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至今所形成的思想理论成果，可以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概括，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特别是新中国建立近70年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与中国共产党重视思想建设和理论建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到指导思想上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是密不可分的。每到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都重视“务虚”，及时进行“整风”，举办各种理论务虚会、研讨会，澄清思想上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凝聚党内思想共识；用统一的理论指导实践，再用实践检验理论并不断丰富和完善理论，进而用发展了的理论指导实践，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提升，形成良性循环。与世界各国的政党及其领导人相比，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理论素养、理论抱负和理论创新意识都是出类拔萃的。新中国建立70年的伟大成就，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任何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简单说来，就是它能够符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内在需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关于人类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中国所处社会阶段和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宏大叙事，这一理论是一套有效的启蒙叙事，它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上对民众呼吁：“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以后中国共产党也是运用这一思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启蒙，不断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激发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热情，积极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事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观点与中国传统的“民为邦本”思想实现了较好融合，既摆脱了历史上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精英主义，又避免了在人民大众后面亦步亦趋的民粹主义，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理论。这种理论阐述了人民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革命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威力。
其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解决了革命建国和国家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晚清以后，中国面对西方和西方化列强的步步紧逼，传统的大一统帝国已无法维持，国家和社会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任人宰割，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建设现代国家实践的破产，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也行不通，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建成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国家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国家（人民-国家）为基础，同时又吸纳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国家（文明-国家）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很多有益元素，在强调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同时，也重视国家的整合、治理以及人民的情感归属功能。以这种国家理论为指导，中国总体上完成了现代国家建设，实现了除台湾以外的中国大陆的完全统一。儒家和自由主义都曾经碰壁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这儿走通了。
中国共产党革命建国和建设现代国家的成功，其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只有建立起统一、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中国人民才能摆脱对国外势力的“依附”状态，真正实现 “站起来”，才能展开持续的国家建设，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并进行有效的投资和积累，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开发、整合和人员流动，才能保证并逐步扩大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
其三，在经济层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较好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既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时又要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走出一条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以世界之资本主义成就中国之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绝大多数政党和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成功了，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观的大框架下发展市场经济，积极参与、融入全球经济运作，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了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关系。目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既没有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也没有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或“边缘”国家，而是成为独立的一极，并开始引领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出现这种让很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局面，恰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打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既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很多弊端，又避免了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济思想上的突破。
其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革命性作用，把科学技术看作是实现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科学”（“赛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孕育的中国共产党更高地举起了这面旗帜，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并对人民进行科学教育和科学精神的启蒙。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建立了很多新的理工科大学和科研机构。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邓小平则更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成为“四化”之一，科教兴国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抓住科技发展这个“牛鼻子”，加大了在科技事业上的投入，成立了科委、科协、中国工程院等机构，颁布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定期召开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表彰在国家科技发展事业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专家，推动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社会发展实现深度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儒家重“道”轻“器”、视很多技术应用为“奇技淫巧”的思维倾向，又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角度理解科技发明创造、一味强调科技与资本、私有产权相结合的狭隘观点，为中国科技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目前，中国科技研发已进入收获期，科技发展的强劲势头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已经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和戒备，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的科技发展，跨越了西方几百年间的科技发展历程。
其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较好结合，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维度，又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居高临下地看待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为中国应对西方并超越西方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国传统中的很多元素，如儒家的天下为公，墨家的兼爱尚同，道家的顺应自然，法家的依法治国，佛教的众生平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并不矛盾，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维度得到了更好的弘扬，中国特性得到了更好的维护。与此相反，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曾经以捍卫中华文化为己任，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不离口，期间还搞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可这些都经不住民进党“去中国化”的冲击，目前很多台湾人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中国国民党连“中国”二字都不敢大声讲，民进党政府全盘拥抱“普世价值”，拒斥中华文化，胡说什么台湾是“太平洋岛屿文化圈”的一部分，已经到了数典忘祖的地步。由此可见，没有经历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淬炼，所谓中华文化传统也是不牢靠的，“中华文化在台湾”更是一个笑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华民族扎根中国并自信面向世界的有效理论。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进一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还要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中国改变世界的伟大实践实现更广泛、更深入的结合。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千万不能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说成只是中国的东西，不能总是强调我们和人家不一样，我们是唯一的、独特的，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成孤家寡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主义维度，中华民族要为世界上很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世界化，即让中华文明产生世界性影响，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因此，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切不可固步自封、作茧自缚。
本文原载于《上海思想界》2019年8、9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