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部分
张维为：
欢迎收看《中国大思政》。今天我们和大家讨论这个题目是中国人民民主的真谛。
回望整个中国的近代史，我们几乎实际上是尝试了所有的西方的民主的形式，我们尝试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等，但最后确实都失败了。我们辛亥革命之后搞过议会政治，一下子冒出来三百来个政党，最后整个国家陷入了军阀混战，每个军阀后面都有某个西方国家的支持，结果中国人之间互相厮杀、战乱不已、生灵涂炭。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如何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实现人民民主，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这个探索过程应该说是不容易的，我们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这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统一战线制度等一整套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要建设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小平同志又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建设比西方更高、更切实，注意两个形容词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所谓“更高”，我的理解就是要能够真正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样的一种民主。所谓“更切实”，就是要给人民带来真正地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利益，我们今天叫获得感。而不能是西方模式下的这种政治轻谈或者政治机器空转，那个今天我们看来属于劣质民主。我们今天对人民民主的完整表述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更具体地讲，这也是我自己的一种解读，人民当家作主是最核心的目标、目的。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个目的的双重保险。
我现在就先跟大家谈一谈，我关于这个双重保险的一些看法。
人民民主的第一保险是党的领导
第一重保险就是党的领导，这意味着要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通过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样一整套的科学的决策制度，来做出科学的理性的决策，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实处。如果没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那么民粹主义、金钱政治、民族分裂、颜色革命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使人民当家作主化为乌有。
有人讲不需要任何组织来领导，人民自己就可以实现当家作主。我说你太天真了，你就设想一下，你要搞一个选举，光是个程序设计过程就会有多少争论，光是具体操作又会引来多少争议，谁来判断怎么做出决策？如果一千个人说我要当国家主席，谁来压缩这个名单？如何防止金钱卷入？如何防止黑社会的干预？如何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如何防止这些势力通过互联网煽动对抗、分裂来制造颜色革命？世界上这样的情况还少吗？从阿拉伯之春到叙利亚的状况，到苏联的解体，其实都是这样的。一旦采用西方民主模式，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陷入混乱，这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
没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领导的话，最可能出现的就是西方的资本力量来主导，而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西方的资本力量当家作主。西方资本力量可以随时扶持一千个、一万个非政府组织，炮制一万条、十万条假新闻搞得你天下大乱，最终把你们国家的财富洗劫一空，这是多少国家已经经历过的悲剧。
人民民主的第二保险是依法治国
第二重保险叫做依法治国。这意味着就要通过法治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是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护身符。大家知道西方议会民主起源于所谓十三世纪英国的大宪章，对贵族私有财产的保护。所以西方民主的基因一直是富人政治，迄今都没有改变。作为比较我们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宪法，关于中国经济制度和财产制度的规定，它这样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也不受侵犯。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苏联（俄罗斯）和中国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大家知道在西方势力的鼓动下，苏联于1990年2月决定修改它的宪法的第六条，放弃了党的领导。随后1991年7月又通过了私有化法，之后不到半年，苏联国家解体，苏联寿终正寝。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俄罗斯人民，没有任何保险，既没有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或者政党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也没有任何法律来阻止西方势力或者俄罗斯寡头势力疯狂地掠夺国家财产和百姓的财富。银行说倒闭就彻底倒闭，老百姓几十年的储蓄存款瞬间就灰飞烟灭。
当时俄罗斯媒体早就被亲西方的资本力量所控制，先是全面地鼓吹私有化，然后是全面唱衰俄罗斯的经济，结果造成社会极度的恐慌。百姓把通过私有化拿到那些所谓的证券、股票等等慌忙地出售，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俄罗斯的寡头就趁机以最便宜的价格统统买进，从而轻而易举地把苏联人民七十年积累的财富洗劫一空。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财富浩劫。随之而来的就是俄罗斯社会失业率飙升，犯罪率也飙升，非正常死亡剧增，男性的寿命一度从七十岁下降到五十多岁。
双重保险确保人民当家作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我们通过双重保险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确保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党通过民主集中制，从人民整体利益出发，进行中长期的规划和理性的决策，推动整个国家以趋利避害的方式融入全球化，使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最终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坦率地说，实际上多数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做到了。
短短数十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消除了最多的贫困，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和有产阶层，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现在又走到了整个世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这次新冠疫情袭来，我们也看到中国人民民主模式非常明确，把人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美国资本民主模式把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两种模式的结果是天壤之别。中国最早摆脱疫情，最早恢复生产，而美国成了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死亡和感染人数数百倍于中国。所以中国人民民主模式完胜美国资本民主模式，这就是我的结论。
协商民主对于中国而言很重要
中国人民民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经济民主、网络民主等等。协商民主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十分重要，因为中国人口现在14亿多，讲句老实话，如果10%的人反对某一个决定，那就是1.4亿人，这是很大的一个人群。中国自己形成有事好商量这样的政治传统，实际上这是中国独特的超大规模这种文化形成的，而且协商民主的精彩在于它是全社会的，从上到下各个层面都广泛实践协商民主，上至党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下至一个公司、一个小区、一个村庄、一个社群。协商民主是中国多数人每天在实践的东西，微信等互联网平台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协商民主的便利。
相比之下西方民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限于政治领域，仅限于每四年或者五年举行一次选举，选举国家领导人，这当中其他时间没有多少民主。在飞速变化的二十一世纪，西方这个模式显然是严重落伍，它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自己社会、自己国家发展提出各种紧迫的需求。你比方说美国的疫情防控溃败，一年半时间过去了，死了近六十万人，居然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没有任何一个公司被追责，所以这样的制度只能是一路走衰。
两会是决策民主的具体体现
另外再谈谈决策民主，我觉得这是协商民主一种延伸。中国现在每年都召开两会，人大政协的两会，每年召开两会前都要进行大量的民调，了解老百姓最关心什么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环境问题、住房问题等等。我们的两会就讨论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往往体现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它的修改和人大通过的各种决定，最终就形成叫全民共识，然后全国上下一起去落实。你只要把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美国总统每年出的国情咨文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我们是多么有内容，他们多么没有内容。
另外这样一种决策方式与美国的国会的议程设置也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国会讨论问题议程设置怎么设置的？它实际上是被各种利益集团通过游说集团、游说组织绑架的，我跟美国朋友经常说的，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了解美国人民究竟关心什么问题，没那么复杂的。找几个靠谱的民调机构做民调，现在还有大数据供你参考，所以我是跟他们正式地建议说，你们应该把华盛顿那么多的游说组织统统取缔，这样你美国民主质量可以成倍地提高，否则是毫无希望。
中国决策民主从苏联来但经过改良
决策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实际上从苏联学来的民主集中制，但又对它进行了改革创新。比方说我经常举这个例子，我们五年规划的制定，基本上要提前一年半的时间，从中央政府到上上下下各个层面，成百千次的协商、磋商，最后拿出一个比较站得住脚的、可以操作的五年规划。像美国总统那样，可以不和美国企业商量，就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结果使美国很多企业叫苦连天，当然这个贸易战是必然失败的，后来证明也是失败的。
人民民主要根本地落实到经济上
经济民主我想本质上是把人民民主落实到经济领域，确保从经济政策的制定到执行的全过程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经济民主包括土地公有制，土地使用的多样化，也包括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领域内一大批大型国企的存在，包括国家对许多战略资源的拥有，加上充分调动民营经济的积极性，要倾听劳动者的声音，尊重劳动者的权益等等，让经济发展真正能够造福于全体人民。这一切应该说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成为中国蓬勃发展的受益者。这与美国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在过去四十年中几乎没有增长，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网络民主也是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
另外中国人民民主还体现在网络民主，这种势头和规模都是引领世界的，中国人在网络空间里的包括各种时政话题的议论，网民对政府工作方方面面提出的建议和批评。中国政府对各种社会问题回应的速度远远高于西方政府。我们中纪委有“一键通”的举报窗口，手机一键就可以直接把腐败案例报上去，国务院有“一键通”的小程序，任何人可以就国家政府进行投诉或者提出建议。我们全国政协的委员手机上都有移动履职平台，随时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提出看法和建议。政府制定重要的法律条文或者五年规划等等，都要通过网络广泛征求民意。我想这些做法都为整个世界如何实现网络民主，坦率说做出了榜样。
总之我们人民民主应该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也承认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待会儿我们讨论就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使之进一步完善。它经得起国际比较，就现在这个水平，它也可以在和西方民主模式的竞争中胜出，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结论。
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互动问答
张维为：
好，下面我们进入互动环节，大家可以提出任何问题，我们一起来探讨。
提问1（新华社国际部英文室副主任——骆珺）：西方国家还有没有我们学习的地方？
谢谢张教授的分享，中国经过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因为各种管理的制度跟不上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多问题才会集中地爆发出来，而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做到痛下决心，集中力量地进行改革，同时推进反腐、法治建设、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等，而且都同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世界上来看，其实能够同时推进这其中任何一项拿出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任务的国家可以说非常非常少，可能都很难举出一个来。我想要问张教授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来看，西方国家它们的政治治理，它们的社会治理制度中还有没有值得我们吃干榨尽去学习的地方？西方社会治理制度中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张维为：
有的，因为我在国外长期生活，实际上不少地方甚至政治领域内都有一些值得借鉴的。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比方，我觉得还满到位的，我说中国人民民主制度，就现在这个水平和西方民主制度现在这个水平，有点像中餐和西餐的差别。中餐是非常好吃，内容很好。西餐内容一般，但形式很丰富，就不停地换杯子，换刀叉、换盘子，它非常讲究形式美，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中西方可以互相借鉴的话，西方要多借鉴中国的内容实质民主，怎么就真的反映多数人的意见，形成共识，中国可以借西方民主的一些形式。
你比方说就以美国民主为例或者法国民主为例，它基层的小镇那一级别的镇长或者小的市的（市长），它那个选举我去观摩过的，还是满有意思的，就很有一种代入感。比方说候选人跟选民要近，距离就是一两米，直接回答选民关于小镇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等等，我觉得这个形式可以借鉴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可以借鉴就是媒体，西方媒体它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背后是资本的力量，但是它也有它长处，它的特点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它选人进人的时候它很严格，它的意识形态的标准一定要达到，但是用了之后它用人不疑，它给你很大的回旋的余地，特别一些资深的记者、媒体人，它可以放开，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参考的。我们有时候媒体微观管理太多，没必要的，你用一个正确的人，能打仗的人，有才华的人，放手让他做事情，特别在新的互联网时代，十全十美人觉得反而假，只要主要的观点有力量，思想有力量，它可以传播得很好。
提问2（马泽晨）：国家如何平衡互联网上的情绪对立
现在我们已经有九亿的网民，这个时候在互联网上面就会形成在新时期的一种气氛上的某种对立或对抗。有些人认为我们国家在大政方针方面没有问题，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但同时在对于自身境遇，对于自身的生活他会觉得有些不满，这两方面的意见就会形成在互联网上的一种争论。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媒体，甚至国内的媒体特别喜欢在一些不一定具有代表性的个体案例上发挥。在您看来，互联网把这么多真实的存在的一些案例都反映出来，让大家都能看得到，但它们又不一定都具备代表性。您认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怎么利用好互联网这个因素来平衡这种关系？国家如何平衡互联网上的情绪对立？
张维为：
我很喜欢中西方对比，互联网起来，特别是社交媒体起来的时候，当时西方特别美国特别高兴，他觉得这个绝对可以颠覆他称之为所谓共产政权。结果你发觉没有，反过来了，新社交媒体崛起颠覆了西方，这是他没想到的。因为他们原来主流媒体是资本力量严格控制的，我老说美国没有多少言论自由，因为政治正确无处不在，这也不能讲那也不能讲。既然你让社交媒体起来，那他就什么话都敢讲，特朗普也什么话都敢讲，所以干脆选出个特朗普，满嘴跑火车。包括英国脱欧也是民粹主义的表现，他控制不住了。
中国模式因为我们是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民主它这个决策程序它是在协商民主和我叫做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上次有人问我就说是民粹主义和民主究竟什么关系？我说只有民主没有集中，那就是民粹主义。如果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的话，就可以避免民粹主义。所以后边这一点就是回到你讲这个问题，我觉得从事政治研究或者是我们负责决策的官员干部，他一定要了解这个东西。这个社交媒体，它背后很多是资本力量驱动的，资本力量特点就是要流量，要抓眼球，一个很小的事情局部放大、无限放大，所以你心中要有个数，要做出一个，有时候凭直觉就可以看出这毫无疑问是夸张。
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到老百姓关心的很多问题，一个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一个舆情，变成一个热点，就是当中你真的要做出个判断。也是跟西方比，西方社会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进入了假新闻和后真相时代。因为什么都不相信，相信CNN，不行。相信《纽约时报》也不行，相信社交媒体也不行，相信特朗普也不行，相信拜登也不行。我们现在真是互联网鱼龙混杂，各种各样信息都出来之后，反而大家都期待在各项关键问题上要有权威信息，新华社老发权威信息，对不对？就是这个信息靠谱。所以西方他戴口罩就在争，中国就不要争了，就这样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有人民民主和没有人民民主的区别，没有人民民主容易造成真的是混乱，然后是民粹主义。谢谢。
提问3：人民民主如何协调集体与个人的利益？
张教授您好，我今天的问题是当国家、社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个人常常会甘愿牺牲个人的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民主、制度应该如何去维持这个平衡？
张维为：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讲，实际上总体上看，它有一种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或者集体利益的平衡的。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些人特别想要自己的权利，甚至有一些讲不好听的叫刁民，你怎么给我保障我都不承认，我就是要这个权利，我想最终还是个法治社会，我们是有法律的。根据法律，比方说合理的部分你的权利我们得到保障，超出的部分就不能保障，对不起，你这个要按法律来裁定。
另外我就讲在中国这个决策过程中，实际上它是非常注意平衡的，就是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我们这次疫情防控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们是在第一时间就做了一个判断，因为当时美国在二月份就说这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因为他举了个例子说你看正好在武汉爆发，中国辛亥革命爆发的地方，他们真的觉得中国这个社会要垮了，中国的政治体制要崩溃了。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判断，我们说不会的。我们说是西方更可能将经历切尔诺贝利。因为我们在西方长期生活过，它在基层，在社区一级它没有我们这样的制度安排，所以它一旦成为社区传染的话，它控制不了的，这是我们一个凭常识判断出来的。
你看这次疫情防控中，我们社区怎么做的，我们是有街道，居委会，然后有物业，还有公安，这是一条线一起作战的，都在基层参与疫情防控。照理讲居委会和街道，它或多或少履行政府的职能，但是物业它是商业机构，公安是特殊的国家机器，他们为什么参与进来？因为这是特殊情况，这些单位都有党的领导，党代表人民整体利益，在这特殊情况，你们四家甚至其他有关部门都要参与。其中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待在家里，我就是不戴口罩，公安人员穿着警服代表国家权力，你必须做，就这样。这代表人民整体利益，有时候是该需要用比较有力量的手段也是需要用的，它是一个整体平衡。
所以我老讲人民也是一样的，中国儒教文化的传统，它政府是一个教化的功能，教育的功能的，有时候人民并不是一个个分子化的个人，他有时候也是需要提高这个水平的，包括法治的水平，对问题认识的水平。政治学里有个概念，西方也有叫集体成熟collective maturity，你像美国现在就集体不成熟。集体成熟的社会，它就比较能够经历风浪，经历挫折，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胜出。所以中国真的是一个比较现在有集体成熟的民族，所以满高兴的。谢谢。
提问4：台湾是否证明西式民主在中国不合适？
张教授您好，台湾当局将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进行强行的照搬与实施，造成了台湾地区各政党醉心于政治斗争，这是不是恰恰说明了西方的这种自由民主制度与我国天然的这种人文思想与治理模式存在天生的不合与排斥？
张维为：
我对台湾民主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有一段时间花了很多精力做两岸关系研究，在台湾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十来年前我就说过这个话，我说台湾民主大致是这么一个前景，就是从希望到失望，如果没有中国大陆帮助将到绝望。坦率说台湾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依靠大陆，台湾民主化的二三十年，你看它经济一步步走出来，原来照民意就官方汇率计算，台湾经济大概1985年、1986年是中国大陆的将近一半，45%多一点。到两年前是相当于大陆经济规模的3%点几。
我经常讲的，我们深圳市长管的钱比台湾的蔡省长管的钱要多。如果你去过台湾你就看到了，基础设施严重地失修。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我第一次去台湾是1996年，他们当时就想建一个他们叫捷运就我们的地铁，从市中心建到机场，51公里，二十年没有建成。2016年它开始试运行。我们这二十年里建了世界最长的高铁，建了世界最长的城市地铁，所以这个效率是没法比的。我们多数去台湾的游客大部分是来自于中国的城镇，无论是三线、四线、五线城市还是一线城市，他们到台湾就会发现我们来自于更富裕的地方。十几年前台湾人还有一种觉得自己感觉特别好，我们比大陆富裕很多，现在完全扭转过来了，不一样了。所以如果像蔡英文这样的民进党继续搞台独的话，那对不起，只会加快我们国家统一的进程。仅供参考，谢谢。
提问5：我们政治术语的表述有没有可能创新？
张教授您好，我们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我想是不是说这样的一个表述过于地不一样，过于地让别人不能理解，或者是有一些误解？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新的突破性的体系，能打破外部的世界对于我们这个民主的一个理解？谢谢。
张维为：
谢谢你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本人我们团队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力求就是我们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时候，我们都力求找到一个欧洲语言或者英文语言可以表述的东西。你比方说以民主为例，我一般不是用人民民主和自由民主，我说是people's democracy人民民主和资本民主capital democracy。比方说具体讲，我说你们这个民主主要特征是选举，英文叫election，我们是选拔加选举叫selection plus election。你这个经济叫new-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市场，或者我把它归为叫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而我们叫mixed economy（混合经济）。
实际上是你注意我们做了不少这样的表述，国际上反响还是可以的，至少他们能够听懂，他不一定同意你，或者他明明理解觉得你讲得也对，他由于政治正确原因，他不敢公开的承认，但是这个是有分量的话语。你看我谈中国和美国民主制度比较，我说你那个定义我也不接受，我这个人民民主你也不接受。那我们用我们双方都能接受的，就是你们原来林肯总统讲的叫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享、民治，我就一项一项跟你比，民有谁做得更好？中国做得更好。民享谁做得好？中国做得更好。民治双方做法不一样，你们是一人一票，我们通过人民民主，我给你介绍我们怎么做的决策过程。我衍生出来除了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我们还有with the people与人民在一起，这个你们没有的。我们决策过程中就是from the people to the people。我想随着中国崛起，这个话语一定会走向世界的，真理真的在我们这一边。我不是说美国模式现在讲美国不行，我讲了十年二十年了，真的不行。
提问6：如何保证民意得到表达和尊重？
张教授您好，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的民主建设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就比如说我们的基层政府在一些拆迁征地、就业和建设等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尊重民意的现象。我想请问您一下，我们的党和政府怎么样做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想法去始终地保证我们的民意能够得到表达和尊重？
张维为：
我想这样的，实际上从我们人民民主理论来说，我们从古人的国家治理的智慧中汲取了重要的宝贵的智慧，我们的中文当中民意和民心，这两个概念是既有联系又不完全一样的，民意非常接近你刚才讲的就老百姓的意见，或者叫public opinion公众的舆论、舆情等等，这翻译成民意。民心是一个更高的东西，中国治国理政从来都是民心向背或者人心向背，它比民意更高一个层次。如果用现代政治学话语，就是它是代表人民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你有这个理论框架在脑子里对这问题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这个是民意，它能不能反映民心？它可能反映也可能不反映。
你比方说上海到北京要建一条高铁，有一个钉子户，他说我就是不让。你一下子就知道这个民意民心是在哪里。并不是所有的民意都代表民心的，有时候民意他是非常短视的，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要跟他讲道理，讲道理之后慢慢的多数人可能懂了，还有少部分人怎么也听不懂，那么我们就严格照法律来执行了。土地是公有的，你是使用权，我们根据法律给你充分的赔偿，但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我就阻拦北京、上海的京沪高铁，这个不允许的。
我们中国实际上这个文化是很了不起的，过去中国人法治概念薄弱，我们叫情理法，情理放在前面最后才是法。后来我提一个观点，我说我们现在要建立法治社会，我们法要放在第一位，法，然后才是情和理，西方是不考虑情和理的，它就是法。你比方说现在是电信诈骗非常多，有一个老太太拿了钱到银行去汇款，银行雇员就制止她，她不听，就叫了派出所的警察来制止她，就是这样的，这个西方不会管的。西方只要你自己签字，全部你负责的，倾家荡产，房子没有了，没有人管你的，这就是严格的法治。
所以中国它是个“法理情”，老百姓也这样就说这东西不光要合法，还要合乎点情理。所以照这个方法是可以做到的，有时候可能会难度大一点，要做很多的说服工作，有的时候相对容易一点，通过法律手段就可以解决。所以既要充分地尊重民意，但是也要了解民心和人民整体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