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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让我们继续回忆与思考。上次我对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的一些回忆。江泽民是1943年考入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电机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江泽民从原来的中央大学学到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继续他的学业。在南京读书期间，他曾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抗日爱国活动。他回忆过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他当时还不是党员，但参加过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爱国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大量鸦片贩卖到中国，攫取巨额钱财作为侵华日军军费的补充，当时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一位叫厉恩虞的同志，他给江泽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江泽民曾经撰文回忆过这位学生运动的领袖：他说，那场清毒运动发生在一九四三年冬。当时，我与厉恩虞同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他念外国文学系，已是高班四年级的学生。我进大学不久，是电机系的低班学生。这时，我们相互还不认识。我作为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参加了那场运动。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我们几千学生高呼禁毒口号，游行到夫子庙一带，冲砸了所有的鸦片烟馆，把醉生梦死的吸毒者揪了出来，其中不少是敌伪政权的官员，还抄出了大量鸦片、毒品和烟具。我们在国民大会堂广场前焚烧收缴的鸦片、毒品和烟具，同学们围着熊熊的篝火，齐声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在我们后面，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虎视眈眈地对着我们。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畏惧。其情其景，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唤起了群众的觉醒。

江泽民还这样写道：那个时刻，我不禁想起了鸦片战争的历史，想起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想起了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心情十分激动。记得厉恩虞当场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深深打动大家的心灵，令人久久不能忘怀。抗战胜利后，江泽民转到上海交大读书，一直未与厉恩虞见过面。一九四六年冬，江泽民的入党介绍人王嘉猷找到江泽民，说厉恩虞从苏北根据地来，此时厉恩虞已经打进了国民党内部，他要在上海隐蔽一段时间，希望江泽民能安排他住在上海亲戚家。江泽民后来回忆说，“那时，我是穷学生，但我尽可能在生活上接济恩虞同志。大学生有联合国救济总署发放的一些物资，如面包、牛奶粉和罐头等，我常带点回来给他。有时，他就在我亲戚家吃饭。后经我介绍，他在青年会职工业余学校也兼点课。江泽民说，我深深记得，他博览群书，记忆力特别强，有相当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由于他在清毒运动中的声望，我们不少进步同学都与他有接触，他在我们中间是老大哥。这些同学在那次运动以后都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江泽民说，后来我们天各一方，忙于自己的工作，直至五十年代末才又相见。我默默之中感到他心情并不愉快。起初我以为他有什么家庭问题，后来知道是因为过去的一段经历受到误解。尽管他内心深处是痛苦的，但他从未在我面前发过牢骚，总是显得很乐观，并始终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他的党性是很强的。江泽民说，我根据自己较长时间同他相处的了解，政治上是信任他的。一九七七年，他患了晚期肺癌，我曾写信安慰他，鼓励他同病魔作斗争。他不幸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过早地逝世了，时年五十九岁。恩虞同志过世后，我们对他的家属继续予以关心。

我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外交部做翻译，当时的外交部长吴学谦，副部长钱其辰，还有时任副总理乔石原来都是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的干部，听他们讲过不少对旧上海十里洋场地下斗争的回忆，很多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包括像厉恩虞这样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后来在文革中不少都受到很大冲击，因为许多历史背景说不清楚了，当事人也不在了，结果造成了不少冤案错案，当然最后大都平反昭雪了。

这里让我引用一段江泽民的原话。江泽民在回忆厉恩虞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几十年的革命过程中，有多少无名英雄为革命贡献了一切。由于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临死还背了包袱。我们活着的人只能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当年为革命奋斗的人们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做好党的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也不怕受到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着坚定的信念。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现在南京市委已为恩虞同志作了正确的政治结论。这是我们党坚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的老同志们采取的十分负责的态度，也是对历史采取的十分负责的态度。

刚才我和大家分享这些江泽民对厉恩虞的回忆，即是帮助大家了解江泽民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也是帮助大家了解中国革命的跌宕起伏，乃至这个过程中的不少恩恩怨怨。我们走到今天，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大国地位稳固，真是不容易，希望我们的年青一代永远珍惜美好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