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3日下午，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讲座教授、思想史和国际史学者大卫·阿米蒂奇到访中国研究院，并以“全球史与万民法”为题做讲座，分享了自己对国际法与全球秩序的思考。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主持了讲座，研究院春秋高级研究员马凯硕参与了讨论。

讲座中，阿米蒂奇教授首先提出问题：全球秩序的基础是什么？他介绍，主流学界认为，15世纪至19世纪的全球秩序，是在帝国崩溃和国家崛起背景下，以“国家”为基础形成的新国际秩序。尤其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通过，标志着欧洲领土型国家的形成，确立了西欧的政治秩序。西欧国家凭借自身的先发优势，将自己所构建起的“国家”概念向世界范围内推广，使得西欧的历史经验成为考察世界历史的主要方法与工具。

阿米蒂奇教授并不赞成这样的单一视角，他以世界历史为工具，引出了亚历山大洛维奇的国际法及全球秩序思想。

亚历山大洛维奇认为，各个民族的法律向国际法转型的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然主义”阶段(Naturalism)与“实证主义”阶段(Positivism)。在1815年之前的自然主义阶段，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呈现出普世性、多文化视角、意识形态多元化、平等性、水平性、去中心化、连续性等特点。而到了1815-1960年的实证主义阶段，由西欧率先建立起的民族国家，以自身经验设定了一些“概念”，从他们的视角判定哪些国家可以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员。这些欧洲概念具有非普世性、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化、不平等、垂直性、中心化、以宪政为标识、非连续性的特点。其他民族必须遵从这套规则，才能得到先发国家的承认。

在1960年之后，随着去殖民化浪潮的发展，一种非欧洲的新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出现，开始对实证主义发起挑战。在阿米蒂奇教授看来，实证主义将开始衰退，在此基础上将形成一个相对平等的世界秩序。以国际法为研究视野，将世界历史作为工具，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世界秩序的变迁历程。

讲座结束后，现场观众与阿米蒂奇教授就相关议题就行了交流，气氛十分融洽。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余亮、助理研究员郭杰振等亦出席了本次讲座。

撰稿：徐杨 钟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