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在意大利罗马接受意大利第二大通讯社阿德恩克罗诺斯通讯社（Adnkronos）副主编乔治·鲁泰利（Giorgio Rutelli）先生的专访。10月3日，该社在官网刊发了此次专访。以下为该报道的中文译文：

张维为教授接受意大利阿德恩克罗诺斯通讯社专访

张维为讲话时面带微笑，即便言辞尖锐，他的语气依然温和。即便面对采访者试图以一些在西方被视为定论的观点追问，他也不改从容——在他看来，这些“定论”只是西方中心视角颠倒下的产物。阿德恩克罗诺斯通讯社副主编乔治·鲁泰利在位于罗马的美国研究中心（Centro Studi Americani，英文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对张维为教授进行了专访。

此次专访的契机，是由博古睿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CFR）和意大利美国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一场交流活动。博古睿研究院在洛杉矶、北京和威尼斯设有机构。活动中，一批来自“欧洲-大西洋”世界的发言者与嘉宾，同这位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进行了交流。

不过，张维为的身份远不止于此。他是中国最知名的知识分子之一，除了在大学授课，他还担任中国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的首席嘉宾，该节目在各类社交媒体上的观看量更是达到数亿次。

2021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围绕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一主题作了讲解。

他的思想以“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这一概念为核心。在他看来，不能像理解欧洲国家那样，将中国视为一个诞生于近代的民族国家。中国既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工业与行政体系规模庞大的现代国家，也承载着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政治文明。

他对西方的许多批评正是由此而来。张维为认为，多党制、通过选举实现政权更替、自由民主等，不能被当作衡量政治制度效能与合法性的普适标准。采访中，他将这一观点追溯至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的统一，以及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悠久传统。按照他的解释，今天中国对领导干部选拔和治理经验的重视，也源于这种历史延续性。基于此，他提出颇具争议的判断：中国领导层属于全球“治理能力最强的群体之一”，而欧盟领导层则“十分孱弱”，水平“远低于中国领导层”。

与福山的交锋

这套观点显然存在争议。对历史特殊性的强调，容易转化为政治例外论——仿佛每种文明自有标准，那么连最严苛的独裁统治，也可被解释为另一条历史路径。这一点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构成了张维为2011年与《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辩论交锋的核心。两人对现代化的理解几乎截然相反：福山强调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地位，张维为则认为中国的崛起证明了存在着其他现代化路径。

15年后，那场交锋已成为张维为向公众阐述自身观点时的重要内容。他回忆说，自己当时就质疑“阿拉伯之春”带来的乐观情绪，预言它会变成“阿拉伯之冬”；他还指出，需要改革的不只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美国的政治制度更需要改革。他当时就警告，除非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否则民粹主义将毁掉西方民主，美国会选出比小布什更糟糕的总统。本次采访中，他坦然表示，自己这些预言已得到验证，并将其与特朗普的崛起联系起来。

在张维为看来，欧洲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和战略问题：欧洲在对美关系中已失去自主性，而今天的美国本身就是“问题”；他对乌克兰问题态度鲜明，认为北约扩张是这场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部分欧洲国家主张，应为不久后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他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理性的”。

问：张教授，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与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之间，失衡日益加剧。您怎么看？

答：贸易问题已经持续多年，如今看起来愈发严峻。欧盟称中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仅从数据层面看似乎如此。但我们要仔细拆解数字，这笔顺差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欧洲企业，尤其是欧洲车企，它们在华生产汽车并销往欧洲。另外，还要考虑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领域，欧盟对中国是顺差。

如果将欧洲企业在华利润，以及欧洲在服务贸易上的顺差一并纳入考量，差距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悬殊。中方立场十分清晰：我们不追求长期顺差，而是希望实现双方互利共赢，我们需要共同把蛋糕做大。贸易战对中国和欧洲双方都会造成损害，但对欧洲损害更大。如果欧洲一定要发动对华贸易战，那将是愚蠢之举，必败无疑。

问：您将中国定义为“文明型国家”。欧洲国家与中国政治体制差异巨大，双方要在哪里寻找共识基础？

答：我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指中国是自己漫长历史中“百国之合”的产物。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有机结合体。

比如，许多欧洲人批评中国的所谓“一党制”。但我会提醒欧洲朋友，自公元前221年中国实现统一以来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绝大部分时间都实行某种形式的“一党制”，即统一的执政集团，一整套主要建立在儒家传统之上的大一统体制，否则国家就四分五裂，而这个体制背后是一套选贤任能的机制。中国大约在1500年前就创立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看看今天的中国领导层，许多高层领导人在进入最高领导层之前，都治理过多个省份和上亿人口。

因此，我认为中国政治领导层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领导层之一。如果允许我对欧洲提一点批评，我觉得欧盟领导层的能力实在太弱，远不及中国领导层。欧洲值得拥有更好的领导人。

问：不过，美国正在重建并加强其同盟关系，包括供应链和技术领域的合作。欧洲会不会成为华盛顿与北京竞争的舞台？

答：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始终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支持欧洲保持自主。这一立场从未改变。

反倒是欧洲失去了自主性和独立性。法国总统马克龙本人在谈到欧洲可能沦为美国的附庸时，也使用了非常强烈的措辞。

特朗普看不起欧盟。我们了解他的性格，他尊重强大的国家和强有力的领导人。他尊重普京，也尊重中国领导人。至少，我是这样理解他的心态的。

欧洲应该坚定维护自身利益。欧洲的利益不同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不明白的是，欧洲为什么要设法讨好特朗普或美国。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不值得。

中国经常对超级大国说不。我们曾在朝鲜和越南同美国打过两场战争。我们有非常明确的红线，任何国家都不能逾越。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应当认真遵循《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如果今天只能给欧洲朋友一条建议，那就是：欧洲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美国问题”。

问：也就是说，您不认同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盟情咨文”演讲中的判断，即欧洲正在遭遇新一轮“中国冲击”，对吗？

答：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吁欧洲人和美国人更清醒地认识国际形势。15年前，我曾与福山辩论，那是2011年，也就是“阿拉伯之春”发生的那一年。他认为，中国也可能出现自己的“阿拉伯之春”。我说，不可能。我还预言，“阿拉伯之春”会变成“阿拉伯之冬”。

那段时间，我在欧洲等地演讲时也说过，这些事态的发展会给欧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没有人听。后来“阿拉伯之冬”导致大批中东难民涌入欧洲就是这样的例子。

福山还认为，中国需要政治改革。我对他说：“是的，但美国更需要政治改革，因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

我还说，如果不进行切实的改革，美国最终会选出比小布什更糟糕的总统。现在，他们选出了特朗普。我还对他说，如果不改革，那么低智商的民粹主义最终将摧毁西方民主。

问：中美两国也开始讨论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您所在的复旦大学长期与布鲁金斯学会合作，寻求共识。尽管两国存在战略竞争，您认为它们仍有可能共同治理人工智能吗？

答：好消息是，中美两国在峰会期间同意就人工智能展开讨论。这个决定很明智，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惊人，而且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管理不当，它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这两个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能够展开对话，未来或许还能建立预警机制或其他风险管控机制，这将是一个积极信号。

想想核武器。最初只有军备竞赛，后来，人们意识到核武器的毁灭性，美国和苏联才开始讨论军备控制和核武库削减。我们希望，在人工智能问题上能更早开始对话与合作，不必等到灾难发生。

至于技术竞争，英伟达的黄仁勋将人工智能比作一个五层蛋糕：能源、芯片、基础设施、大模型和应用。中国和美国是仅有的两个在这五个领域都有实质布局的国家。

习近平主席本人也认为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属于正常现象，关键是把竞争引导为良性竞争。当然，在这五个领域，中国的实力并不弱，甚至可以说相当强。

问：您曾严厉批评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但对欧洲而言，最主要的问题仍是俄罗斯及其在乌克兰的战争。北京一方面强调自己是一个和平大国，另一方面又与莫斯科保持战略关系。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在经济上就无法维持下去，更不用说在军事上了。北京如何协调其和平大国的自我定位与对俄战略关系？

答：在中国看来，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中国的好朋友。我们对这场战争深感痛心，希望双方能够以某种形式重启谈判，最终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

但对于冲突的起因，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也多次说过，北约的五轮东扩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看来，如果北约在第四轮扩张后就止步，这场战争本来还是有可能避免的。

如今，欧洲很少讨论局势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以及美国、欧洲乃至中国许多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和外交官，都曾警告，北约继续扩张会导致其与俄罗斯的冲突，但北约没有听取这些警告。

问：不过，欧洲许多政府认为，当前有必要做好准备，以威慑俄罗斯。您如何看待这一判断？

答：这恰恰是让我担忧的地方。欧洲应该认真分析导致这场战争的复杂原因，而不是不断渲染未来可能与俄罗斯发生冲突。我完全不认为俄罗斯会主动对欧洲发动战争。这套说法是一些政治人物和欧美军工体系中的某些利益集团在推动。

我来欧洲的次数越多，就越觉得这里越来越缺乏理性的思考。不仅许多政治人物如此，甚至某些学术界人士也是如此，这让人难过。我们必须避免欧洲再次成为世界大战的发源地。这一点至关重要，希望欧洲多听听中国的看法。

问：也就是说，您认为欧洲正在形成一种战争思维？

答：是的。我5月去过德国，与不少人交谈过。我听到不少人公开讨论与俄罗斯开战的可能性，还说必须在2029年，最迟2030年之前做好准备。我觉得这非常不理性。

德国产生过那么多哲学家，应该是一个理性的国家。但此时此刻，我觉得它不是。

问：但欧洲各国政府也指出，俄罗斯实施了一些非常具体的行动，包括破坏活动、使用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以及网络攻击。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让欧洲更加重视安全问题吗？

答：有时候，我们需要回到最基本的原则。这一原则就是：欧洲安全架构必须以共同安全为基础，既保障欧洲各方的安全，也保障俄罗斯的安全。

但欧洲现在实际采取的却是排他性的做法，把俄罗斯排除在外。我记得，90年代初，这里谈论的是一个统一、和平的欧洲，一个范围更广的欧洲共同家园，而不是北约持续东扩的欧洲。这才是正确的方向。我希望欧洲能够回到这一思路上来。否则，风险会非常高。

张维为教授与乔治·鲁泰利先生合影

编后记：本译文仅供读者阅读、交流与参考之用。文中采访者的提问及其所包含的预设、判断和立场，均属采访者及原刊发机构，不代表本平台、编者或译者赞同，也不代表受访者认同。

原文链接：https://www.adnkronos.com/internazionale/esteri/zhang-weiwei-sorride-e-affonda-leuropa-leadership-debole-dipendenza-dagli-usa-e-paura-irrazionale-della-russia_5KvedTfBBrqdiCxV1eUYp6。

阿德恩克罗诺斯通讯社成立于1963年，总部位于罗马，是意大利主要私营通讯社之一。该社通过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向媒体、公共机构及企业提供政治、经济、国际和社会新闻。乔治·鲁泰利现任该社副主编，同时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理事会成员。他关注欧洲政治、产业竞争力与能源安全等议题，并主持该社视频播客《转型中的意大利》（Italia in Transizione）。