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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让我们继续《回忆与思考》。让我们继续回忆1985年，也就是38年前，在天津和北京举行的中美知名人士会晤。那次会晤中方主席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韩念龙，他是外交部前常务副部长，军旅出身，我们称他为将军外交官，当过兵的人，都对自己的军旅生涯有一种自豪感。那几天我们几个年轻人就问他战争年代的经历，问他最感到自豪的是什么战斗，他说他最自豪的是1945年底，他在江苏高邮主持过日军投降仪式。我们知道，日本天皇是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的，但当时民国政府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允许日本军队向共产党投降。但毛主席在1945年8月9日已经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0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

新四军对位于江苏高邮县城的日军也提出了要求，立即向新四军投降，但日军自恃城高地险，屯有重兵，至12月25日，对新四军令其投降的通牒置之不理。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神，亲自指挥新四军于25日从城北、城东、城南三个方面向高邮城发起全面进攻，激战7个小时攻入城内，日本兵败，日军司令部被新四军团团包围，当时韩念龙作为新四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直接劝说日军向新四军投降。但是日军大佐称他只向民国政府投降。韩念龙回忆说，我大声地告诉日本鬼子，我们只给你20分钟投降，否则你们将全军覆没。日方不得不说，他们服从你的命令，可以交出重武器和粮食等物资，但他们要求随身携带轻武器，转赴南京以确保途中安全。韩念龙发火了，说你们必须交出所有武器！无条件投降，只有这一个选择。

日军最后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新四军随即在高邮市举行投降仪式。大佐向韩念龙行军礼，脱下军刀，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还双手捧着日军花名册和军需登记册等，毕恭毕敬地呈交给韩念龙。韩念龙随即命令日军大佐指定专人陪同我军人员去广场和仓库清点交接武器和物资。并宣布：1、投降的日本官兵，仍各回原处待命，为了安全，活动限于院内，不得外出。2、战死的日军官兵，可按日本国习俗，予以火化，骨灰收好以备带回本土。3、受伤的日军官兵，由我方医务人员协同日军医务人员予以救治。韩念龙40年后回忆这段经历还是意气盎然，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日军的大佐大概相当于我们团长的级别。这次投降一共有1100多名是日本人，包括军人和家属，还有大批伪军。

这里还要提一下，粟裕司令员及随行人员，当时也挤在我方人员中从头看到尾地参加了这个仪式，然后悄然无声地离开大厅，回到司令部。连韩念龙也没有发现。韩念龙处理外事的坚决与果断，对相关政策把握地到位，令粟裕司令员十分赞赏。这与他后来被周恩来总理相中转入外交战线可能也有关系。一纸令下调他到北京外交部工作，韩念龙随即找到老首长陈毅陈述：他不去，因他不懂外语。陈老总听了大怒：“不懂就学，你是军人，你懂不懂纪律，懂不懂命令，服不服从指挥？”韩念龙星夜兼程赶赴北京。当时与韩念龙一起担任大使职务的还有耿飚、姬鹏飞、黄镇等一批声名显赫的战将。毛泽东主席对他们说：“外交也是打仗，不是用真刀真枪，而是用嘴打仗。”周恩来总理也说：“这叫武打文仗”。从此，韩念龙开始了他长达40多年的外交生涯。1951年8月至1956年2月，任驻巴基斯坦大使。1956年5月至1958年10月，任驻瑞典大使，后来又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和外交学会会长，并主持这次中美知名人士会晤。

10月11日晚上，韩念龙举行酒会欢迎中外来宾，席间美国的前国防部长布朗问了中方主席韩念龙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刚刚举行了党代会，一批五十岁左右的新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他们的威望如何？他们的影响力如何？毫无疑问，美方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体制。这里我插一句，布朗指的是这次中美知名人士会晤前20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它不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是根据党章在两届党代会之间，需要解决特殊重大的问题可以在两届党代会之间召开代表会议，当时是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召开，这种情况在我党史上不多见。建国以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就开过两次，一次是1955年3月21日至31日。

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致开幕词，陈云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这些都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1985年的这次会议是第二次。这次会议的最大看点是党中央领导班子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新老交替。这是当时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重要主张。政治局委员下了十人（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等），他们都是老一辈革命家，当时都是80来岁，上了六位新秀，他们是胡启立，李鹏，田纪云，乔石，姚依林，吴学谦，当时都是50岁出头。会议还决定一百三十一位老人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或中纪委委员。同时会议还增选一大批新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对于这次增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增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应是能够承担起新的历史任务的优秀同志，不仅要有比较高的文化程度，而且要在四化建设中有较显著的工作实绩，要作风正派，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政治责任感和开拓进取精神。”

从中央委员的年龄来看，最小的是胡锦涛（团中央第一书记，后来大家知道他成为总书记），当时是42岁。候补中央委员中，最小的是刘云山（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38岁，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知识结构看，90%的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他们的成长道路大都是“专业化起步、多岗位锻炼”。这批新人中后来很多都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胡锦涛、吴邦国、李长春、吴官正、刘云山、丁关根、李铁映、钱其琛等。换言之，邓小平一直期待的废除干部终生制度和干部队伍的梯队建设在这次会议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对于布朗提出的这个问题，韩念龙当时是这样回答的，他说，这批五十来岁的领导人普遍都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都是表现比较优秀的干部。当然，与老一代相比，他们也有经验不足知识不足的问题，但毛主席说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一条普遍规律，我自己原来是军人，后来转而做外交，我也是在干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增加才干。您也一样，原来是科学家，后来担任过国防部长，可能也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布朗先生频频点头。

这使我想到韩念龙自己也和我们提到过的一件往事，当时他刚刚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就碰了个钉子。他是中国驻巴基斯坦的第一任大使，当时中巴关系不是今天的“巴铁”关系，而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还处于相当好的阶段。据当时在韩念龙手下工作的另一位中国外交官周南回忆，周南后来是中英香港谈判的中方代表，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外交官，我们以后再回忆周南的故事。周南说，我们抵达巴基斯坦后，了解到巴基斯坦准备派第一任驻华大使。我们派去的韩念龙是将军，他们也要派一位将军到中国当大使，最后他们也派了一位叫罗查的将军。他出发去中国的前一天，巴基斯坦的礼宾司司长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大使是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的，我们这位大使抵达北京后，据说是安排向朱德副主席呈递国书。这个不合适，能否也让毛泽东主席接受我们大使的国书。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有6位副主席，朱德是排在第一的副主席。韩念龙当场的回答比较直接，他说，根据我们法律上规定，如果主席不在的时候，副主席可以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外国驻华大使递交的国书。两者没有什么差别。他以为自己回答得很得体，回使馆后也发了封电报，告诉国内，巴基斯坦的礼宾司司长怎么说，他是怎么回答的。但很快国内的电报来了，批评了韩念龙，说他犯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这么大的问题，不请示，不报告，随便回答，应作深刻检讨。韩念龙不得不写了一份深刻检查发给国内。后来周南回忆说，这次教训给使馆上下的震动都很大。因为当时印巴正在闹矛盾，从政治上考虑，中国应该平等对待这两个国家。后来，巴基斯坦大使抵达中国后果然是毛主席亲自接受他递交的国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正是最热的时候。而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冷的时候。巴基斯坦参加了美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那是包围、遏制中国的。美国搞“东南亚条约组织”，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又搞了一个“中央条约组织”，把穆斯林国家也搞起来，整个形成了对中国、苏联的包围圈。美国搞军事条约，巴基斯坦也参加了。但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在考虑如何通过巴基斯坦来突破这个包围，韩念龙当时外交经验还不足，对最高领导层的战略思考可能也没有完整把握，所以就犯了这个错误，他后来自己也多次提及这件事。当时周总理主管外交，经常说外交无小事，这是对的，但随着中国外交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有许多场合都会遇到无法请示汇报就必须当机立断做出决定的情况，这对外交官的政治和政策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