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副院长应邀在杭州师范大学加勒比地区研究中心作讲座
发布人: 邬含菲   发布时间:2026-11-11   浏览次数:

2026年11月5日,中国—加勒比文明互鉴系列讲座特邀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范勇鹏,带来题为“自主知识体系与国别区域研究”的专题分享。讲座由加勒比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外国语学院院长周敏教授主持。

范勇鹏指出,自2022年区域国别学设立为一级学科以来,国内学科建设规模发展迅速,但当前真正短板不在于体量扩张,而在于主体性建设不足。区域国别学本质上是一门“大国之学”,并非泛指对海外地区的一般性研究,而是蕴含着“谁在研究、为谁研究、以何种视角实现何种目标”的主体问题。如果缺少本土的主体学建构,便容易出现“缺少主语、知识割裂、立场困境、议题依附”的“空心化”困境,即各个区域研究方向分别形成自身知识体系,却缺少一套提纲挈领、呼应中国自身的知识内核。

他将这一问题的根源追溯至“主体学”的互构逻辑:西方域外知识体系是在殖民扩张进程中,通过不断建构“他者”来完成自我认知的建构。以美国经验为例,美国大致同步推进了区域国别研究与“美国学”的主体建构:从爱默生被誉为“美国知识界独立宣言”的《美国学者》,到现代化理论一度席卷各社会科学门类;而在越战受挫之后,这套叙事体系遭遇反思与反噬,美国的知识主体性也随之走向消解。范勇鹏特别谈到,美国的主体性建构并不局限于狭义的“美国学”,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共同构成广义美国学,为其全球区域研究提供范式工具。反观国内,我们现有的部分“中国学”研究还存在“镜像之镜像”的局限,较多是对海外中国研究的二次转述,难以支撑起中国区域国别学所需要的主体性根基。

在他看来,各类区域概念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背后蕴含知识权力的建构。以“东南亚”为例,这一区域概念成形于二战时期,1943年英美设立东南亚司令部被视作标志性节点,而明清时期中国传统话语将该区域称为“南洋”。对于中东、中亚、印太这类由外部生成的区域概念,应当区分情形加以对待:部分可以转化使用,部分需要审慎批判,还有部分可以运用上海合作组织、共建“一带一路”、RCEP等中国主导的合作概念予以补充替代。落实到制度分析层面,研究者同样需要跳出“民主—专制”“威权主义”“合法性” 等带有预设色彩的西方概念框架,才有可能开展真正自主的学术分析。

基于上述对主体性问题的诊断,他结合个人研究兴趣,为区域国别研究提出了两个新的观察工具。一是“封建性”分析框架:其特征体现为以财产权决定政治地位、政治权力可世袭、政治组织松散,借助这一视角观察东南亚乃至西方制度,可获得新的理解,近年西方学界热议的“新封建主义”,正是这类旧有封建性特征的复萌。二是“公司国家”分析框架:火器向西传推高欧洲战争成本,迫使欧洲小型国家举借国债、在债务压力下再“债转股”,摧生了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形式。同时威尼斯等城邦最早实现把股份公司制度与国家形态结合,产生了近似于按股权分配议席的机制的代议制。这种新国家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家所有权并不必然属于国家的人民,而是属于“股东”。在公司里,股东(shareholder)不同于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更关注股权收益。而在公司国家中,股东也不是国家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只是为了利益目标而通过代议制掌控国家。这种国家形式通过西方的殖民扩张而传遍世界,影响当代多数国家。欧美现代国家的全民义务兵役制、民族主义、普选权、福利国家等现象,只是股东群体为维护自己利益而有限扩散股权的产物。随着苏联解体、全球共运退潮和资本主义的金融化,shareholder进一步收缩,与stakeholder日益分道扬镳。基于此框架,可以对当前西方和世界诸多政治现象作出新的观察。

整场讲座逻辑层层递进、视野开阔,为在场师生理解区域国别学的主体性建构、反思既有研究范式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交流环节,与会师生围绕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人工智能时代研究方法创新等问题开展深入互动。

责任编辑 | 朱语晨 毛艺霏 卢宇珍

图文 | 毛天舒

一审 | 翟晓春

二审 | 高   乾

三审 | 娄丹华

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加勒比地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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