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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让我们继续《回忆与思考》。让我们继续回忆与“文明型国家”论述起源的一些事情。

我正式提出“文明型国家”命题和论述是2010年，但对其进行最详尽论述的是我2011年1月出版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这本著作一下子成了现象级的畅销书，也是我未曾料到的。这实际上是我的第六本著作，一不当心就火了，它一定是切中了当时国内大家关心的一些大问题，所以一下子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当时国内的一个杂志，叫《社会观察》于2011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张维为：《中国震撼》背后的故事，作者叫王敏。今天读来也感触万千，12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这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文章是这样开始的：《中国震撼》搅动舆论风暴。一本名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读物，在上市短短3个月时间内，几度断货，六次加印，累计印数已高达18万册，创造了近期出版界一个炫目的亮点。

在思想界，《中国震撼》的出版使得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的话题更加火热，将所谓“普世价值派”与“中国模式派”的论争推向白热化。

在美国生活近20年的北京大学教授陈平说“《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

同时，亦有论者针锋相对地使用“中国遗憾”一词与之PK，写出洋洋万言的长文批驳《中国震撼》。网络上的争论更是尖锐乃至水火不容，赞声骂声响成一片。

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在内的全国几十家媒体均在突出的位置，用较大的篇幅刊登了专家学者的书评文章和对作者的采访报道。

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求是》杂志社总编辑张晓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先后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推荐这本书对中国崛起之谜的透彻解析，同时认为该书亦是“对中国的发展持有种种顽固偏见和肤浅短视者”的一种震撼！

这篇文章这样写道：这本书掀起的波澜，更将该书的作者张维为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张维为曾担任邓小平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长期在欧洲做中国研究和教学，现在国内忽然重新“发现”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张维为。中国与西方在他身上错综复杂地交织，使得他这个人本身，仿佛就是“中国模式”的某种印证。

他是一个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埋首书斋低调做学问的学者，近日有些无奈地发现自己变成了公众人物，引来政界、学界与普通民众的共同关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争相请他去为党政干部讲课，很多学术机构也约请他去做演讲，同时他还要应付媒体的围追堵截。《中国震撼》出版后的近三个月里，张维为已做了20来场演讲，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最近的一次，到北京参加《社会观察》与清华大学和春秋综合研究院主办的“百年清华 中国模式”论坛。张维为对记者说“嗓子哑了，相当疲惫”，他现在的策略是能推就推，大约推掉了一半的邀约。当然，作为学者，对于自己研究多年的“中国模式”话题能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轰动和关注，他内心是非常欣慰的。这超出了他写作《中国震撼》之初的想象。

关于这本著作的起源，他提到2009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上，张维为偶遇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两人相谈甚深。张维为走访一百多个国家后所得出的关于“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见解，对陈昕触动很大，于是萌生要请张维为撰写一部介绍“中国模式”的理论读物的想法。

张维为对我们说，“谈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现在在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热门的话题。这说明经过改革三十多年高速发展后，国人对中国的成绩、问题、未来都希望进行解读。我提供的这个解读自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张维为认为，从政界、学界到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模式的关注，是这本书热销的社会大背景。

文章这样写道：张维为的感觉是：尽管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和政治精英对于“走自己的路”一直是坚定而自信的，但是或许受过去“韬光养晦”思路的影响，中国各级官员往往不愿意高调地说明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干得比说得要好”。甚至，有些官员对其执政业绩，不具有相当的自信。因此，张维为的书带给他们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张维为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角。比如我们东、西部的地区差距，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但张维为却认为这是消极和静态的看法，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就是中国的优势，因为我们已形成了发达板块和新兴经济体板块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这就产生了1加1大于2的效果。所以，张维为更主张一种“自信的韬光养晦”。

文章说，张维为认为“很多人与对书中的观点有共鸣，主要是由于我用一种相对比较新的话语，把中国的成就和问题解释了一遍，先肯定成绩，再自信地解决存在的问题，这一点他们是认同的。”

张维为反复强调，不要随意贬低自己，在一切问题中都看到机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机遇，这就是典型的张氏思维。张维为还强调“我们需要更加全面、透彻、强势的话语来解释中国。这个话语能够被普通百姓所理解，也能让外国人听懂。越强势的话语，或许西方人反而越听得进去。”

文章说，性格谦和、儒雅、没有一点架子的张维为，在阐述自己的观念时，却一再强调“强势”二字。他认为，我们既有的话语体系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官话套话太多，百姓不愿听，西方人听不懂，也容易产生误解。比如，西方人总是把共产党等同于独裁、恐怖等，总是用“民主”和“专制”来分析政治，把民主界定为多党制和一人一票。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很难改变。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也受这套西方话语的影响。张维为认为，我们应该形成一套新的、强势的话语，把真实的中国向国人、向世界解释清楚。

他还主张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对西方和西方话语进行全面的审视。就像国际通行的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事实上很难把中国这样一种超大型国家的的状况说清楚。他建议研究确立“新基尼系数”，打破现有“基尼系数”神话，对于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状况，是有价值的。“其实，越强势的话语，西方人反而越听得进去”，张维为在长期与西方人的接触中，得出了这么一个有趣的经验。因为西方人是“最承认实力的，包括强势的话语”。比如，美国人要和中国人谈中国人权问题，张维为建议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问美国人：“你们在伊拉克杀害了十几万平民，这是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呀。你们应首先就这个问题向国际社会，向伊拉克人民作出他们可以接受的解释，否则你们怎么有资格来和我们谈论人权问题呢？”

关于这本著作引起的讨论，我们下次再继续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