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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1985年与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会见。那次会见一开始，邓小平就主动谈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邓小平首先以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邓一口气用了三个“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邓小平讲话有一种气势，喜欢用排比句，三个“搞了”就体现出老人讲话的这种气势。
当我翻译出“土改”一词，穆加贝微微点了一下头，也许这正是穆加贝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众多追随者当年就是冲着他“分田分地”的口号，参加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
邓小平对中国的土改一直是积极评价的。
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说过：“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
土改从1950年开始到1952年底完成，与抗美援朝战争几乎同时进行。这场翻天覆地的运动使占中国人口四分之三的三亿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这个过程不是绘画绣花，不无冲突，但从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视角，这场变革实现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使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
直到十年文革灾难之后人们争论如何评价前三十年，邓小平坚定地说：如果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毛主席进行土地改革的功劳，“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
随后，邓小平赞扬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对改变中国一贫如洗的面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0年代初，中国的落后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毛主席当时曾这样描述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而“一五”计划的重点是发展重工业，中国人已经很清楚，没有钢铁就被人欺负。
最近有个电影《长津湖》大火。有个网络段子说：志愿军告诉美军，什么是钢铁意志；美军告诉志愿军什么是钢铁工业。两边都被对方震撼了。
但时光流转，从这次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大战看出，美国人学会了视死如归，死七十万跟玩似的，而中国人学会了装备后勤碾压，各种医疗资源跟不要钱似的，大家好像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顺便说一句，中国今天一个唐山市的钢产量就超过美国。
抗美援朝也震撼了苏联，苏联真正地开始帮助中国，特别是一五期间援助中国兴建156个大型项目、可以说中国是从“一五”才开始了邓小平所说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并很快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整个中国全面崛起形成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奠定了基础。
谈完第一个五年计划，邓小平又谈到新中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今天讲中国制度的优势是可以集中精力办大事，这个基础就是社会主义改造打下的。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我后来查了一些材料，在农村，分到土地不久的农民开始组织成为合作社，至1956年底，参加高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推动下。
同时，在城市里，公私合营也在推进。
另外，中国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府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资本家可以拿自己资产5%的红利，由于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发展普遍更加迅速，私股分得的红利大都比私营时期的利润要多。从1956年开始定息，七年不变。
中国的这些做法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苏联推行的全部没收私有财产相比，我们的政策要温和许多。但毕竟是革命性的所有制变革，不少资本家私下抱怨。我记得我家住在上海的弄堂里，有一位1949年前当过老板的邻居，他后来坦率地对我说：“那个时候，白天在外面敲锣打鼓，庆祝公私合营，晚上回到家，还是哭哭啼啼”。
邓小平接着说，中国“从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
后来我注意到邓小平在谈前三十年发展经验教训时，一般总是在1957年划一条线。在他看来，1957年之前，一切都比较顺利。在此之后，中国出现了不少问题。
这段历史，邓小平本人是最高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曾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作了一个颇有新意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专门提到了中共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需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
中共八大还确定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邓对这个提法也一贯赞成。
邓小平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邓小平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份了。”邓接着说，“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坦率地说，这些事情“使我们受到了惩罚”。
在大跃进最疯狂的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数千万人上山下乡，挖树找煤，找矿炼铁，建起了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铁炼钢。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把原来一二百户组成的合作社，变成了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组成的公社，废除农民的自留地，推行准军事化的管理，过集体化的生活，吃免费的公共食堂，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来进行农业生产，最终对中国的农业和国民经济许多部门都造成了巨大伤害。
邓小平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谈过他自己对这些事情的责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
但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头脑发热也有自己的特点，文革时候一个批邓的材料透露说：邓小平在动员大家参加大跃进时这样说过，我们的女同志很快都可以抹口红，穿高跟鞋，打扮得漂漂亮亮。邓的“城市情怀”可见一斑。
邓接着对穆加贝说，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穆加贝听到这段话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一种不相信的感觉。
邓则继续自己的叙述。穆加贝听得很认真。
他询问邓，中国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的。邓说，“那时，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这是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穆加贝频频点头，他对毛泽东是非常尊重的。
邓接着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邓小平用词精辟，六个字：政策，步骤，方法，反映了老人治国的一贯思路，治一个国家，除了战略要正确，还要有与之配套的政策，轻重缓急的步骤以及切实可行的方法。
“通过这样的努力，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就开始从困难的情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说到这，邓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补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邓接着和穆加贝谈起了文化大革命。这也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们下次再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