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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让我们继续《回忆与思考》。中美关系是大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回忆一下1985年，也就是38年前，在天津和北京举行的中美知名人士会晤，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会晤，中美双方都派出了相当强大的阵容，主要由前政府高官和专家学者组成，中国领导人还会见了与会嘉宾，我作为翻译，参与了整个会议过程，有不少人和事，值得和大家分享。
美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是1985年10月来华的，美方主席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主席谢弗（Raymond P. Shafer）,他曾经担任过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也担任过美国共和党州长协会主席，与洛克菲勒家族和布什家族关系密切，1982年由时任美国副总统布什推荐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美方代表团的成员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aNamara)，他是美国进行越南战争时期的国防部长，后来担任过世界银行行长，他也是为数不多的最终对越南战争有所反省的美国政治人物。这次来华的还有美国另一位前国防部长布朗(Harold Brown)，他是卡特时期的国防部长，是物理学家，曾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中美1979年1月正式建交后，布朗于一年后的1980年1月曾率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与中国时任副总理兼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举行了会谈，并会见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就在他访问北京前几天，确切说是1979年12月27日，苏联出动了8万精锐部队，于一周时间内控制了阿富汗主要城市和交通枢纽。中国立刻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美国卡特政府也断定美国帮助适当增加中国军力“对全球平衡对美国国家利益有好处”，批准了布朗来中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破例允许美国军事代表团在北京北郊附近参观了坦克演习和摩托车表演。布朗还爬进一辆中国自行研制的59式中型坦克。他告诉随行记者：“我们对所能看到的一切，对这支装甲师的力量和技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布朗一行还被允许访问了中国的一个空军基地，现场观看解放军歼-6歼击机的空中表演和射击地靶的演习。
布朗还登上中国自制的歼-7歼击机观看该机的座舱设备，他成为首位参观过中国歼-7战机的外国高级官员，这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战机了，一般认为是模仿苏联米格21战机制造的。布朗对记者们说：“关于我所看到的坦克和飞机，它们并不只是苏联原型的翻版，中国人做出了显著的改进，尤其在航电仪器方面有极大的进步。”作为军备专家，布朗显然了解到中国军事装备方面与美苏超级大国的差距，不过他对在场的中国军人表示，自己看到的中国军事装备“大致相当于10多年前美苏最好的装备。”其实我们当时还到不了那个水平，他公开场合讲话还比较外交。
布朗1980年访问中国后，美国向中国出售了一些军民两用的设备，如地球卫星地面接收站。我记得在天津会晤中，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面对苏联的威胁，美国是否考虑向中国出售武器，他的回答也很外交，他说，即使美国改变对华军事技术禁运政策，中国也不会大量进口美国武器，他说，中国对依赖外国军事技术的问题非常敏感”严格讲，这既是外交的回答，表示美国不会改变对华禁运的政策，但某种意义上也道出了真相，我们在国防工业从来都是立足于自成体系、技术要自主可控，回头看中国这样的决策是正确的，这才有我们今天国防科技的跨越式发展，也就是我经常说的，西方封锁什么，我们就能生产什么，而且往往还有中国自己的独门绝技。
今天我们军迷经常提到的1980年5月以耿飚副总理、刘华清副总参谋长为首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美，就是对布朗这次访问的回访。中国代表团在那次访美中，进入五角大楼，登上了美国航母“小鹰”号和“突击者”号，刘华清将军踮着脚，想多看一点航母，但美方只允许在外面看。这张照片后来广为流传，经久沙场的开国将军刘华清曾说过，中国没有航母，我死不瞑目。今天我们看到这张照片还是不免感到心酸，好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不仅有了自己的航母，还有像下饺子一样生产055大驱等一流军舰的能力。
除了麦克纳马拉和布朗这样的前高官外，美国当时的一批最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Doak Barnett）、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美籍华人学者、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主任李浩等也来了。中方的阵容也很强大，中方主席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韩念龙，他是外交部前常务副部长，也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其他成员包括中国银行董事长卜明、前外贸部长李强、前六机部部长柴树藩、前驻美大使柴泽民和章文晋、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薛谋洪等。美方代表于10月10日晚上坐泛美公司的航班抵达北京，然后直接坐汽车去天津，下榻在天津迎宾馆。我们中方与会人员于第二天，也就是10月11日上午坐火车从北京去天津，火车早上8点47分离开北京站，10点23分抵达天津，也就是将近一小时40分钟，现在有了高铁，这段距离只需不到半个小时。我们也下榻在天津迎宾馆。当晚6点，韩念龙会长为中美双方代表举行欢迎酒会，7点开始晚宴。我先回忆一下对韩念龙的印象。
韩念龙是贵州人，1910年5月生，当时是75岁，是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家。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念的书，中国公学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私立学校之一，他在那儿主修美国经济，也学了点英语，但后来他自己告诉我们，他那点英文后来都还给老师了。1931年“1·28”淞沪战役，日军炸毁了中国公学的校舍，韩念龙与同学们一道搬迁到法租界上课，也就是现在上海的五原路一带，完成了学业，他这样的学历当时在党内就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韩念龙于1936年入党，参与领导了六万多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上海反日大罢工运动，毛主席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曾高度评价上海反日大罢工运动。这次大罢工的胜利，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贡献。1938年秋，韩念龙在崇明岛，当时还属于江苏，现在属于上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939年秋至1941年秋，他任江苏崇明县工委委员兼游击队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他成为新四军苏浙军区三纵队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有纵队这个编制，大致相当于旅的编制，下辖三至四个团。解放战争期间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政委。
1949年周恩来总理组建外交部，来自新四军系统和解放军三野的干部比较多，或者说来自江浙一带的，学历相对比较高的，有一定涉外经验的干部比较多。把韩念龙直接从军队调到外交部，他和耿飙等一样，本来是可以参加评将军军衔的，但因转到外交系统，没有参加评军衔，但当时很多人习惯称他们为将军大使。耿飙如果评军衔的话，应该是开国上将，因为他是兵团司令级别的。韩念龙也许可以评到中将，中美会晤那几天，我们这些年轻人天天与韩念龙接触，他很随和，一点架子也没有，我们就问起没有授衔是否有点遗憾，他挥挥手跟我们说，我多少战友都牺牲了，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要计较呢？这种境界今天想起来都令人感佩万千。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