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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研究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己80年中期从事领导人翻译这段特殊的经历。
当时中国领导人会见外宾的谈话大都围绕改革开放展开。
我记得1984年10月上旬，当时有一场可能是国内规格最高的一场中外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它也开了一个在中国召开大型国际会议的先例。
研讨会的正式名称是《中国与外国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会议发起单位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这是当年邓小平亲自批准成立的，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于1979年10月4日创办，来自10多个国家的近五十位企业界、学术界和资深官员与会。
大家知道，当时我们要发展经济，一个直接挑战是口袋里没钱，特别是没有外汇，我们提出开放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穷则思变呀。
邓小平想到了荣毅仁。
荣毅仁从青年时代起，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进入家族企业勤奋工作，解放后没有离开大陆，把企业和资产都留在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捐献七架半飞机和大量衣物。
他被周恩来称为“红色资本家”。
陈毅元帅赞扬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
他后来还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冲击，但经受住了考验。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想到了他，邓小平同叶剑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等交换过意见，想请荣毅仁出来，利用他的人脉和对市场经济的熟悉，推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吸引外资。
叶剑英说：“荣毅仁这个优势，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由他出面吸引外资比较好。”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请了五位工商界大佬，他们是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五，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吃涮羊肉。
席间，邓小平提了一个想法：可以利用你们的海外关系，鼓励华侨、华裔，外资来中国办企业，“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邓小平对荣毅仁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你减少一些其他工作，（因为荣毅仁当时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多搞些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形式你自己考虑。你主持的单位，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
邓小平说，你用经济方式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处理错了也不怪你。” 63岁的荣毅仁表示他很愿意做这件事，并提出“引进技术、外资问题，我感到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不应像过去那样拘谨。”
当时我们翻译室，北方生活长大的翻译听不懂荣毅仁那口江浙普通话，有些荣毅仁的活动，就让我去翻译，我听他的话没任何问题。
那天的会议是通过同声传译的方法进行的。大家知道，口译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叫连续翻译，也叫即席翻译，英文叫consecutiveinterpretation, 另一类叫同声传译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连续翻译是指讲话人讲完完了一段话之后，译员把它翻译出来。同声传译不一样，它是译员与讲话人几乎同步的速度把他讲的话翻译出来。
同声传译大都是会议同声传译，它需要一定的设备。同声传译的门槛比较高，对翻译的要求反应速度、语言水平、知识水平要求极高，它还需要一定的设备才能进行。顺便说一句，国内英汉同声传译的第一本教材就是我写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1999年出版的，应该是这个行业的奠基之作。
那场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荣毅仁先生首先致开幕词，古牧副总理做主旨演讲，接下来是几场分论坛，研讨会的内容涉及了改革开放的方方面面，远远超出了中外经济合作的范畴，因为当时的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外宾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期待中国最权威的声音来回答。
最后是10月6日邓小平抽出近1个半小时会见了与会的外方代表。邓小平就大家关心的许多问题发表了重要见解。
邓小平一上来就谦虚地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今天谈这个问题，我也是从政治角度来谈”。
然后他谈了中国的战略目标：到本世纪末翻两番，也就是增加四倍，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也就是说我们的起点是人均GDP200美元。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今天人均GDP已经超过了一万美元。
因为参加这次会见的外宾主要来自西方，邓小平补充了一句：“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念最多的邓小平的长线思考，他当时已经80高龄， 他谈的往往都是他自己有生之年见不到结果的中长期规划。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