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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谈到了邓小平的一些长线思考,谈到了邓小平1984年会见荣毅仁请来的外国客人,大多是西方的工商界认识,上次讲了那次会见的开场白,今天继续往下讲。
邓小平随即就开始主动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他是分成两个部分,先谈改革,再谈开放。
改革从农村到城市
关于改革,他讲,我们的改革是先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
“因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
他接着说,“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
回头看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从农村改革起步非常重要,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开始有了一点余钱,这就为城市的轻工业提供了市场。
同时,农民开始把余力投入发展乡镇企业,中国农村很多地方,在过去的人民公社时期就有社办企业,这些都是基础,现在有了一定的市场机制,几年之内中国的乡镇企业就星罗棋布,扩展到整个中国农村。
邓小平接着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确定本世界之前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是一个鼓励。
他说,我们现在开始了城市改革的试验。
农村改革这一套不能完全搬到城市,因为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
邓小平说,“我们也意识到,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些差错。但这影响不了大局,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
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相信,城市改革也会成功。
请大家注意,这种中国模式成功的一个关键,那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在关于中国模式的学术讨论中,这又称为“渐进主义”或者“渐进改革”。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超复杂的国家来说,没有其他国家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中国的改革路径只能自己探索。
如果盲目施策,万一出问题容易产生连锁反应。
渐进改革成为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特点,当然这是从战略角度来谈的,我们改革是先从农村开始,当时的农业经济结构相对简单,起点比较低,不大会牵一发动全身,而城市经济要复杂的多。
开放的起点是在深圳等地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在特区里进行大胆的试验,对的就推广,错的就停止。
后来苏联领导人在苏联推动计划经济的“休克疗法”,而不是渐进改革,结果是灾难性的。
但在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究竟是渐进主义的“渐进改革”好,还是激进主义的“休克疗法”好,当时党内党外都很有争论,但对于邓小平,他脑子非常清楚,中国只能走渐进改革之路。
实践证明,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当然,渐进改革并不意味着慢,在宏观上我们是渐进的,先有农村改革,再有城市改革,先有特区试验,再扩展到各个领域各个地区,但是在中观和微观上,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一旦做出决定,方方面面马上就行动起来了,就像中央一做出特区建设的决定,深圳、珠海等地立即就行动起来了,展现了中国模式下的政治执行能力。
开放不是单方面的
邓小平那天言简意赅地介绍了中国的开放政策。
他说,“我们在制定对内经济搞活这个方针的同时,还提出对外经济开放。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
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
邓小平又从西方国家的利益出发解释说,“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说,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企业家、专家进一步认识到,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
现在中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很小。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翻两番,对外贸易额就会增加许多,中国同外国的经济关系就发展起来了,市场也发展了。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
回头看,邓小平的论述也可以说是从三个维度介绍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一是历史的视角,他认为历史上的闭关自守导致中国的落后,中国现代化事业离开不了世界;二是政治视角,对外开放要有主心骨,它是在中国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开放,开放的中国不会失去自我;三是世界的视角,中国开放对西方国家,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好处。
邓最后说,“我们希望国际工商界人士,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这几年的合作是不错的,需要的是发展这种合作。”
他还当着荣毅仁的面肯定了中信公司正在做的工作:“为了便于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邓小平知道不少西方人士对于中国的开放政策还存存有疑虑,毕竟中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动对外开放政策。
邓宽慰大家说:“请大家相信,中国在处理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些细节问题上,不是小手小脚的。我们现在有些法律规定还不完备,因为没有经验,以后会逐渐完备的。有的朋友担心风险太大,合作中如有风险,我们共同承担。还有的提出企业的合作期限问题,如果技术确实先进,可以适当延长。总之,为了发展中外的经济合作,中国要创造条件,发达国家的经济界也要创造条件,首先的一条就是不要怕冒风险,不必担心我们的政策会变,胆子放大一些,合作的步子更快一些。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经验也证明了邓小平的判断,来中国投资早的,也是受益最多的。同样,中国也通过改革开放而迅速崛起。
那天下午三点,国务院总理也会见了与会的代表。他讲了一个开场白,就让大家提问。
我记得很清楚,外国学者反复地问总理中国的城市改革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要放弃计划经济,拥抱市场经济。
总理说,“我们今后还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但和我们过去的计划不一样,和东欧的也不一样。今后的中国经济将是按照价值规律,这也可以翻译成基于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
他的这番论述可以说反映了当时中国高层对经济改革总体方向的认识,即比较明确的市场导向,但公开支持市场经济在我们内部还有很大的争议,这个问题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才彻底解决。
邓小平这次会见后十来天,中共就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并通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决定的全名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个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邓小平后来多次不同场合高度评价这个决议,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这里的关键点是,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这些新话,新的表述,源于改革开放这几年克服该种挑战的实践,这就是实事求是精神,是中国克敌制胜,实现全方位崛起的真正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