面临深渊那样“栗栗危惧”。这个精神在《诗经》里边表达为“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中国领导人多次引用这句话，就是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保持清醒头脑，既要戒惧谨慎，也要有一种临深履薄的勇气和担当。

  第二，政治责任要求如何对待人民呢？

  大家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搞选举才能让政府对人民负责。”可惜我们看到的西方式选举是一种时效性很短的临时性授权，通常只有四五年，那么政客的一个理性选择就是：“我先吹牛承诺，迎合选民，上台再说”；一旦上台，“我也不需要去兑现承诺，因为我要忙着几年后的竞选了”；等任期到头，拍拍屁股走人，“哪怕我身后洪水滔天”。

  但是我们的选举是非常不同的，因为我们党的领导决定了我们是一届一届“接着干”，而不是“对着干”，每一次选举不会清零上一届政府的责任。《尚书》很早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比如《尚书·大禹谟》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前半句就是说不能为了迎合百姓而违背治理的大道，后半句是说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利而违背百姓的意见。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真正地对人民负责，决不是去盲从迎合一时一事中呈现出来的短暂“民意”，而是要认识真理、坚守正道。在今天这样一个移动互联时代更是如此，这就要求治国者要居心中正，心存大道。

  当然，《尚书》那个时代这样讲，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贵族阶级对人民的统治。我们共产党人不同，人民立场是我们的根本立场。同时我们党也是人民的先锋队，我们要肩负教育人民、领导人民的重任。正如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在中央党校的一个讲话中所说，共产党员要当学生，也要当先生。当学生是向人民学习，当先生就是要教育、引导人民，要有当先生的精神，但没有当先生的架子。

  第三，政治责任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天下为公”和自我革命。

  西方政治制度自称为“民主”，但是不管是汹汹民意所造成的多数票的压制，还是所谓的宪政程序所造成的少数人的专制，它其实都是某些集团私利压倒了整体公益。在这样的制度下，一定会出现代表私利集团的政党，互相争权夺利，派性至上。

  而《尚书·洪范》篇就提出“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要求治国者要遵循公正的大道，不能偏向任何特殊利益，不要结党营私、以私废公。这个理想就凝练在“天下为公”四个字上，“公天下”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个神圣理想。但是直到我们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能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践行这个理想。党从建立起就是为了人民利益，追求“天下为公”，到建党百年之际，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坚持“天下为公”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中国人就产生了最早的革命精神。

  根据《六韬》的记载，姜太公有一次跟周文王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他的意思就是，不管任何人、任何政权，如果追求门户私计，不能践行“天下为公”，就必然会失去天命民心。

  因而，《尚书》在不少篇章里边都讨论了革命的问题。比如《尚书·召诰》就讲，“不可不监于有夏”、“不可不监于有殷”，无比重视夏商亡国的教训。《尚书·仲虺之诰》里也说，夏桀失德，陷百姓于水深火热，而商汤吊民伐罪，所以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尚书·泰誓》则直接把商纣王称为“独夫”。因而商汤和周武的革命，在《尚书》里看来是非常伟大的，在《易经》“彖辞”里被定性为“顺乎天而应乎人”。

  时至今日，我经常在重温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时读到的那几句话——比如“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都会联想到《尚书》中的这些篇章，能够感受到一种数千年历史的回响和升华。

  汤武革命之后，他其实也面临着一个怎么不失掉天命的问题，所以《尚书·仲虺之诰》就强调要“德日新”，每天都要自我反省，这种维新精神同样也体现在《诗经》里的“维新”和《礼记》里的“日新”这些思想。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党提出了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这无疑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呼应、升华和创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政治智慧和政道思考。

  《尚书》是我们政治智慧的一个宝库，我今天只能挂一漏万。

  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繁荣景象，文化、考古、服饰、建筑、艺术、民俗等领域都焕发出了传统之美。不过我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精华最核心的部分还是在我们的经典文献里，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政智慧。

  像《尚书》这样的经典，它不仅仅是儒家的经典，它也是道家的、墨家的、法家的等等各种思想共享的经典。这些经典里的智慧，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国学或者历史文化研究所能够涵盖的。

  经典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常读常新。比如近代的仁人志士，包括我党早期的革命家，很多都是从经典中去重新挖掘和复活了很多东西，比如经学，比如墨家、法家、佛家的一些宝贵思想，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新生。经典也回答了很多人类普遍性的问题，有利于我们理解和应对未来的新挑战，需要我们从国际比较和现代科学的视角来不断地重新发现。

  今天我们的经典教育和普及还非常不够，对传统文化的激活和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伴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大爆发。

【圆桌讨论】

主持人：刚才范老师作了演讲，从中国的优秀历史典籍当中来寻找我们的政治智慧的一些根源，第一点政治责任，这个是我们整个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特质。从这一点来谈，我想先问问张老师，东西方为什么对政治责任的理解会那么不同？

张维为：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中国历来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从整体把握、从“道”来把握“术”的思维方法，特别是今天讲到《尚书》，你看它整个叙事都是从“道”、“道统”出发来讨论问题的，而西方传统上是小国林立，非常注重“术”。

举个例子，西方现代政治学的鼻祖是马基雅维利，他从“术”的层面讨论了很多问题。比方说，孔子讲“政者，正也”，这个“正”在中国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要求领导人要有正直的品行，要有整体判断能力、保持公正不阿主持公道的能力。而马基雅维利是怎么说的？他说一个君主必须appears to be，就是说，君主看上去一定要有“正直感”（integrity）。你再看现在的西方政治，很多政客连“看上去”都不要了。所以西方政治在“术”的层面玩来玩去，最终走衰是必然的。

现在你重新看《尚书》，如《尚书·尧典》就谈“选贤与能”，那个时代就谈这个话题了。国家面临洪水滔滔，怎么办？我们要选一个人能够战胜洪水，先是鲧，鲧九年战胜不了，再选一个更好的，选了禹，大禹治水，由堵转为疏。尧本人选接班人，他没有传给他的儿子，他要选贤，看哪个人最好，不传子传贤。这些做法我们四千年前就有了，这种传统影响至今，很了不起的。

从这个角度比较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别，一个聚焦“道”，然后从“道”出发来关注“术”，一个是直接由“术”来统领一切，结果双方政治制度品质的差距就越来越大。

主持人：所以我们说“两个结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中国优秀的政治文明，都可以在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找到根基。

范勇鹏：对，您说到中西方政治传统的根源，其实如果往深里挖，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就是生活方式不同。

中华民族是人类最早的也是最大规模的定居文明，因为定居，所以你要在这块地方经营、耕耘，你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相比来看，历史上大多数文明都是产生于游牧、游猎，很大程度上它们是靠天吃饭的，这个责任不在我，在老天，大不了换块地，所以游居是常态；而对中华民族来讲，我们的生存都取决于我们怎么经营好这块地，所以产生了一种很强的责任意识。这是从历史根源来讲。

从现代根源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资本主义。

因为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它们的统治阶层都是直接站在统治者的位置上来统治的，所以不管是中世纪欧洲的贵族，还是中国先秦，像商周的这些贵族，他要统治国家的权力，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到了战场上，贵族要去带兵打仗，要牺牲的，对吧？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所以它就要求产生某种责任意识。

但是现代社会产生了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由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形成的一个社会，他们采取一种间接的方式来统治这个社会，比如通过代议制、通过议会、通过选举等等，真正的统治阶层是隐藏在这个国家的政权机构后面的。那么这样一种制度自然就产生了一种“利润我拿，责任你担”的甩锅机制，背后的真正的统治集团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的。

而我们中国，因为我们不是资本主义，我们是人民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以从历史根源和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上来讲，我们都是无比强调政治责任的这样一种文明。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今天讨论《尚书》特别好，我们经常讲这个观点，就是中国人民为什么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制度，这和我们文化基因中有很多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有关。

仔细看我们今天经常引用的关于中国政治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关键概念，许多都源于《尚书》。比方说民本主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源于《尚书》；还有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源于尧选择舜的标准；还有“天下为公”，也是来自那个时候，背后是对夏、商灭亡的汤武革命的反思，反思为什么会发生革命。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政治智慧。

主持人：这《尚书》成书于几千年前，但是它对于责任的认知、对于道、对于所有的具体做法的认知都那么成熟，而且还一直影响到现在。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要赞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它到现在都还带有现代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张维为：你还可以比较欧洲。比方说中国文化是最注重家庭的，但是西方从柏拉图开始就认为，家庭是属于女人的，男人应该到外边去，到广场上去，搞广场政治等等。而现在几乎所有研究都证明家庭教育对于人品的成长、对于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是多么地重要。

主持人：就像刚才范老师分析西方的一些政治理念的起源是一样的，它是流动性的，它不需要对这片土地、不需要对以我为中心或者我周边聚居着的这几个人负责。范老师刚才演讲当中还说到了对人民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就是我们建设一个好的国家、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时对人民负责任。我觉得这个负责任的理念也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是不是也是中国特色？

张维为：对，实际上中国政治文化中，民心和民意是略有区分的，两者既相连，又不完全一样。民意更接近于我们现在讲的公众意见、公众看法，而民心是一个相对更长期、更稳定的东西。所以孟子讲的是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的份量比民意更重。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要对整个民心负责，对整个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负责。这就是我讲的“文明型国家”，它是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的。

从这一点出发，你就可以挑战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它关注的是此时此刻的部分选民，年轻人喜欢这样的选择、老年人喜欢那样的选择，最后是51%：49%，51%就胜了，赢者通吃。这个制度不对下一代负责，不对国家的整体利益负责，所以它必然是要出大问题的，必然是一路走衰的。

范勇鹏：对，人民是一个整体，所以这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人民的某一部分和另一部分的意见是有矛盾的，还有就是有时候人民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会表达一些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没有经过理性思考的意见，这个都是正常的。作为治国者，既要听到人民这样的声音，也要去辨析里边正确的东西和偏差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治国者必须在心中有一个“正”，有一个真理，要知道什么对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是对的，然后要坚定不移地做这样的事情。

这一点在今天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它就强调民意，而过于迎合这样一种民意会带来很多荒唐的现象。最典型的比如大麻合法化，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推进大麻合法化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明他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知道大麻是有害、是会造成后果的——他说，虽然大麻会让人堕落，但是人民需要它，我要给人民。他实际是一方面在迎合民意，要得到选票，另一方面又要撇清自己的历史责任。从中国传统来看，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做法。

主持人：其实我就在想，刚才我们讲那么多，包括对人民负责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定力。因为这样那样的声音总是很多的，怎么在诸多声音当中去辨别主流是什么、率先要解决的是什么、哪些是我们要通过怎样的方法去长期性地解决它，这是考验定力的。

张维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网”、“政治家办校”，否则你就是政客，而政客就跟着舆论走，被舆论裹挟，结果最后都是短视的政策，最终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金钱卷入政治的时代，网络水军充斥的时代，这个时候更需要有政治定力和判断力，认清什么最符合中国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

范勇鹏：在移动互联时代，甚至还会出现假民意。另外我再补充一个也是很重要的角度，就是民意有时候即使是真的、是对的，那么有没有现实的条件去实现它，这也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比如明末大儒王夫之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做官员不能有“求成求可之躁愿”，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哪怕是正确的事情，也要在它的条件具备、让它各方面的因素都能够汇集起来，我能够做到的时候，我再来做。

主持人：就像当年香港“修例风波”闹得那么凶，大家其实都很着急，最后出台香港《国安法》，出台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安排，然后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就是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而这个等的过程就是在考验定力。

在《尚书》当中，特别说到像“维新”“日新”，这个我们普通人都知道，就是要不停地刷新自己、要迎接青春的自我。其实中国共产党也是学习的政党，也是自我革命的政党，善于不断地谋求进步。放眼世界上其他的政党，这点是不是比较难有？

张维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中国政治文化非常可爱的一面，“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人拥抱新事物的热情举世罕见。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明见过大世面，它会平衡，利大于弊的时候，它就勇敢去做，如果是先进的生产力，我们就勇敢地拥抱它，然后在发展中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这不光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风格，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老百姓也是这样的，他拥抱新的东西，但他是守正创新，没有丢掉“本”。总体上，中国人善于借鉴别人的长处，但不盲从。

主持人：先把正道守住，在正道的基础上，我们有大量的实践，然后再去创新。

范勇鹏：所以有时候我真觉得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又最新的一个文明，真的，有时候自己都觉得特别敬佩。包括像“维新”这样思想的出现，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就规模要足够大，第二历史要足够久，有足够多的历史经验，才能产生出这种特别智慧的理念。

像《尚书》里边，很多篇章都充斥着一种难——治国之难。这么大一个国家，尧舜禹到夏商周那个时代，放到今天的世界上都是个大国了，所以治理起来真的是很难的。这就要求你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同时又要勇于担当，不断地去面对新的条件、新的环境，做出新的变化。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商汤王洗脸的一个盆里边铭刻的一句话，说明商汤王每天早上起床洗脸的时候，都会看到水的倒影里边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几个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真的是很可贵的。

另外，从《周书》之后，我们看到的是革命之难。

周原来是个小国，偏在一隅，是陕西地区渭水流域很小的一个小邦，周人都管自己叫“小邦周”，结果不小心灭掉了超级大国“大邑商”，把它灭掉之后，周人心里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我凭什么把它灭掉？那只能说是天命。但是天命给我了，我能不能守得住？我如果像商一样腐败、动荡，然后搞各种残暴的手段，最后天命一定会走的。”所以周人就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天命观，认为必须要不断地更新自己，才能够维系下来。这些东西，如果你放到一个没有很久历史、很大规模的文化里，它很难产生出这样一种强烈的维新观念。

我们现代的很多理念，包括马克思主义，包括很多思想的更新，比如像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的“窑洞对”，包括我们近几年提出来的解决历史周期律的“两个答案”——人民的监督和自我革命，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伟大的历史的回响和升华。

主持人：周王朝说天命如何去珍视，用现在的大白话说，就是要珍惜任何的基于人民对你的信任的托付，这样你就会有真正的责任感、历史感，然后就会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做好，以回报人民的信任。

【观众互动】

观众：孔子在《论语》中提到了一些不同的治国理念和策略，比如说“君子和而不同”，强调的是领导者在保持个体差异的同时实现和谐统一。所以我想问的是，古人的这一经典智慧在当今如何被应用在国内外的一些政策上？谢谢。

张维为：我们不久前在北京参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盛大纪念活动。习近平主席发表了演讲，简单地概述了这段历史，背后就是“和而不同”的理念。因为当时的国际背景是整个南方世界——亚非拉国家内部有各种各样的制度，但究竟能不能形成一种团结的力量，一起来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最后做到了。

我们参加会议下午的论坛，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有一点讲得非常好，他说现在回头看70年前提出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催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带有全世界影响力的不结盟运动，这个运动很大程度上可能使我们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然后他又讲了一点，说70年前这五项原则诞生于亚洲，背景是亚洲国家的文化强调“和”，强调“和而不同”，现在看来今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还要依靠亚洲。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到位。我发言时就讲，欧洲现在失去了和平，失去了发展，但亚洲，特别是中国和东盟过去四五十年没有战争，大家都在聚焦发展和繁荣，这个代表未来的方向，背后就是我们遵守基于和而不同理念的五项基本原则，而欧洲没有遵守。

范勇鹏：我非常同意张老师讲的这个观点，另外我要补充一点，并不是说“和”了我们就完全不要“同”，这一点反而是今天我们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恰恰也是今天这个世界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强调“和”是一个目标，但是“和”的目标的达成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同”的。比如西方社会现在爆发出的各种身份政治，当一个社会因为这些东西导致连基本的“同”都没有了，更不要讲“和”了，最后一定是乱。所以我们《中庸》里有一句话，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们不强调大家一定要“同”，强调的是“和”，但是前提是大家要“发而皆中节”，要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共有的价值。

如果大家真的走到连基本的对话交流的东西都没有，社会被细分成各种各样的群体，各种身份互相乱斗，最后唯一获益的是谁？就是少数的阴谋家、少数的统治集团。他们会利用这种方式把人民分而治之，挑动群众斗群众，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警惕的一个东西。实际上这些年在我们的互联网上，也有很多人或是有意或是无知跟随地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是要高度警惕的一个东西。

张维为：上次芒克论坛那个主持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你说‘文明型国家’，那你们怎么看待现在西方的身份政治，中国有没有身份政治？”

我说，我理解西方的身份政治是个人原子化文化传承衍生出来的，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个性，强调我与别人不同。我当时没有跟他讲，这样的原子化社会在21世纪将是难以运转的，作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它太缺少整合能力。

我接着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的文字跟西方语言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求同存异的语言。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所有和水有关的东西，加上三点水，比如江河湖海洋；和金属有关的东西，加上金字边旁，如金银铜铁锡。为什么？就是我们祖先在创造文字的时候，他就考虑在这么复杂多变的世界上我们要强调所有物质的共性。

现在证明这种思维传统是多么地重要，尊重我们自己的传统，在出现矛盾的时候多强调共性，强调大家共同的地方，这是我们政治文化基因里的东西。从这个角度处理各种矛盾，效果会好很多；否则像中国14亿人的大国，都强调“差异”的话，整个国家都要解体的。

观众：《尚书》“天下为公”中的“天下”，在我们现在全球化背景和多元文化下是否仍然起到作用？我们现在谈到的“天下”，是否包含其它国家？

张维为：我们国内有一位学者，叫赵汀阳，你可以读读他的东西。他基本上就认为，中国这个“天下”概念有地理的一面，现在整个世界也可以叫天下，这个没有问题。关键是，政治上，这个“天下”概念怎么落地。他借用的就是西方经济学里面的一个概念——“帕累托改进”。它的基本道理就是，你一个人的利益可以变得更多、更好，同时其他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这就是个基本的改进，而这个改进人家不会反对。

他同时又提出“孔子改善”或者“孔子改进”，用儒家的观点。也就是说，我推进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可以带动其他人的利益共同推进。他说自己的这个概念更加包容，更加能够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换句话说，“天下”这个概念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还是能够发挥很多作用、给人以启迪的。

范勇鹏：“天下”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概念。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始终是有不同维度的，有现实的维度，也有想象的维度。

简单地回顾历史，比如像上古时期讲的“天下”，它主要是一种现实的关切，比如《尚书·禹贡》里边都讲到了中国的政治秩序的空间、范围是一个同心圆，比如叫“五服”，有的文献里边叫“九服”。它一圈一圈扩大之后，这个文明的厚度、浓度是在不断稀薄的，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到了荒服，甚至荒服往外，实际上就是世界了。但是中国人在情怀里边把这个当成一个“天下”，没有把它分得那么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文化讲究的是“无外”，至大无外，我们都是能够把它容纳进来，但是我们更关切的是我们能够起作用的这样一个空间。

到秦之后，随着中国人知识的发展，已经知道沿着河西走廊往那边走有西域，东南亚我们也都已经开拓了，所以这个时候原有的“天下”概念就变了，更多变成一种对世界的想象，但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狭义的“天下”。

到了近代，有个巨大的变故，就是西方世界以一种所谓平等的文明，甚至比我们某些方面还强的一个形象出现了，那么中国人脑子里就产生了如“万国”这样的观念，“天下”这个观念大家就谈得不多了，但实际上它里边包含的意义、价值依然在。

今天，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日益实现，我们到了重新把“天下”这个概念拿出来，用来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时候了。实际上这些年我们的很多倡议，比如“三大全球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都是现代意义上对“天下”的一个新的阐释。

观众：对中国典籍中的一些智慧，我们中国人很容易就能够理解并且接受它，但是西方人跟我们有着不同的成长和生活环境，我们如何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呢？

张维为：我们中国研究院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是想通过原创的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研究，把中国和世界说清楚，还要把中国话语推向社会、推向全世界。所以我们即使讨论一个古代的概念，往往也力求用一种国际化的方式表述出来。比方说，我们讲“选拔加选举”，我说选拔源于包括《尚书》里边提到的“选贤与能”，也就是“选拔”，选举更多有西方的因素，我们讲中国的制度特征是“选拔+选举”，这样一讲人家都能听懂。

范勇鹏：文化基因是一个比喻式的说法，它是可以学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是比较乐观的，就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需要，那么他就会主动来学。

但是，我们自己的传播、普及、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大家可能经常在自媒体上能刷到一些国学的视频，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国学班、读经班，但是它里边有很多东西是商业性的，比如修身养性、为人处事，这个东西很重要，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从来不是核心，中国的核心其实是正道，是怎么给天下万民提供一个政治秩序、能够让四海享受到好的生活，这是中国文化最精髓的东西，需要我们花更大的力气来传播、来教育、来培养。

另外一点就是语言的转化、语言的总结。其实我们中国今天的发展成就、我们的政治生活里边有很多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个人提一个倡议，就是今天我们可能需要去创造一种新的经典，比如像《尚书》这样的文体，我们应该把好的宣言、文献整理出来，编成新的经典文体，让它便于传播。

最后一点，我们从内心深处要有一种自信：近代以来，我们把很多东西打倒了，有些是有必要的，但有些宝贵的东西，我们当时为了现实的目标把它也打倒了；今天要基于自信，基于现代的科学精神，重新来检讨。

我最近一直在读《毛泽东年谱》，我读到1921年毛泽东同志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写的一个宣言，当时他就提出，要取古代书院形式纳入现代学校内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古代的、传统的一些东西，要把它重新披沙拣金、去除糟粕，把它现代化，为今天所用，这样它自然就能够有助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传播。

张维为：我补充个例子，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在非洲，一个中企主管用带着河南口音的英文自信地与非洲同胞讲解新质生产力。这背后是发自内心的自信，他就讲中式英文，人家也能听懂，背后是思想本身的力量。当然，要结合当地国家的实际来传播中国理念和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