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论剑 | 改革开放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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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视频文字内容：

中国改革的时间是40年，但实际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一个调整阶段。调整阶段就是从原来基本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还有大程度的摊派经济，要怎么转型成又有计划又有市场的混合经济。这个怎么转，是比较困难的。当时就过了几个关。

邓小平有一个思想，我认为是比较对的，就是先易后难。苏联垮的原因就是先拿最难啃的事情，马上就垮了。那什么东西最容易？因为我是亲历者，所以我也发现最容易的改革就是恢复高考。

邓小平刚出山时实际上没有想好到底怎么改，所以他第一件事是开了一个科教座谈会。那时邓小平还没有恢复位置，很低调，说我就抓一个大伙都不重视的科学教育。

当时就有一个年轻人，是中国科大的青年教师，叫温元凯，才三十来岁，就提了一个建议——恢复高考。他还提了一个16字方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真是反应非常快，他说不能要领导批准，一领导批准问题就来了，把那个就免了。免了以后，当时考试期其实都快过了，马上就让教育部的人调整时间恢复高考。

一恢复高考，全国人心马上就变了，大家马上重视知识。所以你现在去看中国后来提拔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是恢复高考的下乡知青里提上来的，包括总理、财政部长都是那些人。这是第一个关。

第二关你就会发现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恢复高考以后就业问题马上就来了，城里面本来就业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蛮伟大的，他首先是对内开发，允许原来在边疆等地呆了几十年的知青都回来，那城里面的就业问题就不得了；然后又发明一个办法，“三产”制度——国有企业可以让那些家属办三产，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就办个运输队、小煤矿之类。

下面又来一个关。这些“三产”的人跟国有企业发生竞争了，国有企业本来自己的产品就卖不出去，所以马上出现了“倒爷“。当时城里显得非常乱，同样一个产品卖的价格差别很多，坑蒙拐骗什么的都来了。那么后面就变成一个问题，价格要不要改？所以原来开始的时候有多种价格，政府有计划价格，还有市场价格。

当年曾有一个有名的经济学家费德曼，也包括休克疗法的鼻祖、哈佛的教授杰菲·萨克斯，鼓吹休克疗法，中国的说法叫“闯价格关”，就是想要一下子就把价格放开自由化，政府不管了。

中国政府其实还没敢放开，只是北戴河开会宣布要闯价格关。这马上就引起民间抢购，马上商店里边洗衣机、卫生纸、肥皂全部被抢购一空，然后政府立刻就慌了。慌了有个好处，立刻就刹车了。

所以中国有没有休克疗法？有，中国的休克疗法大概就执行了一个月都不到，马上就停止了。

东欧的休克疗法是越休克，越要疗，最后闯到国家垮为止。像波兰比较严重，大概是过了三五年才恢复。它为什么恢复呢？因为波兰保留了一部分国有企业，而保留国有企业的原因，是历史上俄国和普鲁士三次瓜分波兰，所以波兰人既不相信德国人，也不相信俄国人。输得最惨的是乌克兰。乌克兰现在已休克了多少年？90年休克疗法，现在都已二十几年了，但经济还没恢复，只有原来经济的大概三分之一都不到。

中国的休克疗法大概就执行了一个月，后面就有了双轨制和混合经济。

那么双轨制有没有问题呢？有问题的。双轨制意味着很多人就可以利用权力，放在仓库里本来是计划的产品，还没出仓库就变成自由产品了，马上价格就飞涨，所以出现很多“倒爷”。

而里面最重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当时因中国缺钱，要把钱拿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所以就砍军费。砍军费，军队养不起了怎么办？就允许军队经商。中国经济恢复以后就禁止军队经商了。所以这是一个经验教训。

所以说闯的第二关是价格关，变成双轨制混合经济，代价就是腐败。到经济成长起来后，这几年才大力整顿，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代价。

第一阶段，政府做的事还包括一个什么呢？我认为朱镕基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代价也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政府没钱了，所以小的国企就不管了，那就买断工龄。尤其东北那些地区，很多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代价很惨痛的。但是我认为朱镕基的大方向还是对的，抓大放小你就会发现，中国的国有大企业现在都没有倒闭，不但没有倒闭，现在中国的国有大银行还成了世界上前十名大银行。

第一阶段，把这些关闯过以后，什么地方成功了呢？就是中国的汇率并轨。原来中国是贸易逆差，中国就把外汇券市场分隔开，等到中国贸易顺差了，朱镕基就一点点把汇率放开了。

放开以后，本来西方认为中国加入WTO后要全军覆没的，结果发现中国开了一个深圳特区，此外有关税保护。所有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看特区里什么东西赚钱，如电视、洗衣机、冰箱，就马上引进生产线，然后过没几年，技术差距就跟日本的东芝等拉近了，反过来还销到美国、欧洲去。这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我觉得中国政府高明，特区实际上是开了一个学习的窗口。如果你全部开了，那中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极有可能纷纷倒闭；你开一个窗口马上学会，加上中国的劳动力便宜、中国的工程师能吃苦、中国的市场销量大，我先占中国市场，降低成本，然后出口。所以很快中国的贸易顺差就越来越大，而顺差越大，人民币就越强，接着再走人民币国际化等。所以我认为第一阶段的人很了不起。

第二个阶段，即胡温时代的GDP高速增长阶段。我认为有一个重大的经验，就是中国的高铁和核能这最难的技术怎么会变成世界上最先进的？

引进新技术的话，照西方人的思维，一定是货比三家，然后买一家最便宜的。当时高铁的话，法国有高铁，日本有高铁，德国有磁悬浮，加拿大还有一些名堂；核反应堆的品种更多，有俄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加拿大的……照常规，中国一定犹豫来犹豫去最后选一家，选了一家以后就变成依赖经济了，你就绑在这一家上头了。而中国原来得了一个教训，就是原来我依靠苏联，绑在苏联那个模式上头，连标准都跟它一样，没法换。

中国的工程师都是逆向工程师，我就做过逆向工程师，进口一台德国仪器，就把它拆了，拆了以后就立刻仿造，仿造、改进以后我就比你先进，就不用再买了。那么他们就发现，不同的技术不全是先进的，只有几个核心部件是先进的。所以中国就来了一个决策——那不是经济学家的决策，是军事工程师的决策——几套系统全买，全买以后拆开，我把你那些好的东西集成，就变成中国系统了。中国的高铁、核反应堆就是这么集成起来的。

所以中国技术更新的强大，也代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又有大国优势，同时能做混合经济，又能规模生产、多样化生产，我才能够集成创新。

那么这些特色都是在第二阶段冒出来的。当然第二阶段有它的代价，就是追求高增长、高速度以后，监管跟不上，所以环境破坏的比较大，房地产的泡沫比较大，但是这就留给第三阶段，留给现在来治理。所以这三个阶段都是承前启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