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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给大家讲了我在外交部工作的开始阶段，包括接待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今天继续我的回忆。

我1983年夏天进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后不久，就遇到一个问题：当时我们的行政级别还相当低，但我们已经开始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了。
领导人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很快成为机密文件，按当时的行政级别，我们无法阅读这些文件。

然而大家知道，给领导人做翻译工作，又要求我们熟悉领导人谈话的思路、风格、口气乃至表述习惯。

换言之，你要经常看这些谈话记录，才能更好地做好工作。

当时，全国上下都充满了改革精神，翻译室过家鼎主任说，这不行，我们要打报告给外交部领导，为我们年轻翻译开一个绿色通道，这个报告很快被批准了。

这样一来，我们这些高翻新手就被破格允许阅读邓小平等中国最高领导人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但只能在翻译室的机要室里进行，不带纸笔，不能做笔记。但即便是这样，这也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就我个人而言，细读中外领导人谈话很快成了我在翻译室工作的最大乐趣之一。

邓小平的不少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方说，1982年邓小平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几次谈话。

我记得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当时朝鲜的经济非常困难，金日成对邓小平说，这些年朝鲜自然灾害严重，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来克服自然灾害。

然后他提到一个方法，大意是鹌鹑蛋的营养比鸡蛋高两到三倍，但饲养成本比养鸡要低一倍。

他说，从营养学角度说，饲养鹌鹑比饲养鸡禽更划得来。

他还提到他曾经和巴基斯坦总统奇亚哈克将军也谈过这个事情，巴基斯坦也这么做的。

我觉得这种叙述很新鲜，想看看邓小平是如何回应的。

没想到邓小平没做任何特别反应，只说了这么一句：我们中国工作的重点还是放在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这也是邓小平当时脑子里正在转的东西，他在考虑大规模的体制改革，而非小打小闹。

顺便说一句，巴基斯坦总统哈克将军Zia-ul-Haq，我和他也有一面之交，对这个领导人有深刻的印象。

那是1985年11月17日，我陪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访问了一个国家叫阿曼，我们去参加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不少国家都派出了领导人，包括巴基斯坦的总统。

那天，应哈克的邀请，姚依林与他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晤，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的。

哈克曾经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上将，但1977年7月5日，他发动了一场政变，推翻阿里·布托总理，自任军事管制首席执行官，后来又出任总统，他那几年巴基斯坦经济不错，他在国内的威望一度也比较高。

他与姚依林交谈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希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发展更加积极的关系，我们当时与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已经有外交关系，他想推动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建交，这是中东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姚依林说，沙特现在可能还有困难，但我们有耐心。

哈克也希望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在海湾地区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巴基斯坦是一个民情国情很复杂的国家，我也去过好几次，以后有机会和大家再聊。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国家从上到下，无论谁执政，对中国友好都是一致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巴铁”。

我们和他见面是1985年，三年后的1988年8月17日，齐亚·哈克乘坐的专机在国内飞行时发生爆炸，飞机起飞后不久就爆炸，他和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享年64岁。

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震惊，一个给我印象相当积极的领导人突然消失了，确实感到震惊。

后来估计是反对他的巴国内的恐怖主义组织在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但到今天也没有定论。

让我们还是回到金日成和邓小平的谈话，那次小平同志主动向金日成介绍了他1978年9月访朝后，视察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时所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后来被人们称为邓小平的“北方谈话”。

大家知道我们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邓小平的“北方谈话”是这次会议之前三个月进行的，当时没有发表，后来陆陆续续有一些人的回忆文章，如果我们要研究邓小平，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那么邓小平1978年的“北方谈话”，和他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非常重要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许多改革开放思路形成的过程。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三省沿途反复讲“思想路线问题”。

邓说他1977年7月复出后，首先做的就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邓特别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在与金日成的谈话中还讲了一些肺腑之言:“我1978年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力，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止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还展示了他强烈使命感和紧迫感。

他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反复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当时在华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上下正在大规模开展一个叫作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而邓小平则认为要适可而止，然后果断地把整个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邓小平对我讲:“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进行到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有半年的时间就可以了。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 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

邓在“北方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按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这也是当时关于经济改革的表述方法。

邓小平说“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他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工作汇报时说：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

他还提出，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企业提供服务。

他在长春视察时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关起门来不行”，“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他强调说:“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 

在大庆视察时，他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每天开机几小时？听说每天只开两小时，他不满意，说那同拨算盘差不多，花那么多钱做什么。他指示要把计算机设备利用起来。

他还说：计算中心要统一规划。从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来，形成一个网，像电网一样。必须保证每天工作24小时，谁用谁出钱。

邓小平当时就对新技术新管理相当了解。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很有感触，当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小打小闹，包括推广鹌鹑养殖等，他们总体上还是力图通过小修小补来摆脱中央计划经济困境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明确主张：解决经济困境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在于“实事求是”，在于改革开放，在于探索一条“新路”。

换言之，邓小平考虑的不是“治标”，而是要“治本”。

邓小平的这种远见和勇气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如果没有这一切，中国还是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只是满足于各种微调的话，那中国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迅速的崛起，人民生活水平也不可能提高的那么快，我们都是过来人，每想到这一点，都会百感交集，感叹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