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为马凯硕演讲整理：

今天我的讲座标题是“西方迷失了吗？（Has the West Lost it？）”通常一位好的演讲者会给观众留下悬念，一直到最后再揭晓答案。但我是个好人，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我的答案是：“没有”，或者说“还没有”。不过，西方再不改变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迷失。这也是为什么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可以算作是给西方的礼物。提醒他们该醒过来、适应新的世界秩序了。

今晚我的讲座会分为三个部分，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西方那么重要？他们的人口只占到世界人口的12%。为什么我们那么在乎他们？

第二、西方犯了什么错？

第三、我会给西方一些战略性的建议。

近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过去的200年间，西方世界是最成功的文明。尽管西方曾经四处征战、殖民，但在去殖民化之后，西方的理念和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使得人类生存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社会过去30年中取得的进步要比此前的3000年还要来得大。我敢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今天这个时代，尤其是近30年，他们会说，这是多么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啊。

这听上去难以置信。你每天起床、看电视、读报纸，目力所及都是坏消息。这让你失去了大局观，对世界的变化无动于衷。

我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一些例子。我们回顾人类历史，最残酷的一面无疑是战争。数千年来，战争从未间断，人们不断流血牺牲。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年代。这里我想引用哈佛大学Steven Pinker的观察，他说“今天，我们可能生活在史上最和平的年代。”他根据《2006人类安全简报》（Human Security Brief）表示：“全球暴力从20世纪中叶稳步下降，50年代每年有超过6.3万人在战争中死去，近十年这个数字减少到每年不到2000人。”这是多么重大的突破！当然，有些冲突还会继续，有些问题依旧存在。

我们再看另一项重要的指标：处于绝对贫困中的人口数量。60、70年代，经济学家们曾努力发展第三世界，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他们放弃了，断言人类永远无法摆脱全球性的贫困。

而牛津大学给出的一组统计数字显示，上述结论下得太早了。1950年，全球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到了1981年，这个数字降低到44%。到了2016年，极端贫困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已经低到10%以下。就连以保守著称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也预测，到2030年，极端贫困人口将彻底消失。

如果有人在1990年和你说，25年后，世界饥饿人口将下降40%，儿童死亡率将减半，极端贫困将下降四分之三，你可能会觉得他们是傻瓜。然而，这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我们都欠西方一声“谢谢”。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对西方思想的吸纳和对西方实践经验的借鉴。

这些思想和经验中，有三个关键点。

第一是“推理能力”。现代意义上的推理，对改善人类生存条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当你遇到一个问题，你自然而然地研究、思考、最终解决问题。这看似简单，但人类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都做不到。

推理能力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土壤，而西方科技的传播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延长了人均预期寿命，为过去的不治之症提供了治疗方案。有些“技术”甚至极其浅显。比如在非洲，仅仅通过引入“洗手”的观念，就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

第二，是对“未来会更好”的信念。大多数人觉得这理所当然。而事实上，我的父母就是反例。他们生于印度、长于印度，从未受过教育。他们迷信命运，认为个体对自己的未来无能为力。而西方教育观念让人们意识到，你可以改变，让生活更好，这种信念改变了一切。

以我自己的家族为例，我父母没有上过大学，他们的兄弟姐妹也都没有。到了我这一代人，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上大学的孩子。而到了我的下一代人，我的孩子、侄子、侄女都受过大学教育。三代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0变成100%。这是人类生存条件改善的证明。顺便说一下，现代大学也是西方给非西方世界的礼物。

第三个因素，是“良政”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许多原本被认为无可救药的国家，今天却成功了。以孟加拉为例，70年代初，它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当时，基辛格极度不看好它的前景。就是这个国家，在过去20年时间里，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超过5.5%。世界银行预测，到2021年，也就是3年后，孟加拉经济有望跃升至中等收入水平线以上。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以上，都要感谢西方，他们的理念传遍世界，为全球人类带来福祉。他们本该为自己的成功庆贺，但是，今天的欧洲和美国，充斥着一种消极的气氛。他们陷入了深深的低落。

这引出了我今天演讲的第二部分，西方做错了什么？

我的核心观点是，人类生存条件好转的这30年，西方逐渐迷失了前进方向，他们犯了三个战略性的错误。

第一个战略性错误发生于1990年，冷战以西方全面胜利结束，西方人弹冠相庆，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妄称“历史的终结”。多么傲慢啊！他认为西方的制度已经登峰造极，非西方世界要做的只是改变自己，采取西式民主，不然不可能成功。在我看来，福山的论断在某种程度上让西方遭受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那时的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正在苏醒，而福山的话让西方陷入沉睡。

我之所以强调中印，是因为从公元1年到1820年这近2000年时间里，中印有超过800年的时间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欧洲后来追上乃至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只是最近200年的事。如果把这200年放在2000年历史的背景下观察，你会发现西方的成功只是历史的一个波动，而波动过后，历史的轨迹终究会回归常态。可见，中印复兴是必然的事情。

为什么我特别提到1990这一年？因为这一年，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关键一年，也是印度实行经济改革开放的起始之年。

第二个战略性错误发生在2001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如果你问一个西方人，他一定会回答“911”事件。事件发生时，我身在曼哈顿。我可以感受到“911”给美国带来的政治冲击。刚刚上台的小布什在“911”后，开始向伊斯兰世界宣战。美国于2003年非法入侵伊拉克，这之后的十年，它都身陷战争泥潭。

当时的美国没有意识到，2001年有一件比“911”影响更深远的事情正在发生——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加入，一夜之间向世界注入了8亿人的劳动力大军，这注定会改变世界秩序。而此时的美国，却一心在中东掀起战事。

正是由于这一战略性的失误，带来了戏剧性的统计数据。整整40年，美国人的中位净资产几乎没有提高，工人阶级无比失落，这很大程度导致了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但归根结底，是因为美国精英未能充分重视中国加入WTO。而即使是今天，这个错误也没有被正视。

第三个战略失误发生在2014年。我们来看一组数字。以购买力平价衡量，1980美国GDP占到全球的25%，而当年的中国只占到2.2%，中国比美国的十分之一还要少。到了2014，仅仅34年，中国的份额就超过了美国。但是，竟然没有人、没有一个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世界历史悄然改变了。

过去200年，西方曾经依靠卓越的战略思想家，着眼大局，洞察变化，及时适应变化，成功征服并主导了世界。而今，西方正在失去他们的战略思考能力，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世界的改变，他们甚至无法接受一个事实：他们必须适应新秩序。

第一个是“极简”（Minimalist）。西方称霸世界200年，习惯于干涉他国事务。他们似乎把这当做是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好像他们不去更正这个世界，这世界就会分崩离析。我的建议是，面对今天的世界，对西方最有利的做法是尽可能“收手”。

我猜西方人会对我说，你怎么能眼见着叙利亚人民受苦而视若无睹？这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啊。那么我想告诉他们，这世界上最大的三个民主国家是印度、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如果你说这是民主之战，为什么你不问问老大和老三的意见？我在书中引用了印度学者的观点，他说：“每次西方干涉中东，情况就变得更糟，人民就承受更多痛苦。你们应该听听第一大民主国家印度的声音。”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证明西方不出手的结果会怎样。有一个区域由于它的多样性，本该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带。那里有着6.3亿人口，包括2.4亿穆斯林、1.2亿基督徒、1.5亿佛教徒和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们——我说的就是东南亚。而目前，东南亚有着全球第二大成功的区域组织“东盟”，它还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有望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他们为什么能做到？因为东盟没有西方国家参与。我敢说，如果西方国家停止征战，事情只可能变好，不可能更糟。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西方要拥抱“极简”。

第二个M，是“多边”（Multi-lateral）。伴随着西方带给世界的现代化，世界正变成一个小而独立的地球村。地球村需要地球成员理事会。我们并不缺少这样的全球性组织，比如联合国、IMF、世界银行、WTO等。这些组织由西方发起，照理说加强这些国际组织的职能，会给西方带来好处。但真相恰恰相反，我在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的10年里失望地发现，西方世界正在破坏这些他们建立起的机构。

我的常识告诉我，当你代表着少数人，比如12%的世界人口时，一个有序的世界才能让你的利益最大化。允许我引用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2003的一场演讲中说的话，他说，“如果美国永远是第一，那我们当然可以继续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但是，当你不再是世界第一时，理清多边规则、巩固多边机构、加快多边进程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这些话是如此浅显易懂，却如此难以实现。

第三个M在西方的语境下是一个禁忌，这个词就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alli）”。他在西方被看做是罪恶的象征，事实并非如此。马基雅维利的目标不是加重罪恶，而是增益美德，通过最佳方案得到最好结果。但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被认为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任何西方政客胆敢倡导马基雅维利主义，那么他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

我说的马基雅维利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谈论“地缘政治”时，应该意识到这个词最关键的部分是“地缘”。美国的地理位置和欧洲大不相同，他们面对的挑战也截然不同。当欧洲不加思考地追随美国的政策时，他们很可能伤害到自身利益。讽刺的是，这边欧洲介入叙利亚，那一边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因为允许叙利亚难民入境而尽失民心。

我再给大家一个统计数据，你就知道欧洲要面对的长期问题是什么了。50年代时，欧洲人口是非洲的两倍；今天，非洲的人口是欧洲的两倍；到2100，非洲的人口将是欧洲的十倍。傻子都知道，如果非洲不发展起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非法进入欧洲。所以说，发展非洲是符合欧洲利益的，他们最好的搭档就是中国。

现实是，当中国在非洲建设基础设施、帮助非洲发展经济时，本该举双手赞成的欧洲却碍于美国淫威不敢动弹。这就是我说的“非马基雅维利”的行为，他们没有关注自身的利益。

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过去30年时，一定会惊奇于西方的成功如此辉煌，而最终却一败涂地。西方现在该做的，就是买我的书、认真读、解决问题。

在讲座之后的讨论环节，精彩问题不断。

有学者问马凯硕，“Has the West Lost it？”的“it”指什么？马凯硕表示，他说的“it”指的是“it’s way”。

一位复旦学生提问：我们相信中国能成为第一，但是在成为第一的路上，中国有可能做错什么呢？马凯硕回答，要避免傲慢心态，避免过度的民族主义。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比起“民主”国家更能控制住民族主义。

一位欧洲留学生的问题有些出人意料：“Has the West Lost it？”这里的“west”指什么？马凯硕诙谐地回答：指的就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说的那些“west”。全场观众都笑了。

一位尼泊尔留学生提问：您为什么认为唤醒西方很重要。马凯硕表示，毕竟西方为世界、为我们做出了很多贡献。我希望他们现在也能理性地面对中国崛起。

这个世界不缺理性的思想家，中国研究院努力为他们创造发声的条件，希望那些影响这个世界命运的人，能够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