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把改善民生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一定要把消除贫困作为一项核心人权来对待，因为贫困本身就是对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亵渎。”
在10月14日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37期节目中，主讲嘉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讲述了中国伟大的扶贫事业，中国扶贫取得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成就，值得被载入人类文明。现整理节目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今年我们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们创造了许多震撼世界的奇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消除贫困。这一伟大成就永远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永远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在共和国前30年里，我们完成了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设，包括对于扶贫、对于现代国家建设无比重要的基层组织建设。我们从一穷二白的起点出发，建成了独立的、初步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和科技体系。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推动了教育和基本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我们的人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5岁，文盲率从解放初期的80%降到了30%。我们通过抗美援朝的胜利，通过发展两弹一星等，为国家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就是当年毛主席说的“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实现了“三十而立”，为后40年的国家全面崛起，包括大规模消除贫困奠定基础。
尽管前30年我们取得巨大成功，但也走过不少弯路，民生欠账比较多，人民生活水平按照当时的国际标准还相当低，如果用官方汇率计算，我们当时人均GDP还低于非洲国家的平均水平，81%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大部分还没有用上电，中国外贸规模还非常小，而出口产品中75%-80%都是附加值非常低的农产品，即使在上海这样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人均居住面积不到5平米，多数家庭生煤球炉做饭，吃穿用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供应，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自行车票等等。当时中国年轻人结婚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拥有缝纫机是为了补衣服，所以当时有个说法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自1978年以来的40年，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在前30年成就的基础上，奋发有为，推动改革开放，推动创新，实现了国家的全面崛起，实现了“四十而不惑”。这意味着，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消除贫困方面也找到了成功之路，确实取得了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巨大的扶贫成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40年间，七亿四千万人口脱贫；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八亿五千万人口脱贫，即世界上近8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坦率地讲，如果没有中国扶贫事业的巨大贡献，实际上的贫困状况恐怕是有增无减的。到2020年，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将彻底告别极端贫困，实现全面小康。这个伟大的奇迹将永远载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史册。
中国扶贫的经验是根据中国国情而来，其他国家无法照搬，但成功的经验往往有共通的道理。所以中国的不少经验对很多国家，对今天的全球治理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下边我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中国扶贫的主要经验。
首先是民本理念。我曾经在这个节目中专门谈过中国崛起的核心理念，其中就包括民本主义，也就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历史传承，也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过去数十年，中国政府提出的一系列目标，包括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实现全面小康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源远流长的民本主义思想。中国扶贫的巨大成就，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取得的。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把改善民生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一定要把消除贫困作为一项核心人权来对待，因为贫困本身就是对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亵渎。
与西方国家在非西方世界推动的发展模式相比，西方的做法是把自己界定的所谓民主化作为发展成功的关键所在。这种做法现在被中国经验证明是靠不住的，甚至是愚蠢的。多少发展中国家为了得到西方的认可，为了得到西方的一些援助，去追求这种“为民主化而民主化”的东西，我称之为“民主原教旨主义”，结果导致无休止的“党争”和各种各样的宗教、族裔、民族、地区矛盾和冲突大爆发，甚至陷入无政府和战争状况，消除贫困变得遥遥无期。
中国“以民为本”这个理念纠正了西方人权理论长期存在一个严重的偏差或者缺陷：他们只重视公民政治权利，而不重视民生权利。追溯这种偏差产生的历史原因，我想大概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所提出所谓自由、平等、产权等理念的时候，这些所谓思想家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新兴的有产阶级。在那个年代，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都是合法的，最悲惨、最凄惨的贫困发生在殖民地，不是在欧洲。西方多数国家对于非西方世界的贫困状况，哪怕直到今天都是麻木不仁的。
我们上次谈过市场原教旨主义行不通，如果真的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话，各个国家都应该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西方应该放弃农业、畜牧业，但他们现在大量补贴给农业、畜牧业。实际上有比较优势的地方，比如非洲他们可以发展农业、畜牧业，但很早就有非洲人抱怨，今天欧洲牛拿的补贴比非洲人的收入还要高，这让我们怎么竞争？这就是真实世界，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世界。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还有如此多的人生活在赤贫之中，怎么说得过去？所以我想中国消除贫困的成功经验，必将影响整个世界，特别是整个非西方世界。
今天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在西方模式下，互联网一出现就被高度政治化，成为西方推动所谓政权更迭的手段，结果水土不服，给许多国家造成混乱乃至战乱。互联网政治化今天实际给西方自己带来了民粹主义问题，带来其他很多问题。政客们处心积虑如何用网络打造成党派斗争的工具，而不是造福人民的平台。所以美国今天特朗普上台也好，英国今天脱欧闹剧也好，很大程度上都是反映了这种情况。
相比之下，中国的互联网革命和大数据的革命始终是在“以民为本”的理念下推进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流传的口号是“要想富，先修路”。今天在互联网时代，大家说的是“要想富，先联网”。中国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消除贫困的极为有效的手段，多少贫困地区的百姓通过互联网把自己家乡的土特产品推荐和销售出去，一劳永逸地摆脱了贫困。这是我讲的中国扶贫经验的第一点民本理念。
第二点是有为政府。在扶贫整个进程中，中国党政体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作用首先体现在制定和执行各种发展的规划和扶贫的规划。1953年以来，中国政府每隔五年就制定一个五年规划，为接下来的五年发展提供蓝图，而且能够实施。到明年为止，中国已规划并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规划，这期间还实现了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的伟大转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从人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进行中长期战略规划的国家。这些规划包括了扶贫方面的考虑，扶贫的战略和专项扶贫的计划等等。
中国模式下的这种能力与西方模式下多数国家没有规划能力、更没有执行能力，形成鲜明对照。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求，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我们的扶贫标准是“两不愁，三保证”，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农民有地有房子。我经常讲，如果将地和房子都算进去的话，“两不愁、三保证加土地和房产”，以我实地走访过70来个发展中国家的考察，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这个标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等南亚国家，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中产阶级的标准。当然中国人可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的进步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也是最能够震撼世界的。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致等于100个普通欧洲国家之和的超大型国家，我们的治理体系分成六个层级，即中央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乡一级、村一级。在中国模式下，每一级都要承担扶贫责任，这是世界级的超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各级干部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长期在高负荷、高压力下开展扶贫工作，真心不容易，是特别值得尊敬的。各级地方政府都参加各种扶贫帮扶工程，比如干部驻村，帮助贫困村培养人才，还有各种小信贷工程往往都是政府作信用担保，地方财政出资进行保证，其他角色一同参与。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有为政府。
第三点是发展引领。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中国扶贫主要采用的是传统的救济方法，也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主流模式。后来中国发觉，光是靠救济解决不了问题，治标不能治本。如果去过美国的话，你会发现很多200斤以上的胖子，一般都是少数族裔，大概率是穷人，一看就知道是吃垃圾食品长大的，因为美国扶贫的主要方法是发食品券，食品券换来的大都是高脂肪、高热量、高糖的垃圾食品。联合国对美国扶贫状况有一个报告，其中提到，美国有4000万人生活贫困，其中1850万人极度贫困。如果按照中国人口规模是美国4倍来推算的话，这个比例放到中国大概就等于1亿6千万人生活贫困，其中7400万人极度贫困。可能有感于此，最近美国总统竞选候选人桑德斯公开对媒体说，他非常赞扬中国扶贫的巨大成就，他说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中国消除极端贫困的成就超过了文明史上任何国家。其实美国今天可以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扶贫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从80年代中期推动开发式扶贫，即动员、鼓励、引导贫困地区人民，通过经济发展达到脱贫目的。经过多年探索，中国积累了不少经验，比如开发贫困地区资源，要注意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并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等等。现在中国开发扶贫已经超出了经济发展本身的范围，已经融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发展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容。
在一个更广的意义上，中国始终抓住发展这个牛鼻子不放松，发展的目的是顺应民意，让人民摆脱贫困，过上更为富裕和美好的生活。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和现代化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坚持整个国家的发展导向，在发展中解决贫困问题。以中国经济腾飞带来的政府财政收入为例，2017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了17万亿多元，这使中国扶贫事业有了很大的底气。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也大大提高了中国开发式扶贫的水准。
对于外部世界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发展引领模式的成功是很大的鼓舞。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许多开发项目也产生了很好的扶贫效果。中国项目的执行力远远高于西方同类项目。一位非洲国家的驻华使节曾跟我说，我们和欧洲人一个项目还没有谈完，中国人就已经帮助我们完成了三个项目。非洲现在还有一个调侃西方模式效率低下的说法，英文叫做NATO，N、A、T、O，学过英文的人可能知道，这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英文缩写NATO，但这里的意思是NO ACTION，没有行动， TALK ONLY，只说不练。
最后一点就是多管齐下。在扶贫领域内，中国创造的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的“大扶贫”模式很有意义，主要特点就是政府、市场、社会都参与扶贫事业。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认为市场经济本身会产生所谓的trickle down effect，“涓滴”效应，即通过自由化、市场化的发展，带来财富的增加，这个成果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到社会基层、底层，使贫困人口都能受益。但过去数十年无论是中国经验还是外国经验都表明这是不大可能的，纯粹靠市场机制无法产生这样的效应。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政府去宏观协调，它会导致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中产阶级的缩小。今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面临这个挑战。
中国多管齐下的“大扶贫”模式，不仅大幅度消除贫困，而且迅速扩大了中产阶层规模。中国是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多管齐下的模式，既发挥市场的作用，也发挥政府的作用，发挥两者之间合力的作用。既发挥国有企业的定力，也发挥民营企业的活力，更发挥两者互相补充的力量，进而产生了扶贫和发展的乘数效应。比如国有企业建设中国一流的基础设施，包括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网，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铁网、4G基站网。到2019年初，仅中国移动的4G基站就有240万个，三大运营商加起来近400万个。而美国的主要电信运营商，一个叫AT&T，一个叫Verizon公司，美国三大运营商加起来也就是10万个左右，中国4G基站几乎是美国的40倍。所以在移动互联网应用移动支付方面、网购方面，中国是美国的70多倍。当然，5G的前景就更加好了，所以这一切为中国农村电商扶贫，为农村电商大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中国民营企业也为中国扶贫事业作出突出的贡献。中国民营企业今天提供整个国家大约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出口、80%的就业。中国许多非政府组织和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扶贫，还有政府搭桥，“民营企业+农户”的这种扶贫模式。许多民营企业源于乡村，发展于农村，与农户有着天然的联系，积极投入中国的扶贫事业。
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过去40年，中国中央政府发挥对整个超大型的国家提供宏观指导和保持稳定这样一种平衡的作用。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税收，通过土地，通过其他有关政策，吸引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等，推动了地方的收入就业和社会发展，也推动了整个国家扶贫事业和国家崛起。
在多管齐下的“大扶贫”模式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等理念得到充分展现。比如，以上海参与的东西部扶贫协作为例，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共同推动下，上海与新疆，特别是新疆喀什地区组成“结对子”的合作模式。短短八年的时间内，中国上海已经派出数千名干部、教师、医生、志愿者到喀什及其下辖的莎车、泽普、叶城、巴楚四个县开展援疆工作。上海按照这个地方财政预算的收入中间6‰的标准来支持喀什，大大改善当地的水、电、气、路、污水处理等等基础设施。同时喀什各种优质的农产品也被推介到上海，深受上海市民的欢迎。上海游客也大批涌向新疆，切身感受到了大美新疆，也感受到西方为恐怖主义张目、攻击新疆人权问题的荒谬与无耻。
我记得我上次在谈阿拉伯之春为什么变成阿拉伯之冬的时候，专门引用埃及现任总统塞西的话，他说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发生的事件，给这些国家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基础设施损失达9000亿美元，死亡人数超过140万，沦为难民的有1500多万人。西方已经搞乱了伊拉克，搞乱了叙利亚，搞乱了利比亚这些国家，甚至把一些国家变成人间地狱，可以说这是21世纪西方国家对人权最大的践踏。现在还想搞乱我们的新疆、香港，我想起当年毛泽东主席调侃敌对势力很有名的诗句，叫“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就几个蚂蚁，想把大树给推翻掉是不可能的，开国际玩笑。
回望新中国70年扶贫事业的辉煌成就，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到明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彻底告别绝对贫困，这是改变中国命运和人类历史的大事。
中国扶贫事业的成功，实际上就是我们最大的仁政。也就是我经常讲的，中国模式的特点——良政善治。这是良政善治巨大的成功。
从纵向的发展历史来看，正如习近平主席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中华民族千百年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从横向比较来看，我们解决了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贫困问题，也解决了西方扶贫救济模式治标不治本的难题。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际，我们向所有为中国扶贫事业作出贡献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讨论环节
郑若麟：我讲一个小故事，我1985年第一次去法国，当时我的工资是56块钱人民币，一个法国人的最低收入是4400法郎，一个法郎等于1.2个人民币，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差距多大。
主持人：一百倍的差距。
郑教授：法国工业化上百年了，法国社会的富裕程度是我1985年刚到那里的时候没法想象的。我在巴黎当记者的时候，驻的区是第七区，属于富人区。但是走过去不远，有个地铁站，地铁站下面就塞纳河附近，马路上搭了一个小帐篷，有一个无家可归者住在里面，我每天散步都经过他那里，时间久了脸就熟了。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聊起来了，这个人是有工作的，只是工作收入太低，没办法有家。他说有些人确实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他只好要饭没有家。还有些人住在自己的汽车里。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统计数字，说马克龙总统去看望无家可归者，他说巴黎现在有3622个无家可归者，老实说这个数字我很怀疑。因为我在法国时，在巴黎看见太多的无家可归者，这个现象对我的打击、冲击是非常之大的。刚才张教授说我们到2020年，我们将不再有贫困人员，中国走的这条道路可能才是人类未来的道路。
问答环节
Q1：古人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今天的问题就是中国扶贫对于那些贫困人口真正的帮助在哪里？谢谢。
张维为：这又是一个中国理念“授人以渔”，三点水的渔。我大概十几年前曾经到过一个小国叫东帝汶。这个国家领导人跟我们介绍他们国家的状况，聊起了扶贫问题，他说我们的扶贫很简单，不少联合国、国际组织或其他国家的援助，就把这援助分给大家，一下我们就脱贫了，但第二年又不行了。这种就不是授人以渔。
我们现在扶贫战略是扎扎实实的，比如最经典的就是驻村干部，真的驻村，而且是派大批的干部，其中很多是后备干部去锻炼，到了那边帮当地的贫困户，手把手教他们。我前面演讲中提到上海和喀什的联系，我专门去喀什做过调研，上海做了很多“结对子”的活动，就是职业培训。比方他们那边有很好的水果，上海教他们保鲜技术，那边有很多玉石等矿源，就教他们珠宝加工技术，现在纺织业发展很快，教他们纺织技术，还有汽车维修技术等，这些都是授人以渔，让那边很多教师到上海的十几个职业中专、大专院校接受培训，再回去教当地学生，这个覆盖面就很广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点，中国“一带一路”对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做的，不光是简单的给援助救济，不光是输血，而是有造血功能，是这个概念。
郑若麟：现在我们搞了一些职业技术培训班，比如说在新疆，教大家一些生存技艺、生产技术等等。西方居然对这个也会发起猛烈攻击。真正讲人权的国家是中国，我们才是对那些贫困人口真正给予实际帮助。我相信这一点随着中国彻底消灭贫困人口这一天的到来，全世界都会看到的。
骆珺：西方在观察中国和对自己国内做议题设置的时候，基本上都不会提到减贫和扶贫的概念。从这个角度上说，尽管联合国把减贫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事实上真正最大力去推动这件事的还是中国。照理说，观察一个其他国家是要从这个国家最大的特点，这些年来最大的转变来探讨这个国家，从这个角度，减贫的成就应该是西方媒体、智库等最热的话题之一，但在西方恐怕很少谈到。刚才张教授提到美国总统候选人桑德斯，他也是作为非常边缘化的异类来提到这种评价，在美国也是非主流声音。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还是很值得大家警惕。
Q2：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的问题是，贫困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张维为：这次扶贫是强调在现有标准下的脱贫。我查了一些材料，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是联合国的标准，一个是中国的标准，中国每一年都在调整，2018年，是1.5个美元左右。但还要加上我们现在讲的“两不愁，三保障”，这个不一样的，光是保障住房、保障教育、保障医疗，后边都有政府配套的资金投入等等。坦率说，这个扶贫标准不是很低的，因为除了货币化的之外，还有非货币化、非量化的。比如全面小康，2002年十六大期间，按当时量化的标准来看，现在我们达到了，当时是说到2020年人均GDP为3000美元，现在已经将近1万美元了。不过，那时美元汇率高一点，人民币兑美元大概是1比8.3。但无论如何，我们超出那个目标。再比如，恩格尔系数，这是很重要的概念，指你花在食物上的钱占你收入的比例，当时提出到2020年占比要在40%以下，实际上我们去年就达到了。这些指标我们都已经做到了，扶贫明年也肯定可以做到，总体上是相当令人鼓舞的。
郑若麟：我是个记者，记者最大的特点就是观察或看。我在法国生活了20多年，我跟我的法国同行相比过，同样一个记者，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汽车，我们摄入的热量，其实已经完全不比他们差或者差很多。有的情况下，我还觉得我住的房子可能还比他大一点。我们和欧洲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有解决贫困人口的意愿，我们坚决要把这些人从贫困当中拯救出来。他们呢？没有。
张维为：只要在美国生活过就知道，穷人不值得同情。因为这是他自己懒惰造成的，这是根深蒂固的，他觉得我给你提供机会，你自己不抓住，对不起，你就自己贫困下去吧。所以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种姓制度影响之下就会永远贫困下去。所以像中国这样的理念是非常先进的。
我再补充一点关于贫困的标准。我们现在讲精准扶贫，有时候真是蛮难的，这标准怎么定？比方现在农村两个老人，他们的孩子在县城或在城市打工，孩子的汇款你算不算进去？不算的话，就是贫困户，算进去的话，早就脱贫了，这个怎么界定？中国文化是家庭文化，一般都有子女父母之间的互助。所以问题有一定的复杂性。
Q3：中国的税收制度相比于西方的税收制度，在消除或者降低贫富差距这一块有什么优点或者缺点？
张维为：现在扶贫的来源，从中央财政来说，主要是各种税收。西方一部分通过财政收入，但也不完全一样，像法国很多它是靠国家税收，美国往往是靠私人基金会，建立一个扶贫基金就可以免税。所以方法都不一样。
当时邓小平讲的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方面是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帮助落后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帮助相对贫困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第一步我们做得相当不错，最近实际上东西部地区发展过去20年都比沿海地区要快，但在富人帮助穷人方面我们还可以改善，可以做得更好。
Q4：随着大规模人口的脱贫，同时也就意味着大规模的资源消耗的增加。那么我们国家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说我们国家有没有能力来保障从国内国外获取足够的资源来保证国民生活的持续的改善。
张维为：完全理解，实际上当初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是计划经济，比如一位男士多少斤粮食，一个重要原因是除了经济比较没有足够的生产力，另外就是当时10亿这么大的人口，要做到食不厌精怎么可能？但现在我们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营模式，做到了食不厌精，中国吃的比人家丰富多了。中国资源是存在稀缺性，一些关键资源，比如石油，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是不行的。但通过新能源，太阳能，风能等等，还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法的。现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些问题，比如说食不厌精，要吃海鲜光靠海里的不行，只能是人工养殖的，你要吃新鲜活鸡，不行了，现在都是所谓现代化的养殖场。所以我觉得一方面鼓励生活丰富多彩，但同时也要强调适度消费，不要追求过度消费，我称之为有品位的生活。
郑若麟：这实际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千万不要掉进这种陷阱。奥巴马说的非常简单，中国人没有权利过美国人的生活，这才是最荒诞的。地球有多少资源，我们可以相信它的资源足够，至少能让我们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你想想看，除了石油，我们还有多少能源没有发现？还有核能，太阳能，水、风，太多了。关键是人类的发展能不能从和平、从有利于大多数人的角度去思考。现在地球上有一部分人，只考虑他这个种族、他这个国家的利益，他要保证他的国家能够有足够的资源，这才是造成了地球各种各样矛盾的一个焦点，而这是自私的，应该遭到反对。像中国，这么多年来的发展，没有给世界引发一场战争，没有对世界任何资源造成稀缺，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对自己的发展感到羞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